李军鹏：迈向中等发达国家需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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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与主要特征
  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呢？或者说，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呢？综合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中等发达国家”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低水平低标准的“中等发达国家”。例如，朱孔来（2005）认为，“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数量标准可以由高收入国家的下限标准以及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上限标准决定，根据这一标准，“中等发达国家”中处于中间位置国家的人均GNP大致在9000—10000美元。另一种看法是高水平高标准的“中等发达国家”。例如，杜秦川、易信、马琳（2017）认为，由GDP、人均GDP和人口数推算的上四分位数和排名前半国家人均GDP均值的稳健组合决定的排名前半国家人均 GDP均值可以得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标准较低标准为35000美元。
  为准确理解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我们首先要准确辨析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三个概念。按照2020年世界银行关于高中低收入国家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103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至404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046美元至12535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人均GNI高于12535美元即为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义，但普遍认为人均GDP在2万美元之上的高收入国家就可以称之为发达国家，其具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开的信息，2019年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水平约为4.825万美元。一般而言，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但并不是所有高收入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或中等水平的国家，而是高收入国家中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如果对中等发达国家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就是高收入国家中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左右、处于发达国家起步水平的国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从经济发展目标上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以具体解释为“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国民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
  用15年左右的时间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进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战略目标是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再达到2万美元普遍都用了十多年左右的时间。如韩国人均GDP于1994年突破1万美元，到2006年突破2万美元，并于2010年稳定地达到2.3万美元。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262美元，如果未来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4.6%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35年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总值将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从国际上已经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国家来看，除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这一标准之外，中等发达国家一般还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经过二次分配之后的贫富差距缩小，基尼系数普遍在0.26-0.35左右。二是产业结构多在中高端，科技创新能力普遍较强，全球创新指数普遍在50.50左右，研发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在2.5%以上。三是人类发展指数处于超高人类发展水平，人文发展指数普遍在0.85以上，人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健康期望寿命等指标均处于高水平，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度与质量均很高。四是高度重视现代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的运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因而，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并进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必须在共同富裕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必须持续推动创新创造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民生保障体系的全民覆盖和均等化，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数字化转型、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完善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各项关键性制度。
  迈向中等发达国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把我国由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国的现代化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我国站在了现代化新起点和新发展阶段，要实现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几个主要问题或障碍：一是基尼系数有待缩小。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在0.465左右，远远高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关键技术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被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卡脖子”问题。2018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只有2.19%，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平均2.5%以上的水平。三是城乡、区域、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显滞后，公共服务投资尚有不足。例如，我国公共教育投资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等等。四是我国数字化转型需要加速。2020年，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为0.7948（满分值为1），处于全球第45位，特别是在数据共享与数据开放、电子参与等方面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现代化时间紧迫，机遇稍纵即逝。我们要认真制定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坚持系统思维，从整体性、战略性、协同性的视角出发，统筹解决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要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初次分配方面，要改变目前企业利润、工资收入、政府税收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提升劳动者所得的比重；在再分配方面，要通过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财产税与遗产税方式逐步加大调节分量，同时要完善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使各地享有均衡的人均财力；在第三次分配方面，要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完善慈善税收抵扣与优惠制度，从而使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是要在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方面取得重大发展。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力争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35年，我国创新指数的全球排名要由2019年的第14位跻身至前9位之内，全球竞争力指数应从2017年的第27位上升到2035年的前13位。到2035年，我国应出现更多引领世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产出一批对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在若干重要领域开始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科技创新水平迈向国际第一方阵。
  三是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要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向往为导向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民生保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享发展。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坚持就业优先、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高中教育免费与大学教育普及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和老年护理保险体系，提升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全国城乡统一的居民医保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建设，加快推动城乡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统一标准一体化建设，到2035年基本实现全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化。
  四是要在建设世界一流数字政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要提升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国际排名，由2020年的全球第45位提升到2035年前10位的水平，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由2020年的0.7948提升到2035年的0.9228以上。要发展智能服务，运用大数据技术自动透彻感知公众需求，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电子在线服务要由政务处理阶段全面发展为整体服务阶段，推进政府对公众、政府对企业的先进电子服务，实现全面数字化的公共管理，投入充足资源发展在线门户网站和一条龙的服务门户网站，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与公共服务”体系，打造透明高效的世界一流在线服务。要加强开放政府建设，大力开放政务数据，认真规划数据管理，制定政务数据开放政策、法律和制度框架，确保实现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利。要推进政务信息共享，整合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基本实现应用系统互联互通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五是要系统安排2021-2035年中的“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十四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应按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设计，例如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大学教育毛入学率、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指标要力争到2025年都逐步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而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奠定良好基础。“十五五”“十六五”两个五年规划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应按照2035年达到基本现代化水平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设计，即到2035年，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6%-5.2％、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3.2％、大学生毛入学率达到75％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5年。其中，提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关键，从我国教育体系发展的态势看，未来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主要依靠提升高中阶段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因此，建立全面免费的高中阶段教育制度和普及化的开放高等教育制度就是必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