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 徐秀军：亚洲经济运行的现状、挑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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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长期以来，亚洲经济以相对其他地区较高的增速成为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增长点，亚洲经济未来运行趋势是决定世界经济走势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当前亚洲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外部风险加速暴露，内部挑战也不断攀升，亚洲经济正在经历各种问题的叠加效应的冲击。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对促进亚洲经济增长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意义。　
　　 经济增长放缓及其原因
　　 近年来，同世界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一致，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出现了下降。2019年，全球九成经济体都放慢了增长的脚步。根据2020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9%，创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上年同期报告预测值下调了0.6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2019年亚洲经济增速也出现超预期下行，并且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大。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受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合作中不确定性的影响，2019年亚洲经济体商业信心、投资决策遭遇冲击和干扰，生产和贸易成本增加，经济活动总体上明显放缓。根据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数据，2019年亚洲经济体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4.1%，较2018年下降0.7个百分点，创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
　　 分地区来看，2019年南亚和东亚经济体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速较高，均约为4.8%；中亚经济体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速为1.7%，较2018年下降1.6个百分点；西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最差，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速为-1.2%，较2018年下降1.3个百分点。从不同收入群体的经济体来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决定亚洲整体经济增速。按现价美元计算，2019年中高收入经济体占亚洲经济体经济总量的比例为52.6%；中等收入经济体占亚洲经济总量的比例约为七成。部分重要中等收入经济体受外需疲软和内部不确定性共同作用，2019年经济增速出现下滑。
　　 分国别和地区来看，很多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低于预期。在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纳入统计的47个亚洲经济体中，29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较2018年有所下降，占比超过六成。根据 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2019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1%；仅在3个月后，由于该国消费和投资持续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该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调整为4.8%，较此前估计值大幅下调1.3个百分点。
　　 进入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冲击及其引发的其他风险加速上升，亚洲经济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部分经济体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如果说2020年亚洲经济下行可以归咎为突发因素的作用，此前几年亚洲经济的持续下滑的原因更值得警醒。导致近年来亚洲经济下行的原因很多，既包括短期因素，也包括中期和长期因素。
　　 短期因素主要源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严重抑制了全球贸易投资往来，极大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多次指出，贸易战造成的累积经济损失可能达到70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0.7%。其直接原因是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的全球总需求不足。这在全球物价水平稳中有降和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同步之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据瑞银集团估计，2019年全球消费支出创 10年来增速新低，其中主要是亚洲国家消费大幅下降。全球消费减速的40%来自印度，土耳其和中国各占25%。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也使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从而导致疫情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
　　 中期因素主要源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递减。亚洲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递减，可以从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成为政策讨论焦点之一得到证实。在“现代货币理论及其实施与挑战”一文中，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前委员白井早由里点明了该理论被热议的本质：突出强调财政扩张政策反映出对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表现的失望，包括低于预期的增长和通胀，已经处于萎缩境况的全球制造业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长期因素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当前，亚洲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强化，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复杂影响，以及各国经济体制机制对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形成的掣肘，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意味着盈利等预期长期都不看好，由此对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就业、收入和物价表现
　　 在就业、收入和物价等与民生相关的经济指标上，尽管总体上延续了近年来的向好态势，但也出现了一些发展动向。关于2019年就业、收入和物价等方面短期表现的分析，既能够反映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些长期趋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亚洲经济存在的一些长期问题提供解释。
　　 （一）就业与收入表现
　　 在就业方面，亚洲经济体总体形势较为稳定，但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从而为一些社会问题的凸显埋下隐患。与2018年相比，2019年亚洲经济体失业率仅有小幅攀升，并且失业率仍保持在5%以下的相对较低水平。国际劳工组织（ILO）估算数据显示，2019年亚太地区15岁以上人口失业率为4.4%，较2018年上升0.1个百分点。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划分，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失业率较低，分别为3.0%和4.1%；西亚地区失业率最高，为11.9%，较2018年上升2.0个百分点；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失业率处于中等水平，分别为5.8%和5.4%。亚洲经济体中失业率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2019年越南、缅甸、尼泊尔、泰国、巴林、柬埔寨、老挝和卡塔尔的失业率都不高于2%。而巴勒斯坦由于受战争威胁，失业率高达26.2%；亚美尼亚失业率也相对较高，为17.0%。2019年失业率超过10%的亚洲经济体还有约旦、格鲁吉亚、土耳其、也门、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中，印度的失业率相对较高，2019年约为5.4%，较2018年上升0.1个百分点；韩国的失业率为4.1%，较2018年上升0.3个百分点；日本失业率为2.3%，较2018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中国失业率与上年持平，为4.3%。但是，亚洲青年失业率仍较上年有所提升。国际劳工组织估算数据显示，2019年亚太地区15~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3.8%，较上年提升了0.3个百分点。由于多数亚洲经济体经济遭受疫情冲击，就业市场的稳定环境遭到破坏，失业问题成为很多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需要应对的突出问题。稳就业成为2020年甚至今后几年中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之一。
　　 尽管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失业率较低，但人口老龄化问题给就业带来的挑战不断加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8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7%；在有统计数据的45个亚洲经济体中，同期有11个亚洲经济体的这一比例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其中，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居亚洲第一，2018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7.58%，超过全球平均的3.1倍；紧随其后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6.88%和14.42%，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过去10年中，有37个亚洲经济体的老龄化水平有所上升，甚至一些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老龄化水平也出现了快速上升势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2018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较快的5个亚洲经济体为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分别上升6.34个、4.50个、4.32个、4.32个和3.65个百分点；同期，泰国、斯里兰卡和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均上升3个百分点以上，分别为3.49个、3.34个和3.11个百分点。对很多亚洲经济体来说，人口老龄化不仅短期内不可逆转，未来还将会进一步加剧。老龄人口占比上升不仅导致相关国家（地区）就业市场的紧张，还会加重社会负担并引发相关社会问题。在收入方面，近年来多数亚洲经济体有所改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蒙古、孟加拉国、越南、印度、中国、柬埔寨和老挝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幅较大，都超过了5%；预计2019年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是，2018年文莱、巴林、伊朗、阿曼和黎巴嫩等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其中文莱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较上年下降4.7%，预计2019年人均收入将随该国经济形势好转而有所提升。
　　 在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方面，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2020年版世界各国（地区）概况显示，纳入统计的42个亚洲经济体基尼系数均值为0.37，低于0.386的世界均值。分地区来看，东亚地区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均值高于世界均值，为0.388，但仍处于收入相对合理区间；西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均值均明显低于世界均值，分别为0.369、0.356和0.348。分经济体来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尼系数居亚洲首位，为0.539。此外，中国内地、沙特、新加坡、菲律宾、土耳其、马来西亚、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等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处于0.49～0.40的收入差距较大区间。这些亚洲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收入分化加大成为近年来有关亚洲经济体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将对未来亚洲经济社会结构的稳定带来冲击。
　　 （二）物价与货币政策
　　 受食品价格上升和外部因素影响部分国家通货膨胀率出现快速上涨。2019年伊朗通货膨胀率达40.9%，相比2018年上升23.1个百分点；巴基斯坦通货膨胀率在2019年11月达12.7%，创9年来最高水平，全年通货膨胀率为9.4%，相比2018年上升4个百分点。2019年12月，印度通货膨胀率上涨至7.4%，首次超过印度央行设立的6%的通胀最高上限。部分国家虽然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货膨胀率相比2018年下降3.1个百分点，仍高达14.5%；2019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较2018年有所降低，但在2019年12月仍保持在11.8%的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甚至出现通货紧缩。2019年前11个月，日本通货膨胀率平均为0.4%，相比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韩国通货膨胀率在2019年也降至历史低点，仅为0.4%，为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相比2018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伊拉克等部分西亚国家出现通货紧缩。自2019年1月起，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消费物价指数陷入同比负增长，而卡塔尔自2018年9月起，也曾连续数月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很多亚洲经济体通过降息刺激经济增长。2019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塞拜疆、巴林、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科威特、马来西亚、尼泊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亚美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23个经济体共计60次宣布下调基准利率。其中，土耳其央行扭转了此前的货币紧缩政策，2019年共降息4次，累计降息幅度最大，为1200个基点；累计降息幅度超过100个基点的经济体还有阿塞拜疆、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下降225个、100个、175个、135个和100个基点。尽管日本没有宣布降息，但其仍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2019年短期利率维持在-0.1%，并通过采取购买长期国债等措施，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2019年中国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尽管未调整基调利率，但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2019年8月，中国央行宣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1年期贷款市场首次报价利率为4.25%。其后，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于9月和11月降至4.2%和4.15%。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央行还实施了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少数亚洲经济体宣布加息。例如，2019年巴基斯坦央行四次宣布加息，自2018年1月进入加息通道以来累计加息750个基点，基准利率达13.25%。
　　 进入2020年，一些经济体货币存量规模较大、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部分农产品供应偏紧、工资物价联动性增强等问题更加突出，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越来越多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这又成为推升通胀压力的重要因素。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如何防止经济下行压力与通货膨胀压力同步加大并产生叠加效应需要很多亚洲经济体加以重点考虑。为了兼顾稳增长和抑通胀的双重目标，相关亚洲国家在短期内要注重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增加有效商品供给；而长期来看，要加大对创新发展的支持，促进产业链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突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形势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亚洲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早在2013年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在2019年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中国还是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二大国。但是，受世界经济放缓和保护主义的影响，亚洲经济体的外需下降，贸易和投资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一）国际贸易形势
　　 在国际贸易方面，2019年亚洲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但仍有望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2019年前11月日本货物进出口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4.2%。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为1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8.3%，其中出口额为5424.1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0.3%，降幅创10年来新高。受经济制裁等因素影响，2019年前三季度伊朗货物进出口额为471.1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大幅下降50.9%，成为亚洲经济体中贸易萎缩最为严重的国家。但也有一些经济体货物贸易额出现上涨。如2019年前三季度乌兹别克斯坦货物进出口额为273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42%。在服务贸易方面，一些亚洲经济体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印度、韩国、蒙古、老挝、卡塔尔、以色列等服务贸易额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长。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多国家采取了严厉的封锁政策，亚洲各国对外贸易往来因此受到严重阻碍，短期内贸易可能出现大幅下滑。
　　 尽管贸易增长动力不足，但多数经济体的经常项目收支更趋平衡。为创造区域贸易增长动力，亚洲主要经济体积极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并取得实质性进展。2019年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各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除印度外的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性所有市场准入谈判。RCEP的达成是对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积极应对，并将成为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与投资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并提出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作为亚洲重要经济体，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加深，无疑会对东亚地区以及亚洲和世界经贸合作带来积极影响。除多边合作外，2019年亚洲经济体还与亚洲区域内外经济体达成的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如2月1日生效的日本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2月13日生效的中国香港特区与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12月1日生效的中国与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等。作为最大的亚洲经济体，中国不断拓展自由贸易区合作对象。2019年10月17日，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签署的第17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形势
　　 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多数经济体增长乏力，但部分国家投资环境有所改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13.4%。其中，流入亚洲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额为5528.3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3.7%；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例为42.6%，较2017年上升7个百分点。201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01万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28.9%。其中，亚洲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516.8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5.3%；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为54.4%，较2017年上升13.5个百分点。根据2020年1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39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4730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6%。
　　 从经济体来看，中国仍是亚洲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估计2019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400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估计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沙特阿拉伯也分别较2018年增长16%、12%、9%和 9%。由于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投资政策的变化，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估计在2019年降至78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46%；土耳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则估计从2018年的130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83亿美元。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一些亚洲国家推出了大量新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在46个纳入统计的亚洲经济体中，32个亚洲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分有不同程度提升，占比超过68%；25个亚洲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有不同程度提升，5个亚洲经济体与上年持平。并且，在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10个经济体中，有8个属于亚洲经济体。其中，沙特阿拉伯营商环境排名跃升30位至62位，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经济体；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上升15位至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前十。由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亚洲地区在摆脱短期突发事件的影响后，仍将保持对外商直接投资较高的吸引力。
　　 亚洲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
　　 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一些与亚洲经济运行相关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因素值得关注，其中以下六个问题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一）债务风险持续攀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数据，在纳入统计的43个亚洲经济体中，有34个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9年出现上升，占比达79%。其中，巴林、阿曼和不丹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较多，分别较2018年增加7.0个、6.5个和6.3个百分点。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较2018年上升4.9个百分点，沙特阿拉伯上升4.2个百分点，韩国上升2.2个百分点，印度上升1.0个百分点，日本上升0.6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债务水平不仅在亚洲地区是最高的，而且在发达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体中也处于最高水平的行列。IMF估计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237.7%。在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有27个亚洲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占比为62.8%。如考虑到各国为应对疫情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这一比例将大幅上升。
　　 在私人部门债务方面，多数亚洲地区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同样呈现上升态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数据，相比2018年第四季度，在纳入统计的12个亚洲经济体中有7个经济体的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在2019年上半年出现上升，5个经济体的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有所下降。鉴于部分亚洲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并且采取了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债务水平还将继续攀升，并由此推升了金融危机风险。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研究了包括日本在内的8个主要经济体并提出警告说，由于利率超低，投资者购买的高风险债券总额已达到19万亿美元，占企业债余额的40%。这种违约可能导致企业版的次贷危机。以GDP衡量的影子银行脆弱性在80%的经济体中有所加剧，这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才出现的情形。疫情导致的大范围停工停产严重增加了相关产业私人部门的债务负担，部分国家还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倒闭。
　　 2007年至2019年间，共有48个新兴经济体的外债依存度明显上升。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这种风险敞口可能会起到放大器的作用。发达经济体由于超低利率导致的股市泡沫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以至任何扰动均可能引发剧烈震荡。2019年11月瑞银集团对分散在全球13个市场3400多名“高净值”人士进行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人认为2020年会出现经济衰退，六成受访者说他们用增加现金的方式来为应对2020年衰退做准备，55%的人认为2020年底前会出现大规模市场抛售。现金储备目前在个人资产中占比为25%，比正常情况下高出2~3个百分点。目前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巴菲特）手持现金达到创纪录的1280亿美元，在2009年仅为230亿美元。由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圣路易斯美联储联合开发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于2019年第三季度达到创纪录水平。
　　 （二）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当属负利率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在政策利率层面，负利率主要指央行对商业银行实施负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在存贷利率层面，是指银行直接向储户揽收和发放名义利率为负的存贷款。在市场利率层面，负利率以前主要指债券在剩余期限内支付的利息总额低于投资者为购买债券支付的溢价，而目前则出现了名义收益率为负的债券及其规模的快速增长，后者主要集中在欧洲和日本。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当前全球负利率的企业债和政府债已达15万亿美元，有一些金融机构估计达17万亿美元。特别值得担忧的是2019年负利率债券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较上年增长了一倍多。未来几年，超低利率或负利率有可能成为常态。美联储估计未来几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中的20%以上都可能是负利率。
　　 人们之所以要去购买负利率的债券，归纳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投资者预期利率还会继续下跌，因而投资债券有利可图；其二，持有大量现金的成本比较高，据美联储估计大约是0.3%，且超过一定额度的存款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其三，在金融机构等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常常需要有一些相对低风险和高流动性的资产配置，尽管收益率为负，政府债券还是同时满足了低风险和高流动性两项要求。　
　　 负利率带来的影响复杂而广泛，它不仅严格压缩了各国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空间，还会不断挤压商业银行盈利空间、降低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弱化抗击风险的能力、扰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激励投机者借贷并投向高风险资产、加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错配风险等，成为各种风险聚集和累积的温床。目前，这些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递减，并且负面效应逐步加大。
　　 （三）地缘政治矛盾与冲突
　　 地缘冲突仍将是影响亚洲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武力冲突升级，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给相关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市场稳定带来巨大冲击。2019年5月12日，沙特阿拉伯等国油轮在波斯湾水域遭袭。5月14日，沙特阿拉伯阿美公司在利雅得地区多处石油设施遭到破坏。6月13日，两艘大型油轮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疑似遭遇水雷袭击，导致油轮爆炸起火，船体严重受损。7月19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不遵守国际海事规则为由，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一艘英国“史丹纳帝国”号（StenaImpero）油轮，在该油轮被扣押之后，英国随即向波斯湾派出了驱逐舰“邓肯”号，这是英国海军向波斯湾派出的第二艘军舰。9月14日，沙特阿拉伯阿美公司所属的两座炼油设施遭受无人机攻击并引发火灾，遭遇袭击的石油生产设施陷入瘫痪，阿美石油公司也被迫暂停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但美国却将矛头指向伊朗，这导致美伊关系进一步紧张。10月11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艘油轮在沙特阿拉伯附近海域发生爆炸，导致石油泄漏流入红海，伊朗石油公司发表声明称油轮可能遭遇导弹袭击。2020年1月3日，美军无人战机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伊朗特种部队总指挥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在内的多人死亡，引起全球震动。作为对美军的报复，1月8日，伊朗对美军在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进行导弹袭击。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愈演愈烈，给中东局势发展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朝鲜半岛核问题、印巴紧张关系以及南海问题等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国内社会问题激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加大。2019年以来，包括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等亚洲经济体均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并升级为暴乱，并造成严重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印度暴乱造成数十人死亡和至少1500人被捕，伊朗暴乱造成城市秩序严重破坏和至少50人死亡，伊拉克暴乱导致200人死亡。社会暴乱的频频发生与相关经济体增长持续低迷、收入分化加大和中产阶级的萎缩以及民族、宗教矛盾升级和民粹主义思潮盛行密切相关，外部势力的干预也是很多国家暴乱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深层次原因来看，此起彼伏的国内动乱反映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国家政府治理能力弱化、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攀升带来的就业不足和就业脆弱性、信息技术普及引起的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虽然各国暴乱的情况各异，但很显然民众和政治机构之间的信任缺失日益严重，社会契约面临的威胁日益增长。这些问题和趋势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变，部分国家将有可能进入较长时期的动乱多发期，并对亚洲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
　　 2020年，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在中国迅速蔓延。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控制人员流动和延迟工厂复工等措施，交通运输、商业、餐饮、物流仓储、旅游等行业因此遭受重大冲击。在其他国家陆续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多次提高疫情的风险等级。2020年1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报告中，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全球范围和区域范围风险评估为高风险，对中国造成的风险为非常高。1月30日，WHO 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韩国、伊朗、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疫情形势也十分严峻。
　　 尽管目前仍难以评估疫情对疫情严重的亚洲国家经济和亚洲经济带来多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将不可避免会拖累亚洲经济增长。同时，欧美等地区的疫情蔓延也将对亚洲经济带来外部冲击。2020年3月2日，经合组织（OECD）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将较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至2.4％；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大范围暴发，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率甚至会降至1.5％，仅为疫情发生前预期增长率的一半，并且日本和欧元区经济还可能会陷入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和全球的蔓延成为目前来说对亚洲经济和对外经贸合作的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突发性事件。
　　 在人类同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的同时，全球蝗灾已拉响警报。2020年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向全球预警，希望全球高度戒备当前正在肆虐的蝗灾，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本次蝗灾始于东非，并渡过红海进入欧洲和亚洲。伊朗南部、印度巴基斯坦边界等区域都出现利于蝗虫繁殖的气候条件。蝗灾的后续影响不容忽视。此外，亚洲是干旱、洪涝、台风、地震、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之一，不排除突发性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带来重大冲击。
　　 （五）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
　　 由于原油是产业链上游不可缺少的不可再生原料，并与金融货币紧密绑定，因此在大宗商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由于在全球储量分布极度不均衡，石油资源往往被产油大国作为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重要手段。这表明，原油价格波动不仅仅受经济规律所支配，还与各种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价格大幅波动是原油价格走势的基本特征。2020年3月9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31.13美元/桶，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4.6％；5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34.36美元/桶，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4.10％。
　　 本轮原油价格大幅下跌，除了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需求下降有关，还深刻反映了沙特、俄罗斯和美国等产油大国之间的长期政治博弈与制衡。俄罗斯虽然是原油生产和出口大国，但由于不是欧佩克（OPEC）成员，在能源政策上没有义务同欧佩克保持一致，常常根据自身利益规划原油产量。这导致沙特主导的欧佩克减产计划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并使沙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2020年3月6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联合部长级会议上未能就俄罗斯的减产量达成一致，成为引发本次下跌的直接原因。同时，由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美国借助页岩气开发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沙特有意用“增产—压价”策略来阻止美国页岩油气创造的“石油新秩序”。而打击油价也是美国制裁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此复杂的政治博弈预示了国际原油价格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不仅直接引发国际原油市场的动荡，还对亚洲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经济都带来较大影响。此外，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值得关注，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持续不断和经济持续放缓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六）美国经济走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成为经济复苏最为强劲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并推动了资本市场向好发展。然而，无论从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当前的形势正在发生改变，并首先在作为未来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得到充分表现。2020年3月9日，美国股市开盘仅4分钟因跌幅达到7%而触发熔断，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三大股指收盘跌幅均超过7%。这是1997年10月27日以来美股第二次触发熔断。3月12日，美股再度触发熔断，创造了一周出现两次的历史纪录。3月16日，在美联储前一日紧急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100个基点至0%~0.25%并推出7000亿美元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的前提下，美股开盘即触发熔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超过12.9%，创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3月18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次触发熔断。在不到10个交易日出现4次熔断，这在世界股票市场交易历史中绝无仅有。
　　 尽管此次股市暴跌与突发性的疫情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美国股市所释放的信号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经济的深度担忧。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下，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一些研究认为，美国可能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5.9%。面对经济衰退风险，美国很难推出有效的应对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上，基准利率的下限已调到零，而财政政策空间也十分有限。特朗普上台后，由于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财政赤字水平有所回升。截至2018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仍达5.7%；2018年美国政府总债务额达21.46万亿美元，为2001年的3.8倍，总债务额占GDP的比例达104.3%，约为2001年的两倍。债务问题既是美国政府经济问题的集中反映，也是推升美国经济风险的重要因素。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股市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充分表明美国的经济风险已处于高位，以至于任何扰动均有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震荡。而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成为引爆各种累积风险的“导火索”。一旦各种美国的经济风险暴露，不仅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冲击，其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必将对亚洲经济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并成为影响亚洲经济未来走势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
　　 亚洲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考虑到各种迟滞亚洲经济增长的因素大多数在中长期内不会消失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经济的冲击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同时考虑到时各国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会对消费与投资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各国监管当局已开始对各种金融风险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以及各领域的亚洲区域合作持续推进，亚洲经济在未来几年中将行进在中低速轨道。受突发性因素的影响，2020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根据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经加权计算的亚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0.5%，较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2.5个百分点，其中同期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1.0%，较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4.0个百分点。同时，不排除个别亚洲经济体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金融市场频繁大幅波动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亚洲经济运行现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孕育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尽管受各种短期因素影响，近期亚洲经济运行形势不容乐观，但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亚洲经济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亚洲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且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0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将首次超过一半，为50.2%，比2019年上升0.7个百分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韧性开始显现，并且存在长期向好动力。在较好的疫情防控成效以及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引导下，中国经济相对其他经济体将表现更为突出。如果实现3%左右的增长目标，即使其他所有亚洲经济体都是零增长，中国就可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约1个百分点，足见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之大。同时，中国将带动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并依托各种双边、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和引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塑造亚洲经贸合作和经济增长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