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自由贸易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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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美国企业研究所社会及经济研究中心）

  一、为什么要选择自由贸易？
  鉴于质疑自由贸易的声音很突出，比如哈佛大学的Dani Rodrik(Rodrik 2018)和剑桥大学的Ha-JoonChang(Chang 2008)，很容易夸大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的分歧。怀疑论者通常声称工业化对现代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由于工业化过程通常是在相当程度的经济保护下进行的，就像18世纪末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经济体一样，他们认为，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典（canonical）建议是错误的，即简单地向贸易开放市场。
  除了每一项看似成功的依赖进口保护的产业政策都可以找到几个失败的例子外，保护主义和制造业之间的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18世纪存在重要的贸易壁垒，但很少有经济史学家认为这些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同样，在高度保护主义的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和资本积累的增长推动的，而不是贸易政策。事实上，正如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关税可能通过提高进口资本商品的价格阻碍了资本积累”，在公用事业和服务等未受关税影响的行业中，观察到的生产率增长似乎也是最强劲的(欧文2001)。此外，工业化并不是通向高收入的唯一途径。例如，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崛起围绕着劳动力输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常规设想的工业化。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在各自的经济起飞期间也避免了传统的工业化形式，并保持了极高的经济开放度。
  自由贸易的理由依赖于一系列论点，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分别提出的经典分工和比较优势概念，通过将贸易开放与经济表现联系起来的充足的经验证据，到在所谓的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y)的保护伞下发展出来的新见解。后者使用关于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的现实假设来解释现实世界贸易流动的丰富性。可以肯定的是，新贸易理论下的贸易情况比以前的情况更复杂，也不是没有限制。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经济专业人士都会同意，对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复杂因素，自由贸易构成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基线政策制度。
  因此，自由贸易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所有政权下的政治领导人都面临着向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提供利益庇护以换取其支持的诱惑，同时将此类政策的成本分散到更广泛的人口中。关税、配额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就是很好的例子。国内生产商的收益往往是可观的，而国内消费者和外国生产商之间的贸易因此带来的收益损失却很大，尽管从单个消费者个体的角度来看收益损失很小。19世纪经济学家兼记者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特(Frédéric Bastiat)在其著名的文章“看到了什么和看不到什么”(What Is Seed And What Is Not Seed)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保护主义政策的收益往往是可见的，而它们的成本(即，失去的机会)则是不可见的(Bastiat1850)。
  因此，贸易自由化的挑战本质上主要是国内的：一是遏制组织严密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或者，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我们达成国际贸易协议的原因，不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相反，真正的目标是保护我们不受自身的影响：限制过去主导贸易政策的特殊利益政治和彻头彻尾的腐败。”(克鲁格曼2018年)。
就个人而言，各国政府面临的选择是，是否为本国生产商提供免受外国竞争的保护，同时将整体负担强加给经济的其他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这一选择可以理解为囚徒困境，也可以理解为猎鹿游戏。无论哪种方式，此类集体行动问题的存在都为国际机构在政治上维持贸易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自由与不自由的贸易史
  自由贸易不是历史常态。斯密在他1776年的里程碑式著作《国富论》中写道：“期望在大不列颠完全恢复贸易自由，就像期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大洋洲或乌托邦一样荒谬。”(Smith1979，第471页)。英国和西方世界——甚至是全人类——从那时起，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斯密没有预见到，他的教义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教义很快就会激起一股政治激进主义浪潮。开放贸易的运动导致了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这项法律的引入是为了保持国内谷物价格的上涨(以及地主应收的租金)。欧洲随后出现了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实现的。1860年英国和法国缔结的“科布登——谢瓦利埃贸易条约”为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一个范本。取消了对法国进口的禁令，取而代之的是不超过30%的关税。英国大幅降低了葡萄酒关税，并开始允许许多法国产品免税。“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在整个欧洲大陆引发了一波类似结构的双边贸易协定，其中许多协定具有“最惠国”条款——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贸易自由化时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Kindleberger，1975)。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各国不分青红皂白地适用它们向任何其他国家提供的相同条款。贸易自由化甚至最终到达了曾经与世隔绝的日本和中国帝国，它们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签订了贸易协定——就日本而言或者被迫允许外国列强制定他们的贸易制度——就像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
  然而，开放的贸易体制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当时既有的贸易协定到期重新签署时，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气候已经改变。此外，保护主义思想又重新流行起来，特别是通过德国历史学派的工作，以及它的“幼稚工业”论点在欧洲迟来的工业化国家中的突出表现。德国历史学派预言了当今贸易怀疑论者的观点，拒绝接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等经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的论点中隐含的世界主义。相反，它支持一种狭隘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点，这种观点在欧洲民族国家，特别是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的巩固过程中自然产生了共鸣。
  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后，俾斯麦向法国强加了一笔可观的战争赔偿金。法国提前还款后，德国经济陷入1873年恐慌引发的危机。这些困难放大了德国生产商要求关税保护的呼声。政府还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以弥补法国提前还款造成的缺口。1879年，俾斯麦引入了铁和黑麦关税，对各种农业和工业产品征收进口税：粮食、肉类、猪、纺织品、机械以及各种半成品。1882年，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导致该国经济陷入衰退，持续了这个世纪剩余的十年时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加剧了衰退。在19世纪80年代后半段，这些问题产生了足够的政治压力，要求重新引入贸易壁垒，包括在传统上以出口为导向的行业。1892年，一种新的关税制度被引入，以其主要倡导者朱尔斯·梅林(Jules Méline)的名字命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系列的贸易冲突和逐步的报复性关税上升。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贸易在后来被称为“第一代全球化”的期间继续扩大，尽管没有达到目前世界各地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这一时期贸易的增长主要是运输成本下降和以金本位为基础的一体化金融体系的结果。当战争来临时，对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国政府引入了新的关税、外汇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并试图重新调整他们的经济方向，转向战争生产。贸易所需的有形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港口——正在被摧毁，交战双方频繁进行封锁和潜艇战役，以中断彼此的贸易流动。
  可悲的是，1918年的和平并没有阻止保护主义的浪潮。除了1927年至1928年之间的临时关税休战外，平均关税税率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继续攀升，然后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而呈爆炸式增长——特别是在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出台后，美国拒绝自由贸易(Mad-sen 2001，p.850)。因此，从大萧条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贸易量收缩了约40%，使国际贸易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与金本位制挂钩的国家，急于推行保护主义的现象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冲击(Eichen-Green和Irwin，2009)。然而，未能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带有最惠国条款的双边贸易协定的蛛网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问题。各国政府没有参与贸易自由化，而是等待其他国家承担贸易谈判的政治重任，然后希望通过最惠国条款获得好处。1932年，联合王国对英联邦国家实行优惠关税制度，标志着非歧视性贸易制度的有效瓦解(世界贸易组织，2007年，第39-43页)。
  相比之下，自1945年以来取得的进展令人震惊。主要工业化经济体在20世纪40年代末实施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20%，早先的一些估计高达40%(Bown和Irwin 2015)。今天，在经历了70年的持续贸易自由化之后，这一比率稳定在5%以下。这一下降是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主持下的多边关税削减以及优惠的、主要是区域组织的贸易安排激增的结果。
  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谈判分几轮进行。最近的一次是多哈回合，于2001年启动，自2015年内罗毕部长级会议以来实际上已经死亡。虽然最初的几轮谈判包括几十个国家，耗时数月，只涉及关税让步，但159个国家正在参与当前的多哈回合——这轮谈判压倒性地集中在监管和非关税壁垒等复杂问题上。在某种程度上，世贸组织体系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在大多数关税和配额已经移除的情况下，剩下的都是政治敏感部门(如农业)的棘手问题，监管制度的多样性，知识产权问题等等。正如愈演愈烈且毫无结果的谈判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参与的共同论坛，坚持以“单一承诺”(要求就所有事情达成协议，否则就什么都不做)的形式进行谈判，可能不再是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最合适场所。
  然而，仅仅通过现已停滞不前的多边谈判的棱镜来看待世贸组织是错误的。它的主要贡献是非歧视思想，这已成为全球适用的一项基本贸易政策原则。非歧视指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首先，非歧视意味着各国政府给予国内和外国商品(或投资者)同等的法律和监管待遇。第二，不歧视涉及最惠国待遇的概念：各国不得在法律上歧视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或投资)，必须对从任何国家向所有国家进口的商品实行最优惠待遇。这一原则不是绝对的——如果是绝对的，那么世贸组织以外的贸易自由化将是不可能的。根据GATT第24条，只要不增加其他国家面临的贸易壁垒，开放所有贸易(以避免扭曲)，并适当地向WTO报告，就可以允许达成优惠贸易协定。因此，该组织允许各国就超出多边贸易协定范围的贸易义务达成一致。
  世贸组织条约提供的一种选择是，通过在各国自行选定的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进行谈判，通过谈判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的“世贸组织+”的方式进行，这些协议增加了现有的义务，并为那些选择通过成为协议缔约方而接受义务的成员提供额外的价值(巴克斯，2018年)。
  围绕世贸组织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也提供了许多可以解决冲突的场所，邀请各国(有时是公司)“挑选”合适的场所来解决它们的争端(Busch 2007)。容易的问题通常以双边方式解决，而较困难的问题则在世贸组织层面上以多边方式解决(David 2009)。世贸组织有一个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组成的两个阶段的系统，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
  WTO怀疑论者有时指出，成员国的贸易额并不比该组织以外的国家多(Rose，2004)。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环境中，PTA可以通过补充多边体系而不是破坏多边体系而有效地进行——正如它们在193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很重要，因为即使从理论上讲，经济学家也会对PTA持怀疑态度。在“次优”经济理论下，有选择地取消贸易壁垒会造成新的扭曲。因此，部分贸易自由化破坏的贸易额可能会超过贸易创造的福利收益。即使是严重的保护主义，只要它是非歧视性的，也不一定会改变相对价格。然而，有选择地取消从少数国家进口的关税，可能会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加强与这些经济体的贸易。如果由此导致的贸易流动扭曲程度远远超出潜在经济基本面所能解释的范围，就可能导致整体效率降低。
  与过去往往由相互竞争的殖民大国建立的交战贸易集团不同，今天的PTA不会产生这种反常的结果。除了这些协定发生在世贸组织塑造的国际环境之外，这些协定往往在地理上或由于其他潜在联系，如共同的历史、语言或过去的经济和商业联系，在已经是自然贸易伙伴的国家之间有机地产生。
  PTA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与现有的世贸组织层面的机制相辅相成。此外，战后时代还出现了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ISDS)。目前大约有3000多个 (Wellhausen2016)，通常是除双边投资条约之外的贸易协定的一部分。这些规定允许外国公司向国际法院或临时仲裁机构寻求针对国内政府的补救措施。ISDS最初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后殖民时代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不稳定，在这些国家，外国投资者经常面临被征用的威胁。为了缓解这种担忧，各国政府承诺遵守这些机构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理由已经变得薄弱——或许是因为ISDS的扩散和成功——然而，随着世界各地(包括匈牙利和波兰等欧洲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很难辩称ISDS已经过时。ISDS超越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规则，要求给予外国投资者“公正和平等”的待遇。一些人担心ISDS给予外国公司不公平的特权，而国内公司则没有。然而，赢得ISDS纠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对ISDS备案文件的一项研究显示，政府赢得诉讼的比例为37.7%，投资者获胜的比例为29.1%，33.1%的案件达成和解。即使公司胜诉，他们也只能收回最初索赔的30%到40%(Wellhausen 2016；Franck 2007)。
  三、关税以外的因素
  在关税壁垒处于历史低点的情况下，进一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主要是国内改革的问题，其中许多改革是不受影响的。在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期间，欧洲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寻求就建筑师、工程师和审计师的资格；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标准；以及知识产权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2016)。虽然这些领域的法律和监管标准的差异都会导致贸易摩擦，但它们的存在也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在这些领域妥协，特别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有可能引发反弹，互联网时代的夸大其词进一步催化了这一风险。
  例如，TTIP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就包括地理标志问题。这些反映了大西洋两岸的一种真正的分歧，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执着于地理的想法。对于法国人、意大利人或希腊人来说，认为香槟葡萄酒、帕尔玛熏火腿或菲塔可以由其他国家的生产商生产的想法是异端。同样，在英国，向美国开放政府采购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对国家医疗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Quinn 2016)“私有化”的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但完全可以预见，同时还引发了广泛讨论的对即将从美国进口的“氯化鸡肉”的危言耸听。
  国内政策差异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关税下降，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地理位置仍然很重要。与牛顿的引力模型类似，世界上任何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只要知道它们的大小和距离就可以相当精确地估计出来。经济学家乔纳森·伊顿(Jonathan Eaton)和塞缪尔·科尔图姆(Samuel Kor-tum)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一种不存在这种“引力”的贸易假想模型。在这样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世界贸易量将是现实世界的5倍。另一项研究估计，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规模相当于高达170%的税收——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年)。
  距离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它的持续相关性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在20世纪下半叶，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以至于许多经济学家只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将运输成本等同于零(Harford 2017)。可以肯定的是，剩下的一些贸易壁垒很可能既不受技术因素的影响，也不受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语言障碍不仅反映了直接沟通的便利性(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解决)，还反映了信任和共同的商业文化的存在(Melitz 2003；Melitz and Toubal 2012)。例如，关于散居东南亚的中国人创建的贸易网络(Rauch，2001)或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差异所起的作用(Estrin，Bagdasaryan和Meyer，2009)，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换句话说，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2016)所说，当今经济一体化的限制性约束是传播思想的成本。
  此类摩擦的一部分源于法律规则的差异。因为遵守法规的成本很高，一家企业需要遵循的不同规则越多，其合规成本就越高。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成本将阻止公司进入本来可以盈利的市场。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关税壁垒的消失(Orefice、Piermartini和Rocha 2012)，这种技术和监管壁垒的重要性也在增加，这表明各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求新的工具，将外国竞争拒之门外。
在服务业，监管壁垒的负担估计相当于20%至75%的关税(经合组织2017年)。在制造业中，遵守不同的标准需要昂贵的重新设计。例如，在汽车制造商联盟引用的一个案例中，一家美国公司试图向欧洲出口一款广受欢迎的轻型卡车，必须制造100个独特的部件，额外花费4200万美元进行设计和开发，并对33个不同的车辆系统进行严格测试——“在安全或排放方面没有任何性能差异”。(Akhtar和Jones 2014，第8页)。
  世界银行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调查汇总了东欧、拉丁美洲、中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16个国家的公司发生的一次性固定成本，发现成本从3.57亿美元到1230万美元不等，平均为42.5万美元，占年增加值的4.7%(Maskus，Otsuki和Wilson2005，第22页)。此外，合规性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因为管理测试和认证需要新的员工或服务。总体而言，与拥有大量法律和合规部门的老牌大公司相比，成本对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障碍。
  根据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中的规定，17个成员国承诺其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是非歧视性的，不会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不用说，监管的保护主义设计很少公开展示。即使这样的WTO诉讼胜诉，各国政府往往也不愿取消这些受到挑战的措施，而是只做一些微小的调整，否则就会面临经济处罚。更根本的是，没有公开的监管歧视本身并不能消除合规成本。正是法律制度的差异使得某些交易的执行成本过高——即使这种差异是出于完全良性的原因出现的。
  要彻底消除监管障碍，世界将必须受到一套法律规则的管辖，就像各国市场一样。除此之外，问题在于，在一个由许多不同政体组成的世界里，如何才能减少不同监管制度造成的摩擦。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法规都会在这些努力中发挥同样的作用。
  减少监管壁垒的工具是多样的、重叠的，而且大多是分散的。政府本身可以对新立法的贸易影响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对被称为监管影响评估(RIA)的新法律规则的经济影响进行审查已经相当普遍——例如，在美国，提出新规则的联邦机构被要求证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成本，而且该措施相对于其替代措施来说似乎是有利的，包括什么都不做。
  然而，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这种评估才明确侧重于监管造成的贸易影响。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报告说，“从设计和目的上讲，国内RIA是一种使国家福利最大化的工具。为此，RIA通常在国内层面对监管提案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建模。它们很少评估超越国界的影响，更根本的是，它们往往不评估针对其他司法管辖区类似法规的监管建议“。
此外，尽管RIA是为评估单个监管建议而进行的，但贸易商通常关心监管环境(即，特定行业的法规、标准和法律的总和)对贸易的整体影响。
  私营部门通过涵盖许多不同行业的国际标准降低了一些合规成本，从电器到食品加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制定了一份全面的、全球一致遵守的食品法典。技术标准化是自愿的，旨在确保遵守不同国家现有的更高级别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为了使贸易更便利，标准不仅必须存在，而且还必须得到国家法规的承认，作为遵守的充分条件。公司可以自由地依赖这样的标准，也可以忽略它们，直接遵守适用于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则，这通常要昂贵得多。
  技术标准有影响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9000标准的推广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Clougherty和Grajek，2008年)。OECD 2010年的一份报告研究了OECD五个成员国(加拿大、欧盟、韩国、墨西哥和美国)的家用电器、天然气和电话听筒，发现各国监管机构(Fliess、Gonzales、Kim和Schon-Field2010)对技术标准的实质性认可是有证据的，特别是在电磁场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电磁兼容性监管方面，这些都反映了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虽然这表明标准的存在确实促进了贸易，但它也提醒人们，各国政府很少承认各种不同的标准，从而排除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并巩固了标准化机构作为事实上的垄断者的地位。
  各国政府可用来减少贸易管制壁垒的两个主要正式工具是协调（harmonization）(和相关的调整（alignment）理念)和相互承认（mutualrecognition）。协调要求各国政府就其管辖范围内通用的、统一适用的规则达成一致。调整涉及到国内监管系统逐步接近外国或国际规范。最后，相互承认的想法既可以应用于符合性评估，也可以更雄心勃勃地应用于法律规则本身。协调和相互承认都是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往往是PTA的组成部分。然而，原则上，任何一种现象都可能单方面发生，政府自行决定要么承认其他国家的标准，要么将其立法与其他国家现有的立法相结合。
  除了促进贸易(Orefice等人，2012年)，相互承认还具有保存不同监管规范多样性和促进它们之间良性竞争的额外优势。相比之下，协调很容易变得笨手笨脚，而且事与愿违。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欧盟经常因其拆除贸易壁垒的方法而受到嘲笑，这种方法涉及到对产品市场进行详细的技术监管。随着1985年新监管政策的出台，这一问题已经减少，欧洲立法只显示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大致轮廓，而当时的细节通常留给自愿的技术标准(Pelkmans1987)。或者，在欧盟法律设定的广泛参数范围内，成员国可以自行立法，尽管它们“不能将国家监管的某些具体细节应用于欧盟内部的商品进口，前提是其他成员国的相关法律的目标或效果与进口国的目标或效果相当。”(Pelkmans2002，第3页)。
  相互承认和协调不是离散的、排他性的选择。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如果没有一层共同的欧洲规则，建立在相互承认原则上的欧盟单一市场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在成员国监管方式存在重大差异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欧盟的市场仍然支离破碎。在遵守大相径庭的规则的不同法域之间，成功的相互承认安排的例子寥寥无几。例如，1998年，美国和欧盟缔结了一项相互承认协议，涵盖电信设备、电磁兼容性、电气安全、娱乐工艺品、制药和医疗器械。然而，在实践中，该协议的效用已被证明是有限的，因为大西洋两岸的监管做法继续存在分歧。
  除了欧盟的单一市场，跨塔斯曼（Trans-Tasman）相互承认安排可能提供了关于货物规则相互承认的唯一另一个例子。其关键原则与欧盟单一市场的情况相同：“在任何澳大利亚当事一方的管辖范围内可以合法销售的商品可以在新西兰销售，在新西兰合法销售的商品可以在任何澳大利亚一方的管辖范围内销售。货物只需符合其生产地或进口地适用的标准或法规。”
  虽然存在一些例外，但这一安排是从基本上无条件相互承认的推定开始的。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很独特。与寻求复制此类安排的其他贸易集团不同，两国拥有共同的法律和政治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没有语言或文化障碍，并促进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积极联系。
  当基础监管已经很严密时，或者当它适用于监管较宽松的经济部门时，相互承认效果最好。那时，相互承认的经济利益也将是适度的。相反，当相互承认被强加在截然不同的监管制度上时，往往会瓦解或产生协调的压力(Davies 2006)。
  然而，监管异质性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最小化的成本。不同的监管规范和做法通常有完全良性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不同的政策偏好。这种多样性还创造了自然实验，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相比之下，全球监管单一文化可能成为意想不到的脆弱性的来源，就像2008金融危机期间一样。
  四、危险的贸易政治
  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在他的新书中讨论了他与学生们一起进行的一个思维实验。假设罗德里克“有能力从尼古拉斯(他的一个学生)的银行账户上赚到200美元--砰！--同时又给约翰(另一个学生)增加了300美元，这将使整个班级的收入增加100美元。”(罗德里克，2018年)毫不奇怪，这种武断的收入再分配，即使它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也会与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格格不入。关键问题是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如果尼古拉斯和约翰经营竞争激烈的企业，而约翰工作更努力，投资更多，更具创新性，几乎没有人会介意尼古拉斯损失200美元，被赶出企业。但“假设约翰从德国进口更高质量的投入品，导致尼古拉斯破产呢？”通过外包给劳工权益得不到很好保护的国家？在印尼雇佣童工？随着这些选择中的每一个，对提议的改变的支持率(在班级中)都下降了(同上，第121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外包是不可取的，只是它可以启动难以控制的政治动态。
  毫无疑问，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崛起给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和贫穷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沃尔玛严重依赖中国制造业的商业模式，在整个21世纪头10年里，在美国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Furman，2005)。根据一项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美国制成品价格指数下降了。7.6%，2000到2006年间平均每年在1%左右。(Amiti，Dai，Feenstra，and Romalis 2018，第3页)。
  然而，再加上自动化，中国出口给美国的工资和制造业带来了下行压力，1999年至2011年间，可能有多达24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被毁。尽管美国服务出口的增长盖过了这一压力，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净增长(Feenstra和Sasahara 2017)，但它并没有导致工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简单过渡——相反，它留下了美国相当大一部分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
  这一结果不仅仅是中国固有的成本优势或企业家的精明所致。由于隐性和显性的补贴，以及给予中国国有和与国家有关联的公司的各种特权，西方公司往往不可能在中国市场上竞争。中国使用的支持形式——从国有银行慷慨的信贷政策，到破产企业不会破产而是与其他国有实体合并、享有国有土地的特权使用权，再到普遍违反知识产权规则——在狭隘的WTO规则下不容易受到挑战。
  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可能会对这些批评不屑一顾。的确，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扭曲国家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在意呢？但选民对事情的看法不同。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系列国会和总统选举中，“最初白人占多数或最初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的受贸易影响的选区，在实质上更有可能选举保守派共和党人，而最初占多数的少数族裔人口或最初掌握在民主党手中的受贸易影响的选区，也变得更有可能选举自由民主党人”，从而取代更温和的候选人(Autor和Majlesi 2017)。不仅因为中国的竞争(Bisbee 2018)，贸易问题重新回到了选举的聚光灯下，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进口商品引发的经济冲击“(驱使)了人们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负面态度。”(Cerrato，Ferrara和Ruggieri2018)。
  这些事态发展的教训之一，与其说与中国有关，不如说是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和潜在破坏性变化时，让公众拥有参与及发言的权利的重要性。在支撑国际贸易的现有机构内培养基本的公平感和透明度也至关重要。例如，ISDS没有理由不向外国公司以外的其他受影响者开放，包括国内公司、消费者或有组织的劳工。此外，覆盖大量国内政策的影响深远的贸易协定不能被视为纯粹的技术演习，预计公众会默许。更重要的是，保持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需要更好的国内政策，以确保没有人“掉队”。最突出的是，这包括慷慨的社会保障网络，既补偿贸易的输家(就这一点而言，也包括来自智能机器的竞争)，并帮助他们重建职业生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开放全球市场给人类带来了非凡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开放是史无前例的，是正式机构建立的结果，特别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项目的多边体系。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到目前为止，现有的制度被证明是有韧性的——包括那些真正愚蠢的政策，比如现任白宫主人（特朗普）倡导的那些政策。与过去的保护主义浪潮——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将国际贸易流动减少到昔日的阴影不同，特朗普政府偶尔采取的关税措施只是触及了国际贸易流动的皮毛。但是，现有的贸易体系是否能够承受持续的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