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汉平：发挥好长江经济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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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汉平（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长江经济带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地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重任在肩，大有可为。雄厚的经济和产业基础，发达的都市圈、城市群，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和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这些因素使得长江经济带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动脉。
  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规模庞大，占全国GDP近半壁江山。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人口规模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经济总量占全国GDP近半。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015年的42.3%提高到2019年的46.5%，2020年前三季度进一步提高到46.6%。全员劳动生产率由2016年94197元/人上升到2019年117082元/人，增幅24.3%。
  长江经济带产业基础雄厚，新兴产业集群带动作用明显。长江经济带既拥有规模庞大的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钢铁、有色、汽车、家电、石化、化工、建材、机械、食品、轻工纺织、现代金融服务业等，也包括基础雄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节能环保、船舰及海洋工程装备、航天航空、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按照规划，长江经济带要打造世界级制造业集群：下游沿江地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游沿江地区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上游沿江地区突出绿色发展，重点发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近年来，长三角经济带各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几乎都是呈两位数增长，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70%以上。
  都市圈、城市群发达，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城市群是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形成的经济地理空间主体形态，是支撑和引领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功能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也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功能区。这些城市群汇聚了全国1/3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拥有全国一半左右的两院院士和科技人员，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超过500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力军。长江经济带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对外开放地带，在与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投资、技术交流合作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受益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程度不断提高，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形成。
  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只依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而是应该建立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综合评估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基础上，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就是不断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而要满足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最重要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改革和科技创新。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长江经济带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为了有效发挥长江经济带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的作用，需要长江经济带在以下方面重点发力。
  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走向均衡。不平衡、不协调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为此，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推动国内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间的畅通，包括总量上的供求关系均衡，国民经济各类结构性均衡，国内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均衡，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方面的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协调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有效需求侧改革，提高供给侧质量和效率，创造有效供给，理顺需求机制、消除堵点、释放需求，从而把需求牵引和供给创造有机结合起来。
  树立全国一盘棋理念，加强政策协调，建立有效分工机制。长江经济带横跨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的三大地带。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大地带的发展任务和发展目标也存在明显差别。为此，各省市要在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各自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和能力上的优势，加强各省市之间规划和政策协调与沟通，建立有效的地区间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分工机制，优化省市产业地区布局，推进上中下游协同联动发展，强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锻造“杀手锏”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上，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核心关键技术的“卡脖子”和产业链短板问题。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大局的核心关键技术是买不了和要不来的，对于中国产业链短板，国际产业链的调整是外因，中国国内产业链自身的短板和能力缺口则是内因。为此，需要各省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协同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促进产学研有效衔接、跨区域通力合作的体制机制，加紧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通过加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联合攻关，迅速有效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保障。在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创新能力强的大型国有、民营企业，支持建设一批先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实验室，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原发性、开创性和颠覆性基础理论和科技创新，锻造“杀手锏”技术。
  加强工艺技术创新，打造精品名牌工程，增加有效供给。目前我国经济循环中的一个重要堵点是供给与需求匹配性不足，即缺乏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有效供给。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激化各市场主体的渐进性产品创新活力，追求精益制造，打造精品名牌工程，增加高品质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进口替代，不断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品质的需求。
  加快都市经济圈和城市群建设，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户籍权利不平等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会加剧城乡差距。需要加快培育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人员、资本、技术和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破除城乡户籍障碍。加快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就业机会，全面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推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市场需要，创造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壮大中产阶层队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商品和服务消费能力，推动消费转型和升级。为此，需要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就业、教育、社保、医疗投入力度，促进便利共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构建统一开放有序的运输市场，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畅通经济循环。运输市场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动脉。良好的运输通道和有效的运输组织模式不仅可以提高物流效率，而且可以保障经济在流通环节畅通无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此，需要加快构建统一开放有序的运输市场，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创新运输组织模式，确保人员和商品在全国市场畅通无阻。此外，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发达的物流网络相比，乡村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等原因，存在配送成本高、时间长等问题，难以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当前建设现代物流体系一个重要任务是打通乡村物流这“最后一公里”。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合是开拓国际循环的新途径
  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在综合评估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共建“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积极的、空前的合作发展倡议，虽然“一带一路”属于地区性的经济治理机制或平台，但其规模更大于欧盟，其范围涵盖欧亚大陆。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世界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得到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增加了与沿线国家贸易额，扩大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3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新发展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可以弥补我国之前重点面向发达国家开放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不足，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是中国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基础，为国际社会搭建的合作共赢新平台，也是中国建立的国际经济循环大舞台。长江经济带横跨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是“一带一路”在国内的主要交汇地带。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全方位开放、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无疑有助于实现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重塑国际经贸合作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不仅可以极大拓展长江经济带和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有利于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技术优势，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可以通过深化国际分工，打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为了有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拓展国际经济循环模式，首先，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要根据各自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和产业优势，明确自身的定位，通过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布局和建设，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夯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内基础。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投资需求和贸易需求，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迈向更加均衡的发展，从而缩小南北差距，加快全球减贫的步伐，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民族、宗教、文化差异巨大，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体现在扩大投资和贸易规模方面，也体现在文明互鉴、人文合作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支撑和保障，而“民心相通”则离不开有效的人文交流。因此，进一步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融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