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碳达峰对中国经济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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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涛（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世界气候大会)有两个主要成果，一是大会参与国普遍同意，到本世纪末，将地球表面升温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内；第二是主要排放大国都做出了自主减排承诺。
  这是气候谈判里程碑式的成果，但也有遗憾，如果各主要排放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停留在2015年当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升温将不可能实现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内，非常有可能升温达到3-6度。
  所以巴黎缔约方大会还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各排放大国要对照2度或1.5度的控温目标，重新盘点并大幅度改善自己的自主减排承诺，以真正实现控温目标。
  中国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每年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量的30%，中国的碳排放最受世界关注。如果中国没有特别积极的行动，全球气候行动目标不可能实现。所以巴黎缔约方大会的成果要想保持下去，全人类要想遏制住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必须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领导作用。
  2020年，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两点承诺：第一是在2030年之前，中国要在巴黎承诺的基础上提前碳排放达峰；第二是中国提出终点方案，即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的意思是在大幅度减排的基础上，剩余的排放量可以被生态系统完全吸收。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承诺。
  中国社会做好准备了吗？我认为还有不少差距。此前很多能源专家、气候专家提出的各种方案和路线图，与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相比都是保守的。所以，中国社会，特别是核心部门如能源、气候等部门会承受空前压力。要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一定要经历非常剧烈的增长模式的转换，这两个目标会形成倒逼机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十四五”规划里多有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有非常突出的体现。2021年3月15号习主席参加中央财经会议，又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政府与全社会要一致行动。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在经济结构上必须有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能源结构巨变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讲到，在“十四五”期间建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这是非常远大的目标。
  大概在四五年前，我和能源部门的专家开会，我问过他们，很多欧洲国家都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中国能不能实现？很多专家当时判断中国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中国对煤炭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利益结构都跟煤炭高度相关，真的要把煤炭消耗降低到能源结构的20%-30%，难度巨大。但这次“十四五”规划、习主席出席中央财经委会议，都明确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能源结构调整，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好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得非常快，两三年前也改变了政策。过去电价是标杆上网，现在竞标上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边际成本因此下降很多。
  有好的政策，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如果再克服一两个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消除地区性封锁，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目标还是比较有希望实现的。
  最近国家也在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同时又发展分布式能源，总的来说能源政策日益开放和灵活，这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生态系统的碳中和作用提到空前高度
我们以前也有人工造林的承诺，但那是锦上添花，并没有算到中国的减排成绩里。
  中国森林资源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份的。中国的森林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现在中国把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跟工业减排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使我们气候行动的工具选择更为丰富，会大大降低全社会的减碳成本。
  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生态系统的潜力，但要想发挥它的全部潜力，也有一些体制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第三、政策体系的变化
过去搞环保主要依赖行政手段。1990年代治理水污染实行的“零点行动”“关停十五小”“十一五”节能减排，前几年的环保督察，特点就是依靠“关停并转”等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好处是短期内见效快，不利之处是社会成本特别高，也特别容易反弹。
  大家在北京感受很明显。此前不久还有不少人觉得我们的蓝天保卫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2021年两会期间的重污染过程表明胜利并不彻底，反弹一触即发。
  今后的环保政策手段恐怕要做出较大的转换。“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非常大，同时又要叠加环保的约束，尤其是碳达峰的承诺，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会变得空前突出。
  要想降低这对矛盾，最重要的手段是用好经济政策，因为经济政策的社会成本最低，更可持续，反弹也相对较少。所以“十四五”期间，我建议国家一定要更加重视经济政策的使用。其实，我们的很多政策已经都有了，但需要环保部门、能源部门真正转变观念，真正把经济政策作为碳中和、碳减排的首要工具，而不是走依赖行政手段、运动式减排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