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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抓住战略机遇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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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30 10: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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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202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我国未来5年乃至1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十四五”规划要点,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的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大变局是关键变量。
  第一,大变局的主要方向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西实力渐趋平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高于发达经济体2个百分点以上,经济总量将继续以较快速度逼近发达经济体。二是政治格局更趋多极。近年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大幅下降,越来越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纷纷走上战略自主道路。未来一个时期,大国竞争明显强化、合作总体弱化、关系加速分化,由美西方主导国际政治的旧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三是中美竞争日趋激烈。2020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美国的70%以上,超过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曾经达到的高度。“十四五”时期,假定我国以年均5%的增速增长,将有可能在2023年后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减速、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更趋明显,必然向外转移矛盾。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压力不会减弱。
  第二,大变局的重要动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表明,谁能抓住科技革命先机,谁就能占据大国竞争的制高点。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为争夺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和主导权,各国普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主要大国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成为推动未来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在高科技领域话语权逐渐上升。尽管个别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不惜以“全政府”手段打压我国科技领军企业,但我国具有技术代际跨越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在部分科技领域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幅缩小,5G、高铁、输变电等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更是站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与完备的产业体系、广阔的国内市场深度融合,正在引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巨变,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带来历史性机遇。
  第三,大变局的催化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为控制疫情,各国采取旅行禁令、居家隔离、封城甚至封国等措施,致使全球经济社会活动失序甚至陷入停摆。面对疫情冲击,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生产网络呈现区域化、本地化、分散化趋势,助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进一步抬头,经济全球化阻力增加。各国推行的扩张性政策,带来债务激增、通胀飙升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加剧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抗击疫情中,全球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效力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治理失序、失焦、失灵等问题反复出现。
  疫情使世界科技发展进程明显加快。为抗击疫情,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应用不断涌现,云经济、云消费、云办公迅猛发展,给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仍将持续驱动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加速成长。
  面对疫情,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尊重科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抗击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率先实现生产和生活的正常化,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显著提高了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第四,大变局的基本特征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广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明显不足,更加难以适应时代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将进入破、立并存的调整期。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治理体系能够及时反映和确认各国相对实力的变化。一些发达国家则认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能持续地维护其自身相对优势,转而以退促变、以压促变。未来一个时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稳定世界经济、完善多边体系和改善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时代赋予我国的历史使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将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继续为实现更加包容开放的世界经济提供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机会。
  二、深刻理解“十四五”规划的战略要点
  “十四五”规划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其战略要点是,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准确理解新发展阶段的深刻含义。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指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大变革、大发展,我国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时期。新发展阶段之所以新,就在于这个阶段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二,系统把握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确保我国高质量发展,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和重中之重,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推动创新引领发展。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采用改革的办法,使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增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提高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三、把握“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与战略重点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的优势区,是我国经济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结合部,是国家规划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现代化国家建设宏伟蓝图的重大举措。“十四五”时期,大湾区面临诸多机遇,应抓住战略重点,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加快建设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珠三角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产业链条完整,具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显著优势,但国际顶尖高校资源不足,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相对薄弱。香港不少高校在部分基础研究领域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空间狭小,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依托不够。因此,大湾区在科技创新方面既有互补需求,也有较好的合作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升重点区域的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将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为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带来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建设”到“形成”,两字之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大湾区的殷切期待,应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为新发展阶段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战略重点。
  一是共建世界级区域创新共同体。进入新发展阶段,通过科学把握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利用大湾区本土资源和市场的要求,深入推动科技设施开放共享,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积极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大湾区布局。通过健全区域创新协同制度,让区域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循环畅通起来,全流程打造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创新的完整创新链,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世界级区域创新共同体。
  二是营造以大湾区为中心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创新网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本质上是要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科技创新结合中心。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在做好区内科技创新循环的基础上,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格局积极探索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标准对接、规则对接、资格互认等制度创新,寻求更高水平的创新合作和更高效的科技资源配置,营造以大湾区为中心节点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创新网络。
  第二,加快建设具有更高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制造业基础最雄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的地区,特别是在通讯设备、计算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很强的产业基础,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征明显。“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将为大湾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数字化建设,形成具有更高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带来新机遇。
  一是以智能化发展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通过深入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智能制造骨干企业。通过推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入融合,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工业数据创新应用,全面提升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通过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精准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支持汽车、石化、家用电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做精做强。
  二是加快形成具有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发挥大湾区在技术创新、电子信息制造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向服务器、存储设备、关键芯片等高端领域延伸,建立涵盖信息技术产业各环节的整体优势。紧抓前沿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在基础研究、产业化创新、应用市场等方面的互补优势,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创新策源地。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对于部分确实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应在抓住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前提下,引导产业有序向外转移,逐步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生产网络。
  第三,加快构建具有更高标准的现代国际金融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全国一流的金融资源,香港、深圳、广州现代金融业加速发展,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资源集聚高地。“十四五”时期,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体制,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为大湾区推动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供应链金融、信息数据、人力资源等服务创新发展,破解合作发展中的制度差异问题带来新机遇。
  一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粤港澳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推进粤港澳三地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逐步实现人民币在大湾区的自由流动、自由兑换,为国家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建立粤港澳金融风险共同防范机制,推动粤港澳市场标准、行业标准与管理规则对接,加快推进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是强化金融集聚效应,促进大湾区有序竞合发展。进一步促进金融资源向广深等中心城市集聚,推动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挥香港金融服务对大湾区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发展澳门特色金融产业,鼓励资金向内地多元化投资。建设相互连接的大湾区金融市场体系,形成错位互补发展、有序竞合的新格局。
  三是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大力发展科技金融,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强化政府扶持、科技贷款、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科技租赁的作用,鼓励金融渗透到产学研用各个环节,全面提高大湾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水平。加快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发展。探索建立大湾区统一的碳金融市场,促进与国际碳市场对接,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坚持向国际最优最高最开放规则标准看齐,以制度型开放创造国际竞合新优势。率先在金融、投资、贸易、技术、服务等领域面向全球和港澳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实施极简负面清单,推行极简审批制度,实行最大限度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全面提升金融市场一体化水平,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
  第四,加快建设多中心网络化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中心城市聚集程度最高的城市群。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既是大湾区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支撑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十四五”时期,国家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为大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带来新机遇。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是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规律。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都市圈,可遵循多中心网络化思路。
  一是加快世界级都市圈建设。全球城市本质上是全球性都市圈。为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作用,应加快推进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加快建设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港深、广佛、澳珠三大现代化全球性大都市圈,形成强大的极点,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快构建现代化高速综合交通网络。通过积极承担亚洲高速交通枢纽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国际港口和国际机场功能,加强世界海运、空运枢纽作用,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门户,加快形成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的“快货物流圈”,着力打造出行交通“全球主要城市一日圈”、“亚洲一日往返圈”。通过积极承担国内高速交通枢纽的作用,加快形成大湾区国内高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三是着力促进湾区东西两岸协同发展。探索珠海澳门跨制度融合发展模式,培育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更好发挥港珠澳大桥作用,加快深圳-中山通道、深圳-茂名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建设。支持珠江西岸城市与深、港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共建,有序引导人口、产业、科创等要素向珠江口西岸集聚,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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