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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如何准确理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重要论断？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号召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指出：“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断。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扎根于中国独特的教育实践，又吸纳了各国的文明养分。从理论上说，它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义，也紧密关联着当下丰富的经验生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扩展其时代面向。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指向“成人”和“成事”。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运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伦理本位”的社会与“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的社会有着显著差异。“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中的“仁爱之心”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关爱、尊重和同情。“仁”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和核心理念，不仅指向为人处世之道，也涵括国家间的相处之道。“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体现了教育工作者的国际视野和文化传承意识。“天下”是有着民族特色的中国概念，强调和合、尚同、包容、厚生，这与西方所推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迥乎不同。这种弘道追求，有助于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理论意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彰显了教育家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他们不仅关注个体的成长，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充分吸收了中西古今教育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植根于鲜活的社会实践。它随着世界的变革而不断深化和拓展自身的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蕴含着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强调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等多方面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这些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对于实现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对教师个人来说，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作为自身的精神和行动指引，可以帮助其树立明确、远大的职业追求，有助于其道德水准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从而增强其在工作中的效能感和成就感。对教育事业来说，教师的专业素养、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直接影响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思想境界和专业水平的提升，从而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塑造教育行业的文化精神，使整个教育体系呈现出更加奋发向上、充满活力的态势，推动我国朝着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从古至今，教师始终是一种有着崇高地位的职业。广大教育工作者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将直接助力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积极有为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生态，也对其他各行各业发挥示范引领和激励作用。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教育事业的兴衰，更对整个国家的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进步产生着基础性、全局性的影响。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对于下一代人的成长和社会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今天的教育质量不仅直接决定着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成长质量，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能力。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并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待遇不断提高，教师队伍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为党和国家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我国建立起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制度体系，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全国专任教师从1985年的931.9万增长到2023年的1891.8万，这支教师队伍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其次，义务教育教师学历层次稳步提升，高校教师质量也显著提高。2023年，小学、初中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比分别达到了78%、93%，有效推动国民素质提升。再次，从教育经费来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至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累计支出33.5万亿元，年均增长9.4%。一批批“人民教育家”“最美教师”不断涌现，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初心，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人才事业、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我们在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个别教师综合素养有待提升。一是尽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大幅提高，但个别教师的业务能力仍有提升空间。个别教师或许能够按照基本要求完成教学任务，但缺乏对于教育事业的深刻认知和持久热情，难以很好地满足新时代教育事业不断提升的要求。二是个别教师的德性修养和敬业精神有待提高。个别教师责任心不够强，教书育人意识薄弱，对学生缺乏爱心；个别教育科研人员学风浮躁，科学研究态度不够严谨，急功近利。这导致个别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进取意识和奉献精神不够强，精神面貌有待改善。蔡元培有言：“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蔡元培这一对教育工作者的要求在今天看来依然适用。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育失范现象，影响了人民教师的职业声誉。这些问题虽是少数，但仍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教师队伍的管理机制存在一定改善空间。一方面，个别部门和少数学校片面强调市场导向和提升效率，导致少数地区的教育过度商业化，教育的公益性和人文精神弱化；另一方面，个别地区教育管理中存在行政化、科层化现象，少数教育管理者对教育活动的具体事务干预过多过细，压缩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必要的自主空间。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制约下，教育创新的空间受到限制。然而荷兰教育家格特·比斯塔认为，教育是伟大的公益事业，但它本质上是“弱”的，面临着诸多美丽的“风险”。换言之，正是由于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使创造成为可能，也使教育充满“创造的美丽风险”。如果教育管理者只关注短期内的个别考核指标而不注重教育系统的综合平衡，就可能导致教育功能的扭曲。
在教育评价方面，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倾向于显性的绩效评价，个别地区机关化（科层组织）或公司化（营利性组织）的组织文化和管理手段被不加分辨地移用到教育管理中。少数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受到算法和审计文化的不良影响。在被算法操控的结构中，作为主体的人势必日益丧失其自主性、能动性、行动力和生命力。这种教育评价导向，虽然升级了手段和技术，却遗忘了评价的初心和宗旨，对广大师生的身心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教育评价中存在的简单化或以行政评价代替专业评价的倾向，影响了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个性化。在教师激励机制方面，个别学校不够重视，或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和措施，导致少数教师的职业满意度不够高和归属感不够强，进而影响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学校教育质量。
此外，教师队伍的建设还面临着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以及教师专业发展机会有限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社会协同度尚待提高。尽管国家层面一直重视保障教师待遇，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但是少数地区由于存在教师编制不足、薪酬水平偏低以及教师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导致相关地区的教育行业难以吸引或留住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在社会舆论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迅速且广泛。个别媒体在报道教育问题时，倾向于突出负面事件。公众和媒体对教育、学校和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家校协同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长和社会对教育的期望不断提高，但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和学校间的分布不均衡，以及选拔性考试所固有的竞争压力，使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在加大。此外，在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群体对教育也有着各自的个性化需求，这些诉求在短期内往往难以完全得到满足。以上诸多因素并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学校从容自主地探索教育规律、推行创新性的教育教学改革的空间，并最终影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如何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和实际支持。富有实效的改革往往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奔赴的努力。因此，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和教师等多方协同。
◆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教师需要努力提升自我修养。首先，广大教师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教师是专业机构的一员，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除潜心教书育人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陶冶家国情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需要将个人的事业融入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承担教育报国的使命，做到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
其次，教师需要提升个人德性修养和精神境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蔡元培认为：“范就是模范，可为人榜样。”南开大学首任校长张伯苓认为：“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这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核心道德品质，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学生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最后，教师需要不断自觉提升业务能力，潜心教书育人，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一是勤于钻研，持续夯实基本功，加强教书育人的能力，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二是与时俱进，充分把握数字时代青少年的特点，更好地因材施教、培养时代新人。三是不断拓宽视野，提升国际胜任力。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然来临，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新时代的青少年需要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强的跨文化交流合作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意味着教师需要在这些方面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
国家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首先，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并将教育事业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党的全面领导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统筹全局，攻坚克难。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聚合科技、人才和创新等诸多方面的关键纽带，必须将教育事业放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确保其在国家各项事业中的优先地位。
其次，保持教师队伍的基本规模。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今后若干年我国在校中小学生将持续减少，但这也为推广小班化教学、提升教育质量带来了契机。因此，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师队伍仍有必要保持相对稳定的规模，为教师质量的提升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全国普通高中56人及以上大班额比例为4.81%。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大教师补充力度，优化生师比，推动小班化教学更快更好落实，切实减轻教师负担，助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在此过程中，需要继续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青年教师是教师队伍的未来，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的爬坡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因此，相关政策需要对其适当倾斜，助力其迅速成长，以便更好地、高质量地服务于教育事业。
最后，在学科结构上，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加快紧缺领域的师资培养；鼓励跨学科学习，提升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完善教师继续教育体系，为在职教师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和学习成长的机会。此外，还需要持续优化教师的学历结构。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高质量教师培养中发挥领头羊作用，结合自身学科优势，积极承担师资培训职责；同时，大力支持师范院校建设，强化部属师范大学引领。支持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院校为中小学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优秀教师。
◆ 完善制度建设，优化体制机制
培育和弘扬教育家精神，不仅需要广大教师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基本的制度和组织依托。在这方面，体制机制建设、评价体系和资源保障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将为践行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造更坚实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条件。
优化管理体制机制。一方面，继续理顺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关系。教育管理工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教育事业提供政策支持、创造良好环境，使教师潜心教学、学生安心求学。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在工作中，需要避免将行政逻辑、市场逻辑不加区分地运用于具体的教育工作中，切实尊重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充分尊重学校和师生的需求，给予学校和教师更多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教育规律和各校自身特点与需求进行灵活管理，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另一方面，处理好教育管理者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教育管理者需要与教师共同探索教育规律，加强沟通与合作，了解教师的实际困难，鼓励教师提出改进教育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双向互动的良好机制。优化服务支持，建立完善的教学和科研服务体系，简化行政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繁琐事务，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教学和科研。教育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和创造性的工作，也是一种独特的情感劳动。教育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为了更好地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需要为教师施展才干、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更大的空间。
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评价体系是指挥棒，它决定着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分配，也决定着资源配置，并对事业发展产生持久影响。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全球思潮的变迁，各国普遍掀起了教育和学术领域的指标化运动。人们对教育测量的兴趣普遍高涨，学校教育的任务日益被建构为规定的“学习结果”的高效生产，线性的投入—产出的经济核算思维在教育领域影响深远。我国的教育探索也未能例外。这种技术手段固然有其功效，但也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问题，如导致教育评价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但教育评价“应该由我们所称的终极性价值来决定”，“单纯谈论有效教育”显然不够。“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无论在任何意义上，它都“永远不能简化为制作”。批量化、标准化的工业生产逻辑并不适用于教育领域。与效率相比，质量和持久性反而可能是教育工作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和追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健全更适切的、多维度的、分类的评价体系，注重过程性，突出能力和贡献导向，破除教育评价中的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现象；同时，完善第三方评价，增强教育评价公信力，助力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对高校而言，继续实施差异化发展，分类管理和评价，积极探索长周期评价，使青年教师能够更好地潜心于长线的深度研究，勇攀科学高峰，为解决“卡脖子”难题贡献力量。
在当下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形式化的考核评估，对不同评价进行有机整合。为了减轻教师的负担、提高工作效率，教育评价体系需要切实缩减非必需的评价项目和指标，突出关键要素和核心指标，为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充分保障教师从事主责主业。
加强资源保障。首先，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持续保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不低于4%。同时，需要注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搭建平台、优化机制、加强协同，促进资源共享，避免浪费和重复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资源效能。其次，优化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及乡村学校的倾斜力度，提高教师待遇，以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深化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引导更多优秀师范毕业生扎根于教育欠发达地区；鼓励优秀教师到中西部地区及乡镇学校支教或轮岗，提升当地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再次，保障教师基本薪酬待遇。结合实际，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成果，强化青年教师工资待遇保障。落实好工资、社会保险等各项政策；加大教师培训经费投入力度；保障教师课后服务工作合理待遇；落实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最后，根据人口预测数据，提前规划师范教育的规模和结构，做到超前部署、按需培养，确保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供需均衡。
◆ 营造尊师重教风气，促进家校协同
任何教育都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它与社会之间有紧密的共生关系。教育不仅关乎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也与社会系统息息相关。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也需要积极营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完善荣誉表彰体系，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公共荣誉实实在在是鼓舞性的，它们唤醒我们心中的热忱，撩动驱使我们做出非凡努力的勃勃雄心。”积极提升教师的社会荣誉感。教师肩负着培养好下一代的重要使命，需要自觉抵制短期功利化、物质化的教育动机。为此，一方面，设立多层次荣誉奖项，以达到不同层次的激励目的。如国家级荣誉表彰在教育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或团队，省级荣誉鼓励地方进行教育创新，校级荣誉激励教师开展日常工作的积极性。同时，有必要对表现优异的教师进行精准的激励，体现社会对教育工作者的尊重和支持；并为荣誉获得者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为其创造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
另一方面，建立公平透明的评选机制。制定清晰、具体的评选标准和流程，确保评选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采用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专家评价等多维度评价方式，全面反映教师的实际工作成效；适当引入社会监督，如设立公众投票环节，增加评选的公众参与度和公信力。建立退休教师荣誉制度，定期回访、慰问退休教师，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怀。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一方面，营造更加友善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导向，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各类信息的辨识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减少盲目跟风、信谣传谣等现象。鼓励公众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探讨教育问题，为教育事业建言献策。目前，网络舆论已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形式，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产生影响。对此，需要厘清司法公正与舆论倾向之间的关系，使网络舆论在实践中更好地推动司法民主化、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教师合法权益。依法惩处对学校及教师的侮辱、诽谤、恶意炒作等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管理部门需要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同时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优秀教师、模范教师、最美教师等的先进事迹，形成正面示范效应。通过以上持续努力，将有望为教育的改革探索营造更加宽松、包容的环境。
推进家校协同，发挥家校合力。加强家校沟通与合作，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形成家校之间的教育合力，共同推动教育事业发展。首先，建立多样的沟通渠道，组建常态化的家校沟通平台，如定期召开家长会、教师定期进行家访、建立家长委员会等，促进家校沟通。其次，正确引导家庭教育，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特长，引导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家长自身需要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榜样示范等方式，促使孩子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同时也需要不断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促进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成长。最后，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健全法律和政策。政府需要完善涉及家庭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家庭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提高家长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制，为家长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帮助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同时，可适当加强监管和评估，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的有效实施和落地。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2024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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