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引领、体系支撑、多方参与、共创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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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暖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全球性挑战，各个国家逐渐认识到，如果在十年内不大力制止碳排放和气候变暖的趋势，气候变化将成为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而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柱。随着环境问题日益获得自上而下的广泛关注，绿色金融已经成为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6年可谓是我国的绿色金融元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给出了绿色金融的定义——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而展开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随着绿色发展顶层设计确立，环境信息披露、环境压力测试等绿色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初步形成，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地方绿色金融等领域都取得了进展。
  中国绿色金融规模全球领先但与需求仍相距甚远
  从产品形态上看，我国绿色金融主要包括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指产品、绿色基金、绿色保险和碳金融等。在各种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绿色金融实践和市场规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进展，尤其是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发展处在世界前列。
  2020年，中国21家主要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超12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的绿色及ESG信贷规模总和约为7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2019研究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发行了3,862亿元人民币的绿色债券，约占全球债券发行总规模的20%，中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总量居全球第一。
  虽然规模上我们取得的成绩不俗，但由于我国绿色金融起步与国外相比较晚，相比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仍存在较大差距，供需缺口大、国际认可度低等问题亟待解决。
  供需缺口大：《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0）显示， 2019年新增绿色金融需求为2.048万亿元，但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供给只有1.43万亿元，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缺口0.618万亿元。当前，绿色投融资未满足需求约4万亿—5万亿元，仍以每年约1万亿元的速度持续拓宽。
  国际认可度低：目前，中国绿色金融使用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差异，使得国际认可度不足。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中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高达43.9%。
  参考成熟市场绿色金融生态识别提升方向
  绿色金融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个成熟的金融生态，这需要生态的各个参与方，包括政府及监管机构、资产端、金融机构与交易所、资金端，以及基础设施等通力协作，构成良性循环的生态链。

  首先，在一个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下，政策方面有“大棒”和“胡萝卜”让参与方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一方面，政府要有约束性政策的“大棒” ，对各个端有要求，比如资产端要有明确的环保定义，金融机构有严格的考核要求，投资机构有清晰的投资结构等；另一方面，鼓励性的政策“胡萝卜”也必不可少，如鼓励积极披露数据的行为，以及对于投资的资金给予税收优惠。
  政策激励最佳实践案例
  荷兰的绿色基金机制因建立了完整的公募绿色基金体系，撬动了大量私人资本投向绿色项目。
  该绿色基金由荷兰政府于1955年发起，银行承诺把70%的资金投向绿色项目，虽然资金回报比市场均值低1%，但荷兰政府为参与绿色基金的私人客户提供总计2.5%的税收优惠作为激励。
  如今，大部分荷兰银行都设有绿色基金，资金来源于私人客户。以2010年为例，荷兰政府少收了1.5亿欧元的税，却撬动了60亿欧元的私人资本投向绿色项目。

  对比起来，我国绿色金融生态体系经历了长足、高速的发展，并且在政策面持续完善，但在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资金、资产和机构的价值链完善、精细化鼓励政策上仍有完善空间。
  1 基础设施绿色金融标准统一和国际互认仍待提升
  绿色数据披露有限，数据源分散，缺少金融科技与数据技术应用以强化信息收集和追踪
  缺少绿色金融为导向的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和多来源大数据整合应用
  2 资产端部分绿色资产欠发展，绿色金融资产（包括碳信用）规模和交易通道有限
  资产吸引力有待提升，绿色溢价实现周期长，绿色项目外部效应内化和商业化存在挑战
  资产分布不均衡，多集中于领先企业和大型项目，中小企业和项目融资难；按行业看，绿色交通等领域支持力度大，绿色农业和绿色建筑领域金融支持相对不足
  3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的产品较为单一，目前仍以绿色信贷为主，其他专业、复杂解决方案能力待提升
  多数未成立专业的事业部或团队，资源支持不足
  4 绿色金融资金端政策性资金体量大，配置及投资的专业能力待强化
  受国内外标准差异和投资手续较复杂的影响，支持绿色发展的跨境资本流动仍待加强
  5 政策层面针对机构和零售投资者持有/投资绿色资产的激励不足，如资本要求、自持和风险计提要求
  助力绿色金融发展的微观支撑体系尚未建成，比如助力企业绿色转型的配套扶持措施
  绿色数据最佳实践案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益植树项目的尝试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让后来者有迹可循。
  该项目通过GPS定位种植的树木，将数据上传至区块链并共享给捐赠者，实现了绿色资产可追踪；借由测量树木产生的氧气值计算环境效益，将绿色资产表现得可测量；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智能传感器等技术搜集环境数据；并对环境数据进行综合搜集与处理，形成环境污染预警信息，为政府环境监管提供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公益植树项目对于绿色数据资产化的尝试——将绿色数据生成数字资产并奖励植树者，植树者能够利用数字资产交换当地商品或服务。

  加速顶层政策实施引领体系化、生态化发展
  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在政策支持方面一直积极探索和行动，并在逐一解决上述提及的痛点。2020年10月21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明确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
  政策体系构建：推进低碳项目数据库建设，挖掘高质量的低碳项目；支持和激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气候友好型绿色金融产品；明确主管部门责权，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宏观和行业部门产业政策制定中，形成政策合力。
  标准体系完善：气候投融资与绿色金融标准一致，加快推动国际化标准认定，逐步完善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统筹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制订气候项目标准、完善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和建立气候绩效评价标准。
  民间和外资引入：撬动社会资本，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参与主体范围，引入国际资金和境外投资者，深化国际合作。
  绿色金融是碳中和领域的重要抓手，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除了政府主要部门，相关智库也在持续推动政策的完善。
  标准与激励：统一国内外的标准体系，强化通过再贷款和MPA考核等方式激励金融机构推动绿色信贷。
  绿色金融市场发展：鼓励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绿色金融创新，调整绿色资产风险权重和经济资本占用，鼓励外资投资境内绿色债券。
  跨境绿色投资：支持绿色金融跨境资产交易，提升绿色债券和金融资产国际认可度。
  多方深度参与共推绿色金融良性发展
  不断出台的相关政策正在优化绿色金融体系，有助于推动国际化标准认定，逐步完善投融资标准体系，深化国际合作。在各个参与方推动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分享五方面的建议：
  1 推动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
  政府机构需深入调研产业生态，针对不同参与方的难处给予纾解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而绿色产业的参与方，有责任有义务从实践出发，给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来推动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
  2 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机构需制定国际统一、互认的绿色行业和绿色资产标准和定义，加强绿色数据收集和应用；建立绿色金融数据库，完善数据的认证、评级、监控流程和信息披露机制。
  3 加速绿色金融产品交易平台
  政府机构需建立交易平台（如统一的碳市场），改善资产证券化和流动性，加速绿色金融资产的高效流转和交易。
  4 推进绿色金融产品标准制定和创新，
  1 提升专业能力
  金融机构需丰富绿色金融产品的品类和覆盖领域，针对建筑农业等刚需行业，开发符合行业特色的绿色金融产品。同时，金融机构应全面打造绿色金融的专业化运营能力。
  5 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与政府应配合鼓励保险资管和社保基金参与，引入国际资金和境外投资者，还有具有绿色意识的个人投资者的零售资金等。
  作为减排合作中的关键一环，绿色金融的发展刻不容缓。各个利益相关方应携手打造完善的绿色金融生态体系，以此为基础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