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大变局、双循环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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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疫情叠加“大变局”的双重挑战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是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内为主、内外互促”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顺应未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双循环，一般会首先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双循环？双循环意味着什么？
  第一，双循环的提出与新冠肺炎疫情密不可分。疫情是影响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外部冲击。一方面，世界经济遭遇重挫，全球需求市场萎缩；另一方面，疫情加剧各国之间的结构性洗牌，大国博弈不断，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变革恐难以避免，并呈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第二，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变了。过去，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悬殊，中国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常常被“视而不见”。但如今，美国发现，中国不但成长了，而且与之形成了竞争关系，并对其很多领域产生了威胁，比如在5G、大数据、AI、生物医药等方面。
  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这门课。发展是落后国家的追赶，在体制、管理模式等各方面落后的情况下，落后国家的追赶过程是很艰难的。但是，一旦当落后国家发展起来，发达国家就会不择手段地用国家力量来遏制落后国家的发展。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称，百年来，美国都没有遇到一个竞争对手在重要领域超越他们，但中国却做到了，因而要抓住最后的机会遏制中国的发展。可以看出，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中国成长了，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疫情与“大变局”两方面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一是全球产业链发生调整，二是美国对中国产业链的断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各地全面封城，企业停产停工，导致全球供应链面临断供。一些国家突然发现，过去很多产业链过于集中在中国，一旦中国出现一些特殊情况，产业链就极易断裂，因此提出在中国之外建立产业生产能力。中国同样如此，疫情暴发后不久，欧美等各地区国家纷纷陷入疫情，中国的一些供应链也面临“断供”，因此我们也需要分散产业链，不能将其过多地集中在某些国家。
  未来，全球产业体系可能会出现某种区域化。比如形成三大区域性产业链：亚洲、欧洲- 北非和美洲，会分别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区域，其中，既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生产线，又有市场、技术、高技术人才和廉价劳动力。我将其称为“区域化作为全球化的另一种方式”。这时候，我们的企业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区域中，而是可以在全球布局，依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已经在区域的完整性上做出了修补。
  疫情与“大变局”叠加之后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封锁和断供。其实早在疫情发生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断供就已经发生了。美中之间逐步增长的巨额逆差成为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理由之一。2018年，美国开始实行单边保护主义和“去中国化”。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发布的《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等战略文件，均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科技领域，认为一个科技发展的中国对美国具有威胁，这进一步助推了美国对华科技管制的趋势。美国打压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阻碍两国之间科学家的交流，并对中国出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这使得我国产业链存在断供风险，国际循环不畅。
  为应对国内外形势结构性转变，我们要更多依靠国内循环，利用我国的超大市场，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拉动供给，创造需求，使我国经济进入更好的良性循环。
  加大改革力度，消除产业链“堵点”
  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打造双循环的战略构想，并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关于双循环，存在两种有一定偏差的说法。一是双循环只强调国内循环，不注重国际循环。实际上，中国政府也在反复强调，我们不但没有忽略国际循环，还要继续努力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市场。双循环中国际循环的意义，不在于卖出多少东西，而在于学到多少知识和技术。这样，一旦面临断供风险，我们还能继续支撑和发展下去。但问题是目前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国际交流和合作受到了限制，因而要加强国内循环。
  另一种说法是，双循环中所强调的国内循环，无非是过去提到的扩大内需。很多学者、专家在解读双循环的时候，会从需求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应如何扩大内需，才能将国内市场做大以替代国际市场。但是，这一次我们提出国内循环并非着重于需求侧的问题，而是强调供给侧的问题。具体来说，供给侧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我们的产业链能否不被阻隔地继续循环下去，因为双循环的提出本来就基于产业链断供的大背景，现在我们必须依靠国内力量，加强自主研发实力，以弥补创新方面的短板。只有我们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链质量不断提高，产业链才能循环下去，因此，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点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来消除产业链上的各种“堵点”。
  例如，现在有很多人感触在国内做生意很难，人们之所以愿意做外贸生意，除了可以享受退税等优惠政策之外，还因为将商品放置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相对容易，不存在中间的交易成本，也无需自己打通渠道和做设计研发，而在国内却存在各种地方保护。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国内循环，做大国内市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加大改革的力度，消除产业链上的“堵点”，使之循环下去。
  当前，互联网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疏通了很多“堵点”，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与此同时，要想使得国内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不仅要扩大内需，还要思考如何从供给侧拉动需求，促进发展，这也涉及到产品创新的问题。
  其次，从市场供求关系中可以发现，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在供给侧方面就存在一个问题：作为生产者，应如何通过降低价格以扩大需求。这一方面是企业成本的问题。要想降低价格，就要提高生产效率和性价比，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此外，企业成本中包含了一些不能由企业所控制的宏观成本，如由税率、利率等因素所决定的成本，以及土地成本、劳动成本中的社保缴费、与政府的交易成本等。但也有一些是可以由企业本身所控制的，如研发成本、物流成本、资金成本等。因此，企业家需要思考的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可以通过改变哪些因素从而使得企业的成本下降、需求扩大，进而扩大市场，改善供求关系。除了企业要通过自身转型升级有效降低成本外，政府也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帮助企业降低包括税收、资金、劳动力、土地、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各项成本，为企业纾困，让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研究和生产，从而更好地刺激需求。
  以金融体系体制性改革促进资金运用效率
  在资金成本方面，虽然我们已经通过数字技术降低了一部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但目前还有一些基础利率成本降不下来，当今我国的利率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我国的投资资金主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更加注重风险防范。因此，金融机构不愿意给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而是倾向于给国企贷款。但是，部分国企只是盲目扩张、做大规模，而不是提质增效做优做强；而众多致力于研发高质量产品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普遍具有资产规模小、经营风险大、资金需求量大的特征，从而制约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
  欧美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我非常赞成中国不实行这一政策，使用资金便应该存在成本，这是金融的基本逻辑，在负利率的浪潮下我国仍能坚持金融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正利率也有高有低，我认为可以适当地降低利率，从而降低金融成本，这样便可以更多地惠及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