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社会主义因素在西方国家积累及对全球治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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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01 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但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从思想来源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对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或者亚当·斯密从分工入手构建的传统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公有财产作为消除不平等的解决方案，都反映了西方人对世界和思维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与规律的探索，也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异质于其他学说，是因其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实践特征，以及在此之上构建起来的有着明确旨归的国家和历史理论。它一方面内在于西方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理论体系的颠覆，所以才引起诸一些西方思想家的对话与交锋。但另外一些思想家则相对客观得多，他们承认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和启发。
  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外在于西方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推导和实践方案，更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容得下任何批评和质疑，然而，社会主义被打上“危险”的标签却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学说，而是因为它在百年来被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家付诸实践，并给其带来了飞跃式的发展。坦率地讲，西方国家怕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怕非西方阵营的发展壮大。
  中美的紧张关系不仅已公诸于众，还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使然，但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翼思想家也层出不穷，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左翼思潮的拥趸。据2019年11月在线杂志《联邦主义者》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美国年轻人中至少1／3支持共产主义，70%会投票支持一位宣扬共产主义的候选人，57%认为《共产党宣言》比《独立宣言》更能“保障自由和平等”。2019年盖洛普民调也显示，美国青年人中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已达一半左右。哈里斯民调则显示，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六成左右明确支持社会主义，49.6%则表示不排斥“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可见，西方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歧或许只是借口。问题的根源恐怕还是在经济，即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世界震惊。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感到威胁，因此对中国极尽打压之能事，这反映了其霸权思维和自私心态。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某些国家上百年的发展之路，组织得力和行动高效不得不令人思考其体制的优越性。反观美国，疫情之下两大法理支柱——自由和民主都受到冲击，无所不在的社会不平等更加剧了其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无力解决国内问题，于是甩锅给外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正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做法。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才是，理智的人们不可不察。
  02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互鉴共生
  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没有给出社会主义的明确定义，而是分析了在经济上可以表现共产主义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也是列宁的看法，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的过渡期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时期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而“斯大林模式”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一大二公”的追求即在其中。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它既留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痕迹，也具备共产主义的一些特征，而这两者孰轻孰重、比例多少，由现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
  对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一方面，历史已经证明，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脱离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不从实际出发，全面借鉴采用资本主义体制、制度和措施，也不叫社会主义。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带有一种混合所有制的特征。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从实际出发，对我国现阶段应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所有制做出的准确判断。
  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鉴于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本土有星火燎原之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简短入门》中，作者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归因于2008年金融危机，认为不平等的加剧和对当代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日益激烈的批评，使社会主义重新回到了大众思想的主流。2018年，公共宗教研究所提供了两种社会主义定义：一种是为公民提供健康保险、退休支持和免费高等教育的政府系统；另一种则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关键部分，例如公用事业、运输和通讯业等。前一种明显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伯尼·桑德斯所持思想即追求于此，后一种对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众对社会主义（如苏联和中国）的理解。尽管美国人中支持社会主义的仍然是少数，但利用公共权力缓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为所有美国人增加机会和安全感，却将是当今大萧条后的政治中一股强大的潮流。
  美国眼中的社会主义标准：
  首先，将政府是否控制经济作为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不对的。早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官方控制和国有经营就已存在。
  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后，国有化一度盛行。1660年，查理二世创立英国邮政总局，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有企业。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正式出版，标志着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初步形成。此后，其追随者在坚持凯恩斯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凯恩斯主义的两大支派——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从而在20世纪50、60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新正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及制订经济计划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而且通过“国有化”运动直接掌控国有企业，使其参与经济活动，并使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期间，东西方均出现了大型国有企业。
  由于指导思想和经营效益等各方面的原因，国有化和私有化经常交叉进行。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兴起，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波“私有化”运动，但就算在私有化高潮的20世纪80年代，法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21世纪以来，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国有化措施。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混合经济，证明国有制不是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并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国有企业及对战略产业进行国有化的现象。
  其次，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否作为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也不妥。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然而20世纪以来，美国在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如何进行干预经济等问题上不断摇摆，也出台过政府“强干预”的法令和措施。早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就强调联邦政府应在生产、消费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职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重新成为联邦政府的指导思想，美国治理理念从“大政府”向“小政府”回归。80年代里根主义出台，意味着对内消除“大政府”“大劳工”、对外抗衡社会主义苏联的思想达到顶峰。90年代克林顿对保守主义进行纠偏，提出新的经济政策。随后，乔治·布什又对克林顿进行纠偏。其后，奥巴马又对乔治·布什进行纠偏。特朗普上台后，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计划，并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我们预测，新就任的拜登政府对内政策必然回调。
  在当前美国的政治背景下，除了一些政客，比如桑德斯和科尔特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人也将话语向“左”，选择更温和的“混合经济”版本的资本主义，即要求市场和政府共同努力实现各种目标。所以，政府对社会的干预也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
  最后，将民主作为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也不妥。当代西方政治把多党制和选举制等确定为唯一合法的民主形式，姑且不论此标准是否合理，单从程序和结果而言，西方在认定民主与否上也存在严重的“双标”问题。美国是两党制，并不是多党制；大选分两个阶段，既有普选，也有代议制，并不是全民直选。俄罗斯是多党制，总统也是全民直选的，但欧美却从未将俄罗斯看作“民主国家”。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人民享有广泛和真实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方式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这些都是基于我国国情制定出来的政治规则，却不为西方所承认，因为“他们评判别国是否民主的真正标准，是看选举结果是否符合欧美垄断资本霸权体系的利益。”只要跟着美国走，即使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也是“合法”的。因此，继续追随美国就是民主国家，不追随美国就是专制政府。据统计，近30年来，被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已占垮台政权总数的90%以上，“民主”成为欧美颠覆别国政权的主要手段。可见，政治上采取什么形式不重要，关键看是否与欧美站在一边。这便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
  国家之间应不分大小，不分贫富，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政党制度，是该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合法且正义，美国无权干涉。中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得到发挥调动，这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美国的“两党制”造成人民思想分裂、政策难以为继。可见，社会主义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霸权主义才是，对此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03 全球疫情危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几个明显的后果：西方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种族和不同国家的分化更为严重；制度比较无可回避，意识形态竞争更加激烈；人类处在生死边缘，国家与个人的权利边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独立自主、自由民主的双面效应等因素凸显。疫情带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甚至可能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有的国家出现保护主义，如限制进出口、提高关税、停止或减少货运、高度重视国家的经济安全并力求建设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有的国家和地区选择区域主义，通行的做法是在其所在地区选择短链生产和供应，既不完全封闭，也不拥抱全球化；有的国家对全球化予以修正，希望建立世界合作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卫生检疫领域，与共同构成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其他国家发展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调整，从而改变世界经济面貌，这是疫情带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挑战。
  在国际政治关系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有些国家倾向于把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导致其内部民粹主义兴起；有些国家受到严峻的外部挑战和威胁，导致民族主义上升；有些国家面对疫情无所作为，缺乏严格的管控措施，延续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做法。这些变化此消彼长，相互作用，形成博弈。
  在国际安全关系方面，美国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下降是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中国和俄罗斯军事和综合实力的增强是西方的焦虑所在；欧洲、日本和韩国战略自主性增加；众多发展中国家持摇摆态度，既促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也构成国际安全领域的不确定性因素。
  面对后疫情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方案是通过构建更大的自贸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促进共同繁荣，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大考，考验着地球的生态环境承受力、各国的应急避险组织力、人民的理性选择行动力、医疗的科研开发转化力。“面对风险全球化趋势日渐突出、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威胁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情境，迫切需要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构建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探索有效的国际协作方式。”疫情之下，只有每个个体安全，人类社会才有整体安全。这种朴素的想法既尊重西方的个人主义，也服从东方的集体主义，理应成为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