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看党史中的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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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添加了不确定性。我们的抗疫斗争不仅展现了优势，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加快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相当迫切。“于变局中开新局”，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有理有利有节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可避免。这也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大背景。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看家本领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方法是实现目标的途径，思想的方法即思路，行动的方法即实践；思路、实践都是不断摸索出来的“路”或途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看家本领。这个看家本领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或可作这样的概括：一是知古鉴今，从中把握规律的历史方法；二是通盘考虑，着眼总揽全局的整体方法；三是统筹兼顾，但又抓住重点的辩证方法；四是实事求是，注重实际效果的实践方法。越是碰到麻烦问题、复杂情况、严重局面，越要求我们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看问题的方法，把人们做过的事情，同现在和未来要做的事情贯通起来加以思考，进而为总结历史规律、分析现实问题、预见未来趋势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重要的是，党史学习教育不仅要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所了解、有所认知、有所启示，还要弄清楚党史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关联，它们并不是四条独立的时间线索。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推动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条件。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创造了建立新社会、新国家的历史；新中国成立70多年，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使社会主义发展走向多种形态的历史。也只有通过党史把“四史”联系起来，才能够把握历史方法，发现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增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工作的素养。我们讲党史，不但要讲艰苦卓绝，辉煌成就，以鼓舞士气、坚定信念；也要讲跌过的跟头，走过的弯路，避免前进路上再犯类似的错误。要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改革开放来之不易，进一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来自历史反思的精神动力。
  历史虽已成为过去，但其中的兴衰成败往往有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沉淀，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原因也可以从党史中获得答案：上世纪中期，社会主义新中国用了不长时间建立起比较像样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更多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在探索自身解放和发展之路。但随着中苏分裂、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发展一时没了方向，思想僵化了，也无力应对各种挑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都陷入了困境。中国改革开放就来自内部拨乱反正，对外赶上时代的压力，所以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坚持认为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史经验
  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也遇到许多新问题，发展转型的压力不断加大，同时还面临着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等新情况。发展起来以后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积聚呈现错综复杂的特点，迫切要求我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党史学习教育不仅仅是一项政治任务，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教育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视野、增强历史担当。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和挫折，邓小平对此专门提出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现在看来，这个要求仍然很有针对性。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却成了我们前进路上的顽固绊脚石，是端正党风整治“四风”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提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并深刻地指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表现和危害。这里批的官僚主义就包含了形式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整治“四风”紧锣密鼓进行，经过几年努力，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被遏制住了，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很顽固，开不完的会议，做不完的评检，弄不完的材料，填不完的表格，尤其基层负担“压力山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面上是作风问题，其实也能从党史经验中掌握到整治方法。
  90年前，“朱毛红军”即红四军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强化组织领导排除万难，在闽赣附近开出一片新天地。毛泽东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蹲点寻乌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寻乌调查使毛泽东深有感受，继续写了《调查工作》（这篇《调查工作》后来在1961年3月被毛泽东印发给广州召开的会议，并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但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就叫它“本本主义”，这就是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文章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思想，其中还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早些时候，经历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报告严厉批评了当时湖南省委代表“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而给湘赣根据地斗争造成严重损失。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又提出，“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形式主义不问工作上是否有效果，斗争上是否更有利，不从实际需要上去估量，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他还分析了形式主义的唯心主义思想与非无产阶级路线的社会根源。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时，毛泽东就把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作为“最迫切的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再次批评形式主义方法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并把形式主义文风会风的危害概括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形式主义及其靠山官僚主义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的工作作风。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2年底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呈送的报告，即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在这篇指示中严肃批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只想做官当老爷，最容易滑入官僚主义深渊。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在今天仍然掷地有声。
  以史为鉴方能行稳致远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个大局。当今世界，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国家治理当然也就包括了风险治理，风险治理既“嵌入”坚持和完善现行制度的建设内涵，又要随时准备应对各种风险带来的治理难题。前者是确定的目标，后者是不确定的挑战。我们要使现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必须处理好确定目标和不确定挑战的辩证关系。我们虽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有被世人称道的表现，但还有大量已知未知、可预见不可预见的风险挑战，要求我们不断摸索风险治理办法砥砺前行。
  想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来自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艰难复杂局面，基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历史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困难时期，毛泽东深感很多干部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付酬、等价交换，指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历史之所以能说服人，是因为了解历史，洞悉其中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对现实情况的认知和对未来趋势的把握。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谈到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时强调了看历史的重要性，从亚非拉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这两段话都强调从历史看前途、看未来。有了对历史经验和规律的把握，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行稳致远；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更是如此，为的还是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了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样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里讲的斗争，就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一系列伟大创新创造，是突破遏制、回应挑战、补齐短板的顽强斗争；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
  因此，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
  当然，我们还要充分认识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斗争勇气和创新精神，就没有了活力，就会失去历史机遇，也就等于没有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史学习教育可以为我们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提供厚重的底气，激励我们更加主动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几个“大”，就是新时代的雄浑气魄；这几个“势”，就是历史进步的大趋势。（来源：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