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四大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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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这一年多来中美贸易谈判局势瞬息万变。就在本月初特朗普宣布将于9月1日对华加征关税商品范围扩至3000亿之后不久，8月13日晚，中美双方经贸高级别磋商牵头人再度通话、美国政府随后亦推迟了3000亿商品中过半商品的加征关税时间至12月15日，扭转了迅速恶化的中美谈判格局。
  不难发现，此次美国推迟加征关税的商品总额不小，占到了美国9月1日拟对华加征3000亿商品关税的近六成，且大多数是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商品，根据计算，推迟加征关税的商品，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达到87%。中美贸易局势的最新演变说明，伴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不断蔓延，中美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经贸联系体现的越来越充分，而美国内部也越加分化，存在不同的利益要求。
  实际上，这次中美经贸形势的变化恰恰是过去一年半以来中美经贸谈判的缩影，充满着博弈、冲突与合作。展望未来，伴随着双方越来越清晰的谈判要求，经过了十二轮的中美经贸谈判最终会走向何方？挫折不断的磋商是否有望回到正轨？
  笔者认为，要全面分析理解贸易战形势、走出谈判困局，尚有如下四大问题需要厘清：
  是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导致谈判失败吗？
  当前不少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善变，导致中国无法探知其真实意图，因而贸易谈判根本无法进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回顾中美十二轮谈判的过程，文化差异和不同的要求导致中美互相认知存在偏差，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似乎让中美谈判难度上了一个台阶。例如，今年5月初，本已经历十轮出现积极迹象的中美谈判，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宣布对华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后迅速扭转；6月大阪G20峰会中美元首会面后，重启谈判充满希望，但仅在短短一个月后，特朗普宣布9月1日对华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又将两国推回到对抗的角斗场。
  特朗普的朝令夕改似乎是中美谈判僵局的主要原因。但倘若仔细观察特朗普上任以来施政落地的情况，又不难发现，其实特朗普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言出必行”的一位。如根据兴业银行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其竞选承诺的兑现率为82%，无需国会立法的承诺兑现率更是高达100%，特朗普似乎并不是印象中喜欢出尔反尔的形象。
  另外，特朗普的“言行一致”在他的“推特治国”上也体现的十分充分。特朗普喜欢在推特上对国内外大事表达看法和意见，事后来看，其在推特上的承诺，大多数都得到了兑现，成为观察美国政策的“另类”风向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归因于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与“极限施压”，其实并不全面，对解决当下中美分歧也无太大帮助。反之，从特朗普行为动机和行事规则出发，似乎有助于更好地弥合双方的认知差异。在笔者看来，随着美国2020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手段，都是为连任服务，体现的最充分的例子便是特朗普对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的要求。
  中美谈判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作为任何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国需要购买大量美国大豆。如去年G20阿根廷中美元首会议之后，大豆采购便在磋商协议当中；而近期美方宣布加征3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前，特朗普也曾在推特上抱怨，称G20大阪峰会后，中国曾承诺的从美国大量购买农产品承诺并未兑现。
  对此，中国发改委表态是，7-8月都有200多万吨美国大豆抵达中国港口，但G20大阪会晤后至7月底双方签署新协议购买的大豆确实只是14万吨，主要是因为美国农产品没有价格竞争力。美国中西部豆农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选票至关重要，这也是特朗普将农产品采购作为中美谈判的一个重要要求，且多次抱怨中国未履行购买农产品承诺的原因。
  此外，在笔者看来，不管是特朗普让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大豆、在推特上多次故技重施的“极限施压”策略，还是胡萝卜大棒之间的迅速转换，均是特朗普希望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体现。换言之，特朗普并非不想谈判，而是为了加大连任筹码，希望促成对美国有利的协议，这是特朗普对待中美贸易谈判一以贯之的逻辑。
  美国朝野一致遏制中国崛起，谈判没有可能？
  还有一种看法更加悲观，认为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终究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的命运，美国朝野一致，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和意图明确，中美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果真是铁板一块吗？
  纵观美国两党的精英，其实不难发现，对华极端强硬的势力并不代表美国社会全部主流，更不应该把美国所有的对华政策，都同遏制中国的战略等同起来。在笔者看来，除班农、纳瓦罗、莱特西泽、蓬皮奥等强硬鹰派之外，其实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在对待中国上有不同声音，遏制中国崛起并非是这些群体的集中要求。特朗普、美国财长姆努钦、前财长保尔森、美国两党内的一些鸽派力量以及美国大多数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大概率均属于这一范畴。
  例如，《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刊登了《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于事无补》的给特朗普的公开信，由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100名“中国通”撰写，反对将中国视为对手，中美对抗对美国不利。此外，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认为，如果美中不解决目前的分歧，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一道“经济铁幕”，他建议中国大胆开放市场，对自己的企业竞争力有信心。而这些美国国内“亲华派”的善意提醒，或许也可以为勘破中美迷局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中异见之多超出想象。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有较多负面评价，尤其在政治上，但特朗普为争取同中国谈判，多次将彭斯的意见压制；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因“通俄门”事件，不排除对特朗普总统启动弹劾程序的可能性；而特朗普不顾国会两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的意见，也曾表示“香港游行实质上是暴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以期推动同中国的贸易谈判。
  因此，不同群体对华要求有所差异，争取更多的“盟友”而非全面树立“敌人”，是中国现在贸易战中的战略，避免将中美战场不断拓展，中美转为全面对抗的重要出发点。
  在美国重回“美国优先”战略、西方民粹势力抬头、全球经济增长点匮乏的大背景下，当前国际秩序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在经历过去40年来最为深刻的战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维持中美关系不脱钩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但中美经贸摩擦不解决，中美双方在技术、金融、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存在着更深的矛盾，可能会急转直下。所以，经贸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尽量避免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把中美的经贸关系，变成避免中美全面对抗的防火墙，而不是关系全面恶化的催化剂。
  谈判中拖延策略是否奏效？
  面对特朗普对华贸易问题的强势，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施拖延政策；若拖至明年底特朗普落选，以后的谈判可能会更有利于中国。但以笔者的视角来看，这种期待与当前美国政治生态有一定偏离，有很大风险。
  首先，连任是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为争取选票，稳定共和党的基本盘同时争取摇摆州选民，特朗普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争取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特朗普为了竞选，十分迫切的需要与中方达成一纸协议，倘若难有突破，不排除会采取更多“极限施压”，结果容易出现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
  其次，笔者于6月访问美国，发现特朗普在民间的支持率非常高。虽然最新的美国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但就笔者在美国一路交流的观感来看，政界人士大多认为拜登要击败特朗普的可能性极低。当前特朗普在鹰派人士中的支持率依然很高，共和党传统票仓中西部深红州的支持率也基本保持稳定，特朗普连任的阻力不大。
  此外，选举政治中的任期在一般意上来讲都是政策可持续性的掣肘，但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连任概率上升有望打破这个规则。特朗普已在他的推特上认定，中国没有认真和他谈判的意愿，而是在等美国大选结果以及希望民主党上台，所以中国在贸易谈判中选择“拖延战术”。这说明对特朗普而言，拖延是他认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反而促使其采取更加激进手段。考虑到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低估特朗普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决心，往往会导致中美谈判局面上的被动。
  中美金融战是否已经爆发？
  此外，金融战是否是中美贸易战的必然延续？可以看到日前中美汇率交锋，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名单，被广泛解读为中美贸易战升级为汇率战、金融战，甚至不少市场分析人士给出了未来中美金融战的沙盘推演，认为金融战会是中美大国博弈中难以避免的一步。
  但在笔者看来，大肆宣扬金融战已经爆发并不可取。IMF近期发布的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重申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中国并未操纵汇率。外管局副局长陆磊也表示，经贸摩擦与是否存在金融战的事实之间是有鸿沟的，仅仅是汇率的波动，并不意味着贸易摩擦就扩展到了货币和金融领域。事实上，美国除了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没有对中国发动实质上的金融战行动，美国媒体目前也鲜有金融战的呼声，反而是国内有不少讨论认为中美金融战已经开打，值得商榷。
  其实，中美之间在金融制裁方面可采取的手段相差较大，金融战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在经贸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中国主动扩大争端范围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对美国来说，对中国发动金融制裁也并非最优选择，由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体量巨大、同美国市场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美之间的金融战将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这将比经贸领域的争端影响更深远、更广泛、也更难于应对。
  从目前看，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的再次通话、以及特朗普政府推迟3000亿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时间为中美恢复经贸谈判提供了可能。正视特朗普“非理性”行为下的内在逻辑，积极推动贸易谈判重启，增加信息透明度和理性讨论，快速采取行动改变特朗普眼中的“拖延战术”，有助于扭转迅速恶化的中美局势，为年底APEC峰会首脑会晤解决贸易纠纷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