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成就、经验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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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八)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长期探索，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并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回顾和理解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应该把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时期有机衔接起来。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战略，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实践探索基础上认识不断深化的与时俱进的宏伟目标。
  一、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辉煌历程
  70年前，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由此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不仅在短时期内恢复了经济，使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力推进工业化。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逆转了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落后的局面，也为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增长奇迹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条件。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国选择实施计划经济模式，以此动员全国资源加快进行国家工业化。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仅占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仅为17.6%。“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实际增长81.0%，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一五”结束时增加到23.2%，提高5.6个百分点。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可以说，改革开放前20多年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
  毋须讳言，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和生产积极性不足、经济结构失调等弊端。特别是一系列政治运动干扰了经济建设，使得中国经济未能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反而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潮流。这一时期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更是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害，最终使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尽如人意。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农村有约2.5亿人口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正视计划经济时期的错误和挫折，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这个崭新的年代。改革开放就是革除病症，消除一切阻碍生产力提高、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体制障碍。改革开放的成就最终证明了一个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978—2018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为中国带来了奇迹般经济发展水平的赶超。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撒哈拉南部非洲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21%，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随着改革开放时期高速增长的持续，中国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继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8年，中国现价人均GDP达到近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近在咫尺。
  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就更是为世人瞩目。1981年生活在世界银行绝对贫困标准（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低于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亿，其中中国贫困人口高达8.8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到7.5亿，中国则只剩下960万，仅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3%。这期间，中国对世界减贫的直接贡献高达76.2%。2015年之后中国按照高于世界银行标准实施农村脱贫攻坚战略，2018年年末，可以说中国总体上已经消除了世界银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按我国现行贫困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也只剩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7%。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大卫·休谟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预言，当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达到至真至善之后，艺术和科学在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后极少有可能甚至永远不会在同一国家得到复兴。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达到过辉煌的高峰，科学技术也长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发展却衰落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才再创辉煌。迄今为止中国各个领域发展创造的奇迹，已经并且仍在不断打破这个“休谟预言”。
  二、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重要经验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采访党的十八大的中外记者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准确表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没有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奋斗目标，就做不到“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也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觉醒和关键一招。以此为认识出发点，我们才有足够的道路自信，既看到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道路固然有曲折和挫折，曾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坚信我们注定会一次次拨乱反正，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对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的经验不仅对于我们自己是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也应该成为人类发展智慧的宝库。其一，中国经济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以及不断扩大的总规模，发挥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其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分享与智慧借鉴。其三，中国经济探索中所体现的具有共性的发展规律，以及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方法论，为修正、丰富和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尤其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复兴。从如何创造经济发展成就的角度，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条改革开放和发展经验。
  首先，适应国情坚持探索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任何先验的发展模式。形成于西方发达国家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教条，常常被作为万应灵药推荐给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在改革方式上，来自西方的顾问们认为市场化可以像宇宙大爆炸一样一夜之间建成，以“不可能分两步跨过同一条壕沟”为依据，推荐各种版本的“休克疗法”；在改革内容上，从西方经济学家的经验观察中归纳出若干其实没有共识的所谓“共识”（如华盛顿共识），建议对象国家以之为圭臬实施改革。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虽然改革开放也意味着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发展经验，我们在过去40余年中也的确从各种有益的发展经验中得到启发，并获益不菲。然而，我们从未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国即便被证实有效的模式和路径。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或接受所谓的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改革促进发展、发展维护稳定、边改革边分享的理念，因而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改革开放发展之路。
  其次，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和开放，以此促进发展和共享。在从国情出发的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符合一般发展规律。第一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种所有制和混合经济，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激活了“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步，清除各种阻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展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按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第三步，依次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开放举措，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三步把这个时期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通过城乡劳动者的广泛就业参与，不仅被转化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还带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充分分享。
  最后，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具有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就不具备一般意义。回顾新中国发展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既可以看到从国情出发改革发展的独特之处，也可以认识到尊重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过程，可以清晰地认识其中体现的内在逻辑，从中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智慧和方案。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使这个过程具有特殊的优势。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统一认识、凝聚共识，在社会政策上把握好基调，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体系安排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既防止了片面追求增长而忽视民生的做法，也避免了一味承诺、过度福利化的民粹主义倾向，破解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个发展中经常遇到的两难命题。
  三、如何走好经济发展新征程
  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后，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随后就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可见，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交汇的历史时点上，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9771美元。以这一年的增长速度来推算，2020年预计达到1215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人均GDP超过12235美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就是说，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将以总体上消灭了绝对贫困的高收入国家的姿态起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征程将会是充满鸟语花香的一路坦途，实现宏伟目标还必须应对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首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便从统计意义上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仍将具有针对性。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陷阱”恰恰是针对一个国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或者刚刚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情形。2018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4706美元，初入门槛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距离这个平均水平尚有巨大的差距。国际经验还表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之际，往往是以往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之时，根据应对的成与败，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之间往往产生明显的分化，其中未能成功跨过门槛或者跨过门槛之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的国家不乏其例。因此，对中国来说，在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传统的增长源泉逐渐消失，亟待把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只有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才能为开启新的增长引擎创造必要环境。
  其次，纾解“成长中的烦恼”。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是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表现得越为突出，往往还会出现以前未曾遇到的新问题。例如，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人人获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也会出现一些群体遭遇转型困境的情形。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领下，把包容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加大政府进行再分配的力度，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
  最后，应对“修昔底德效应”。随着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科技发展水平也日益走向世界前沿，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样，守成的霸权国家会产生一种嫉妒、猜疑和恐惧的心态，特别是当这样的国家面临无法解脱的国内问题困扰时，往往会把这种不良心态转化为对新兴国家的掣肘、打压和遏制行动。即便可以在各方努力之下对摩擦进行管控，防止激烈冲突和战争，避免最坏情形下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以遏制为出发点，霸权国家把不公平的条件施加在科技和软实力的竞争之中，甚至发起贸易摩擦，则是非我所能掌控的。所以，至少“修昔底德效应”仍将长期存在。应对的办法，一方面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主动扩大改革和开放，并以改革开放红利支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和诚意，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多边主义方案遏制单边主义行径，维护好经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