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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去年以来,中央各层次会议频繁提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平台经济治理显然是这项工作的重心,一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到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再到七部门联合调查滴滴、相关APP从应用商店下架,我国反垄断监管力度正持续加大。据统计,2020年全年,我国反垄断罚没金额为4.5亿元,而今年已开出多个过亿元反垄断罚单。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近期表示,加强规范,是为了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的常态化工作,有利于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我国的反垄断行动也引起了国际投资者和观察者的高度关注。业内人士认为,应以历史的、系统的、理性的视野和格局看待平台经济治理问题。事实上,历经包容审慎的监管过渡期后,强化反垄断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
韩文秀表示,中国整治规范互联网平台的政策是一视同仁的,针对的是违法违规行为,绝不是针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一点十分明确。
例如,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蚂蚁集团在超国民待遇和监管套利之下形成了复杂的金融科技帝国,这是极其危险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执行长巴菲特和副董事长芒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监管方对蚂蚁集团采取的行动表示认可,认为“先发制人地介入,阻止了投机行为”。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郑路表示,互联网金融作为现代互联网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创新运用,虽然有助于增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果,但同时也存在无牌或超许可范围从事金融业务、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监管套利、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规问题。在各种苗头浮出水面,在互联网平台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到来之前,果断加强互联网平台金融监管,对保障互联网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乔赞帕认为,中国控制其科技巨头背后有正当的公共政策原因,其中许多原因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类似行动。在经济方面,中国迄今为止实施的措施更像是一种纠正措施,而不是直接关停。而且,中国的反垄断、隐私保护或金融科技政策没有一项像目前在美国国会中提出的拆分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公司的想法那样激烈。
“全球互联网监管是大势所趋,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金融监管在世界范围内是领先且严格的,金融科技创新与传统监管之间的空白地带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金融科技创新与金融监管创新的动态博弈和动态平衡,公平、合规、清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正在形成。”郑路说。
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是中国为平台经济治理开出的“药方”。清华大学法学院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晨颖表示,反垄断是连接发展与规范之间的纽带,将推动平台经济在有为政府规范下的有效市场中创新发展,从无序乱序的“野蛮生长”态势迈入法治规范下的“有序发展”阶段。
在强化反垄断的同时,相关行业规则和基础制度也在持续完善。例如,针对互联网平台被诟病的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用户数据保护不力、滥用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和诱导消费等问题,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已在今年出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
不以规矩,难成方圆。反垄断及一系列行业监管政策的出台,归根结底是为了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体系。这并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恰恰是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一贯立场同频共振,是与促进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同心同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还强调,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桥水基金总裁瑞·达里奥认为,中国决策者成功地应对了影响,并实现了目标。在他看来,中国的行动方向从未改变——支持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和对外开放投资的快速稳定发展。
韩文秀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实施外商投资法,切实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做好与市场沟通,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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