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产业外迁趋势可控 正确应对巩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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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群 孙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过去10余年来，我国部分外资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到周边国家寻求投资发展机会，近几年受中美贸易关系影响，产业外迁加速的趋势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从目前情况看，很多美国及其盟国的企业随中美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而加快撤出我国的可能性不能低估，由于成本等市场原因部分外国企业，甚至我国一些企业迁至他国的现象也将持续。但对这种现象不必过于担忧。
  首先，我国产业外迁的现状。我国产业外迁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2012年以来外迁速度有所加快；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外迁进一步加速。但过去10余年来，外迁的速度、范围有多大呢？从我国制造业名义增加值的情况来看，2010年至2020年间年均增长9.3%，比同期全球制造业名义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使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从18.2%大升至29.2%，上升11个百分点。从出口形势看，2010年至2020年间，在全球贸易年均增长1.4%的情况下，我国商品出口总额年均增长5.6%，比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增长高4.2个百分点，从而我国商品出口总额的全球占比从2010年的10%升至2020年的13.3%，提高了3.3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一是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与我国经济体量相比较小，且制造能力弱，能吸收的产业迁入有限，二是我国拥有较完备与强大的产业链，真正外迁出去的是产业链较短的中低端产业，如服装、鞋帽、家具等，电子信息产品的迁移大都限于组装，所以外迁的产业范围也有限。
  今后，这两大因素将继续制约外迁的速度与范围。随着我国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建设，对产业外迁的速度与范围将是一个更大的制约。所以，产业外迁速度与范围整体仍然可控。
  其次，中低端产业外迁后高端产业崛起。我国高端产业的迅速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中低端产业迁出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这也将保持我国制造业大国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目前，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与数字创意产业正在我国蓬勃发展。这些产业无论从效率、效益、乘数效应，还是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与对产业链的支撑都将产生巨大作用。随着高端新兴产业发展提速，我国整个制造业将实现中高速增长，且增长质量更高，出口能力更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很多人问，为何我国的一些产业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外迁去海外而不是内迁去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呢？原因有二，一是中西部劳动力成本虽比东部低，但比东南亚、南亚及非洲国家高出一倍以上，并无成本优势；二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目标是新兴产业而不是中低端传统产业，所以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内迁过来的新兴产业青睐有加，而对于中低端产业的内迁并不积极。从中西部各省发改委的发展规划中，就可见一斑。这表明，中低端产业外迁不会造成我国制造业增长大幅放缓，也不能阻挡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步伐。
  再次，服务业发展加速。过去10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3.1%，超过名义工业增长4.3个百分点，但其占GDP比重仅刚过50%，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说明未来还有增长空间。消费性服务业将继续完善，生产性服务业更将强势崛起。这将促使我国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双强的产业链结构。目前我国服务业出口还很薄弱，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10%左右，今后发展空间大。
  综上所述，产业外迁是我国经济综合优势的必然结果，尽管有加速之势，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依旧。
  决定我国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的综合优势包括一系列的经济、人文与社会因素。
  劳动力成本仍是大优势。产业工人的成本是产业运行最重要的成本，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供给因素。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仅为发达经济体平均的四分之一左右。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仍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劳动力素质更为重要。我国产业工人的素质，从教育训练水平、学习能力、主动性、韧性、勤奋、吃苦、守纪等各个方面衡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全面超越，与发达国家相比，除第一项教育训练水平外也是整体超越。这大大抵消了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劣势，又显著增强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成本优势。
  以上两大优势是我国得以确立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从经济与产业环境分析，很多原因也不可忽视。
  第一，规模效应不可忽视。规模效应使得产业发展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效益更好，从而吸引更多的全球厂商使用和购买具有规模效应的产品和服务。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商，具有全球最大的产业规模进而产生规模效应，自然能进一步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
  第二，强需求也不能低估。我国不但是全球产业链的主要供给方，同时也是产业链中各种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数据显示，在20个主要行业中，我国有17个行业的销售额在全球销售额中占比超过20％。以信息电子行业为例，2019年我国的手机、电动车、半导体销售量分别占全球销量的40％、64％和46％。
  第三，产业发展环境为我国独特的优势。这包括，经济增长虽步入中高速但仍为全球最快速之一；基础设施及物流系统的规模与质量全球领先；产业政策独特而有效；外贸环境自由，外资政策持续完善；企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等。
  第四，产业供应链完备坚固。产业供应链有自我巩固与扩张的特性，即供应链一旦形成，会吸引更多的厂家加入，从而进一步延长与夯实供应链。
  这也与市场看好我国经济增长前景有关。国际社会预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自然也期望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供需两端的分量都进一步增加，优势地位进一步增强。
  第五，我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前景。今后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将赋予产业链新的发展模式与生命力，而我国在信息经济中领先全球，这将更加巩固我国产业链优势地位。
  当然，我国产业也面临不少挑战，例如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占据高端产业链的程度仍然不够等，这要求我国在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快产业升级。
  从近代世界经济史看，曾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全球性产业大迁移。18世纪中叶，由蒸汽机和纺纱机带动的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在欧洲大陆的扩散，使得欧洲成为当时的世界工业中心。第一次产业大迁移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电力、钢铁、化工、铁路、航空工业兴起，世界制造业中心从欧洲迁移至美国；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迁移至德国和日本等国；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德国与日本等将轻纺、机电等价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至成本较低的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第四次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亚洲“四小龙”及日、欧、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迁移至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中国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南亚及非洲国家迁移，被很多人认为是近代世界经济史上的第五次产业大迁移。
  全球产业大迁移简史表明，我国部分产业向海外迁移是我国及全球经济发展至现阶段的必然现象，但外迁并不预示着我国将失去产业与经济大国地位。从历史观察视野，前四次产业大迁移的产业先导国虽将传统产业迁移出去，但本身的发展并未停止，而是以新兴产业代之，出现了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兴起，所以目前仍然是经济发展程度居上的发达国家，且仍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美国在60多年前经历第二次产业大迁移后，目前仍保持世界领先经济强国地位；英国、德国与日本在产业大迁移后，目前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也都处于世界前沿。（来源：《中国金融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