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全球产业链格局的演变和上海自贸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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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路径可能不是那么平稳。大家都说，2018年可能是过去十年来最差的一年，但可能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目前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大概率会再做一次量化宽松，因为美联储已经转向，而且市场预期9月份还将继续降息。此前，澳大利亚、印度等已经降息。此后，其他国家大致会跟随美联储的节奏，继续宽松，制造出更大的泡沫。
  此外，大国之间竞争的量级可能还会持续提升。如果特朗普连任，会导致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未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大国间的博弈和竞争都会作为背景存在，这个影响是持续的，十四五规划难做，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会对产业、金融、科技、体制机制都带来一些系统性的影响。
  首要问题是，全球和中国产业链会如何调整，本质上这是一个开放和营商环境优化的问题。
  主流观点认为，跨国公司不断外迁，我们觉得很有可能未来的产业链会形成一个G1+（G-1）的结构。意思是说，为美国生产的，就把产业链迁到美国去。除美国以外的地方，还是可以进行全球配置产业链。
  最近，特朗普猛怼了下越南，这是因为，不少中国和日韩企业都转移到越南了，所以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飙升。特朗普的特点就是，哪个国家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他就把贸易战的战火烧到哪儿。所以，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当那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把产能都转到越南去了，他就把越南作为对手了。那么，企业是不是就不转了？似乎这样对中国是利好。显然不是，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企业将部分产能迁到美国，专门为美国或者北美生产。特斯拉（上海）就是很好的案例，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是不能销到美国的，主要是卖给中国，当然也有可能销往亚洲其他国家。
  因此，只要特朗普和纳瓦罗坚持这种“贸易逆差就是被占便宜”的贸易观，那些主要的消费市场是美国的企业，很可能就会在美国布局供应链。而在其他地方，主要就是三大中心——亚洲、北美（除美国）和欧洲，产业链布局基本可以照旧，因为贸易冲突的强度可控。
  作为应对，中国正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在本次G20大坂峰会上，中国宣布了五条新的开放举措，其中提到，东南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有望在年内达成协议；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BIT）也在继续推进，有望在2020形成初步框架；而中日韩一体化也争取在未来几年内形成突破，只是当前受到日韩关系的影响，可能面临一定阻力；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等。大家都在玩合纵连横的游戏。
  相对美国而言，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更客观务实，认为在不同政策领域中国既是与欧盟有相似目标的合作伙伴(例如气候、安全、地缘)；又是欧盟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点的谈判伙伴（例如经贸、一带一路）；还是同样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例如AI）；也是扩展不同治理模式的体系型对手（例如全球治理），估计其他非美的发达国家也会有类似的判断，求同存异，接触和合作还是主基调。
  所以，一方面中国通过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形成同盟，另一方面不断在本土的自贸实验区实质扩大开放，去年开放了22个领域，今年更多，负面清单不断压缩，开放的条件也逐渐放松。这种开放，面向所有企业，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无论是服务业或是制造业，要立即行动，并且要向全球进行新一轮的产业链招商。这次新增临港片区为新的自由贸易区，很大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部署新一代的中国制造的全球化产业链，特别是在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对于开放，关键问题是能否切实落实“竞争中性”原则。而且，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大多持观望态度，加大了吸引长期投资的难度。
  以上更多的是美好的愿景。如果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构造稳定的朋友圈，则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未必会从中国连根拔起，毕竟巨大的消费市场放在这里，劳动力优势和人力资本红利仍然存在。
  再往深处看，就是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问题，例如外资企业不断强调的提高透明度、监管环境的可预测性与公平性；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减少产业保护政策，减少障碍壁垒；开放当前限制领域的市场进入等几个关切，要从体制上做出回应。
  资本不眠，皆为利来。有利可图，跨国公司才有可能继续发挥所谓压仓石的作用。我们过去习惯讲的营商环境，往往就是“领导重视，政府支持”。能否升级为市场决定新环境下的“领导前瞻，市场公平竞争”，相信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合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就是要最终形成一个三零的自由港，即零关税、零准入壁垒（国民待遇）、零补贴（竞争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