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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路径可能不是那么平稳。大家都说,2018年可能是过去十年来最差的一年,但可能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目前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大概率会再做一次量化宽松,因为美联储已经转向,而且市场预期9月份还将继续降息。此前,澳大利亚、印度等已经降息。此后,其他国家大致会跟随美联储的节奏,继续宽松,制造出更大的泡沫。
此外,大国之间竞争的量级可能还会持续提升。如果特朗普连任,会导致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未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大国间的博弈和竞争都会作为背景存在,这个影响是持续的,十四五规划难做,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会对产业、金融、科技、体制机制都带来一些系统性的影响。
首要问题是,全球和中国产业链会如何调整,本质上这是一个开放和营商环境优化的问题。
主流观点认为,跨国公司不断外迁,我们觉得很有可能未来的产业链会形成一个G1+(G-1)的结构。意思是说,为美国生产的,就把产业链迁到美国去。除美国以外的地方,还是可以进行全球配置产业链。
最近,特朗普猛怼了下越南,这是因为,不少中国和日韩企业都转移到越南了,所以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飙升。特朗普的特点就是,哪个国家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他就把贸易战的战火烧到哪儿。所以,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当那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把产能都转到越南去了,他就把越南作为对手了。那么,企业是不是就不转了?似乎这样对中国是利好。显然不是,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企业将部分产能迁到美国,专门为美国或者北美生产。特斯拉(上海)就是很好的案例,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是不能销到美国的,主要是卖给中国,当然也有可能销往亚洲其他国家。
因此,只要特朗普和纳瓦罗坚持这种“贸易逆差就是被占便宜”的贸易观,那些主要的消费市场是美国的企业,很可能就会在美国布局供应链。而在其他地方,主要就是三大中心——亚洲、北美(除美国)和欧洲,产业链布局基本可以照旧,因为贸易冲突的强度可控。
作为应对,中国正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在本次G20大坂峰会上,中国宣布了五条新的开放举措,其中提到,东南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有望在年内达成协议;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BIT)也在继续推进,有望在2020形成初步框架;而中日韩一体化也争取在未来几年内形成突破,只是当前受到日韩关系的影响,可能面临一定阻力;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等。大家都在玩合纵连横的游戏。
相对美国而言,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更客观务实,认为在不同政策领域中国既是与欧盟有相似目标的合作伙伴(例如气候、安全、地缘);又是欧盟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点的谈判伙伴(例如经贸、一带一路);还是同样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例如AI);也是扩展不同治理模式的体系型对手(例如全球治理),估计其他非美的发达国家也会有类似的判断,求同存异,接触和合作还是主基调。
所以,一方面中国通过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形成同盟,另一方面不断在本土的自贸实验区实质扩大开放,去年开放了22个领域,今年更多,负面清单不断压缩,开放的条件也逐渐放松。这种开放,面向所有企业,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无论是服务业或是制造业,要立即行动,并且要向全球进行新一轮的产业链招商。这次新增临港片区为新的自由贸易区,很大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部署新一代的中国制造的全球化产业链,特别是在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对于开放,关键问题是能否切实落实“竞争中性”原则。而且,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大多持观望态度,加大了吸引长期投资的难度。
以上更多的是美好的愿景。如果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构造稳定的朋友圈,则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未必会从中国连根拔起,毕竟巨大的消费市场放在这里,劳动力优势和人力资本红利仍然存在。
再往深处看,就是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问题,例如外资企业不断强调的提高透明度、监管环境的可预测性与公平性;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减少产业保护政策,减少障碍壁垒;开放当前限制领域的市场进入等几个关切,要从体制上做出回应。
资本不眠,皆为利来。有利可图,跨国公司才有可能继续发挥所谓压仓石的作用。我们过去习惯讲的营商环境,往往就是“领导重视,政府支持”。能否升级为市场决定新环境下的“领导前瞻,市场公平竞争”,相信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合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就是要最终形成一个三零的自由港,即零关税、零准入壁垒(国民待遇)、零补贴(竞争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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