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忠:扎根乡村的田野工作与促进变革的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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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田野工作是认识乡村的重要方法，行动研究是提升为学品质的有效路径。二者的并轨既是研究者破解乡村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生命变革的心灵修炼。我的田野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当时我在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课程，为了让课堂有自己采录的村落故事，呈现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我尝试在辽北和辽西进行了一些调研活动。1998年之后的5年时间里，我的田野工作集中在两个主题：其一是都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居民的文化重组问题；其二是乡民社会的文化心理与农村妇女的自杀问题，这也是我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核心工作。2003年，我开始执教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此后的18年间先后有3个研究领域的田野工作，都不同程度地深化了我对乡土社会的理解。
  2005年，社会学系师生开启了妙峰山追踪研究。在其后的8年间，我带领10届本科生围绕着庙会进香仪式，走访了北京城里城外的32档香会组织，记录了都市化背景下民间社会组织的传承机制和生存处境。2011年至2013年，我们受学校之命进行中国乡村教育调查，两年间走访了7个省8个县，目睹了乡村学校正在经历的多个面相，也让我多年对乡村的经验直觉转换成了对于乡土社会的理性判断。2013年之后，源起于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受到农业农村部的高度重视，成立了GIAHS专家委员会并开始审批认定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我有幸参与到这项由中国政府规划的文化工程中来。正是这样的机缘，最近7年我得以行走于几十个村落之间，专注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如何在田野工作中落实行动研究的理念，也因此成为我专业定位和重新思量个人、群体与社会的核心命题。
  一、问询来处：关注底层的生活直觉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沈阳市铁西区度过的，它是这座重工业城市的代表性地域，从北一路到南十四路构成了它整体的街区图景。沈阳铸造厂、机床厂、热电厂、重型机械厂、电工机械厂、纺织机械厂等等这些在共和国工业史上赫赫有名的工厂，就在我生活的近旁；保工、卫工、启工、肇工、轻工、重工这类街区的名号无不彰显这里是工业重镇的特质，那些作为工业化标志的高大的烟囱，几乎是我头脑中定格的城市意象。我童年的玩伴、少年时的发小和同学，都生活在这个区域里，对父母所在的工厂有着极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子承父业的“接班”事实，使“俺厂子”成为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因为工厂是每个家庭的衣食父母，企业的兴衰关乎每个人的命运。
  “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位于铁西区西南部，东至卫工街，南至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路，面积0.60平方公里，有200多栋楼房，据说是新中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我的家乡记忆和对生活的体悟与这里息息相关，这里是我看中国社会开放变革的窗口，是我体会城市工人生活的无可替代的场域。这样的生活环境，让我从小就有一种意识——我是工人子弟。我知道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我理解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畅快，也熟悉他们耿直得有些粗暴的个性特征。我虽从骨子里排斥，但无可置疑的是，这样的环境养育了我，我的性情中早已打上了这个群体的烙印。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学做工》，他通过民族志的深度描写，以工业城镇里12个家庭的男孩为例，解释了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的深层原因。这本书我每每读来，都唏嘘不已，他好像描述的就是我周遭的生活。我的父母是工人，我的哥哥姐姐是工人，在他们的观念中，我能考大学而后成为老师，那真的是一种理想、一种奢望。
  1991年我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又被分配到了铁西区的一所薄弱中学工作。言其薄弱，是因为它位于城区的边缘，生源质量差。我学生的父母大多是知青一代，他们返城后大多当工人或小商贩，生活的艰难，婚姻的纠纠葛葛，对教育孩子的无奈，在我的每一次家访中都会获得真切的认识。通过他们的讲述，我对知青这一辈人的生活、底层民众的境遇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中学两年短暂的停留之后，我考取了辽宁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而后又回到母校工作。这期间，工人的命运一波三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工人下岗、再就业，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1999年1月底的一幕令我难忘，更难以释怀。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博士，寒假回家途经机床厂的时候看到很多工人在工厂大门外徘徊，他们用无声的语言表达着心中的不满和忧虑。这一幕虽已过去20多年，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清晰的就如昨天。每一个工厂都连带着可能是一家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生计。因此，工厂破产或转制对于以厂为家的工人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2011年上映过一部由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电影《钢的琴》，描述了工业城市这一时期破败与萧条的景象，传递的是底层工人无奈与忧伤的情绪。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宛如回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岁月，想到了我在北一路到南十四路之间骑车狂奔的状态，想到了那些由大大小小烟囱汇聚而成的城市景象。不得不说，那些曾经机器轰鸣的声响与影片中呈现的落寞萧条的状态一并而至时，我的心情里好像只剩下了惆怅。正是因为这样的记忆，让我始终不敢回望家乡。故乡对我来说，每每念起时就会多几分伤痛。学过人类学之后，人们常常说可以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家乡，但我却从不敢想。这就是我对工业的记忆和对家乡城市底层难以言说的情感。那么，我的生命和乡村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我的祖籍是辽宁省法库县包家屯乡，那是埋葬我祖父和曾祖的地方。那里距离沈阳只有110多公里，但是在当年交通不便之时，老家非常遥远。更为遥远的是，它对我来说仅仅是作为符号的老家。我第一次跟家父回到大三家子村，已经是1994年夏天的事情了。那一次，我目睹了父亲口中常常提到的连绵的群山，那是他7岁时放羊走过的地方。而在我的眼里，家父口中的群山，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山丘。那个破败的村落，在爷爷1959年去世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但是对我的父亲来说，那里却是他时常想念的故乡。他15岁就到沈阳谋生，1987年退休后总是念叨回老家，惦记着在他百年之后跟他的爸爸、爷爷埋葬在一起。这样的情感直到我不惑之年后才更加理解。
  我的祖上是农民，我的父母是工人，这种身份的叠加与转换，让间接的乡村总是不离我的左右。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一直是乡村亲戚来沈阳看病办事的“客栈”，甚至一些我父亲都没有印象的“屯亲”也会从天而降。若是办急事儿还好，如果是来看病，十天半月里我家拥挤的小两居还要腾出一间作为“观察室”。多年后，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母那一系列令我们不解的善举。他们收入微薄，省吃俭用，却不肯回绝任何一位来求助的人。在感慨他们生活不易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和老家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和老家之间作为符号式的联系是截然不同的。
  走入大学之后，我对城乡之间的关系，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有了不同的理解。学习中文专业，让我有机会透过作家的文字看到百态人生，中外名家的艺术作品让我不断回望我有限的生活阅历，并以此为基点勾勒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那个时候，正值路遥《平凡的世界》出版，那里的少安与少平两兄弟，成了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形象。他们是农民的儿子，家境贫寒，尽管承受了生活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磨难，却精神丰富，从未屈服。他们的青春与梦想让我们在黄土地的苍凉中，看到了普通人不平凡的人生。尤记当年带着眼泪阅读时的心潮澎湃，却不曾预知这部作品在20多年之后竟然成为了我走入陕北村落去进行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的前缘。
  二、结缘妙峰山：庙会追踪的田野发现
  200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出站，供职于农大社会学系。在这里工作的第三年，开启了与学生同行的田野工作。其核心目标有两点：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意识，让他们接受完整的科研训练；其二是阐释民间文化现象，寻找乡土社会的变迁动力与历史脉动。妙峰山庙会及其香会组织也因此成为我这一时期关注的重点。这里被称为京津冀地区民间宗教的圣地，从明代开始的庙会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每逢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有数百档香会前来朝顶，有数十万香客来此进香，表达他们对老娘娘的虔诚。妙峰山的学术前缘可以追溯到1925年，这一年的4月30日至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到初十），北京大学的顾颉刚与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尚严一行5人在这里进行了为期3天的庙会调查，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有组织的田野调查的先河。在这条学术脉络之下，我们对妙峰山的追踪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谈及妙峰山庙会，就要讲文会和武会，它们共同构成了香会的组织形态。文会的主要职责是积德行善，舍茶、舍粥，替老娘娘施恩撒福。武会则通过“幡鼓齐动十三档”等形式的献艺表演给老娘娘当差。除了香会之外，庙会的主体就是香客。以往对庙会的研究多集中在每年会期的仪式过程，而对香会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关注这些民间组织，以及组织中作为玩角儿的生命个体。因此，从2005年开始我们先从庙会入手，看香会表演，观察香客行为。前5届学生都曾驻扎妙峰山下的涧沟村，关注进香仪式和庙会经济。那个时候我和学生讨论最多的问题是，这些香会组织在村落社会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脱下靓丽的行头之后，这些玩角儿在日常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基于这样的追问，后5届学生的关注点从山上转移到山下，我们踏访了京城内和郊区县依旧有活力的32档香会，记录了香会组织的当下形态，同时也把玩角儿们被淹没的人生故事一个又一个翻起。然而，在北京快速都市化的过程中，随着村庄的消失，许多村落里的香会面临着文化重组的问题。它们会不会与村落的命运一样永久性地与村民的生活告别？因此，香会的生存处境、玩角儿的人生感悟成为了我们探询的主题。这种研究路径的选择，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香会的兴与衰，也对民间文化的适应与转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村落拆迁是北京都市化进程面临的一个共相事实。在这个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中，村落里的香会组织充当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发现，村落拆迁之前香会是村落认同的文化标志。拆迁之中，香会是村民、开发商和政府进行博弈的中间机制。拆迁之后，香会是否会就此解体呢？事实上它存续依旧，只是以不同的适应性表现了民间组织的生命力，并成为重新建立社会关系所依托的最有感召力的文化传统。除了妙峰山朝顶进香之外，每年大年初一或初二，各类香会组织还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新安置的社区举行踩街等仪式活动，以此表达村民对过往生活的共同记忆。我们还注意到，作为文化的组织，香会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不只如此，会理会规的江湖论道、扬名立万的价值追求、拜师收徒的传统仪式，无不显示民间文化在适应不同环境过程中潜在的创生性力量。妙峰山研究见证了北京民间社会变迁的经验，也记录了乡民社会向都市社区转型的历史过程。因香会组织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不过是都市村民追溯村落历史的文化乡愁，但就实质而言，它是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是都市村民以记忆的形式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
  回首8年的调研，我们记录了庙会的历史瞬间，记录了香会的组织形态以及那些被尘封的人生故事。这种关注点的转向呈现了我们对妙峰山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具体说来，就是研究路线从庙到村，由会到人。我们发现，正是因为有了村落纪事，庙会不再是无名氏群集的祈福空间，因为有了玩角儿的生命叙事，一档又一档香会才有了活的灵魂。不仅如此，香会组织研究呈现出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彰显了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这项具有抢救性价值的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谓“曲终情未了”，可以说，没有在此获得的新知，缺少了对民间文化“不死”的笃信，也便不可能有其后多年的乡村研究。这份对民间文化的认识，让我更加坚定一点，迈向田野的研究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别人的资料据为己有，而是要能够折射出自己的生命感知，走到心灵深处去思考我们身处的社会，以及所肩负的使命。
  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认为乡土文化的状态是“形散而神聚”。我的同事曾质疑我，难道你对凋敝的乡村置若罔闻吗？但每每想到妙峰山，都会让我对民间文化的力量充满积极的想象。它的“形”可能和原来不同，甚至无影又无形了，但我坚信它的“神”尚在。十年过后我对乡土社会依然抱以这样的判断。我相信民间社会自身的适应性和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文化能够持续长久的内在原因。我的学生将这种田野工作的经历和感悟称为“社会学专业训练的成年礼”，而对我个人来说这是独有的心灵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我陪伴学生们记录了一档又一档香会，训练了他们的基本功，他们也以自己年少的稚嫩和激情，让我知道新一代的生命意志是多么值得期待。这项研究不仅仅让我们穿梭于四百多年来庙会的时空变换之中，也让我们看到以村落为中心的香会组织的传承机制。与“30后”老人和“80后”年轻人的交往，让我在拓展心灵维度的同时，也拥有了自我精神成长的深度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工作更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启蒙。不曾预期的是，2009年多种机缘辐辏聚合，妙峰山的故事讲到了台湾，也使“行动研究”闯入了我的视野，从而为我田野工作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行动研究：两岸交流的心灵冲击
  2009年10月，受夏林清教授邀请，我到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了“社会发展差异结构与心理学探究路径研讨会”，并以《庙会、香会与村落记忆：都市村民的生活经验》为题，讲述了我在妙峰山的研究发现和心得体会。虽然此前导师沙莲香教授多次提及夏老师在台湾的行动研究，但于我而言，它还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名号，没有切身的感受。然而在台湾10天的行程中，除了两天的会议和令我目不暇接的工作坊之外，尤为令我兴奋的是，还专门走访了几个民间组织，了解他们的在地实践。有两个地方给我的冲击最大。10月5日，在李易昆博士的带领下，我们到了新竹县台湾风信子精神障碍者权益促进协会。该协会的核心工作是维护精神障碍者的基本人权，推动其重回社会生活，协助建立自主与自尊的生活模式。到了风信子有机农场之后，与负责人刘小许的交谈加深了我对其工作宗旨的印象。她是辅仁心理学系毕业的硕士，当时已经在NGO组织工作多年。她说她人生的喜怒哀乐都是从风信子开始的。在和她的畅谈中，我问她：“生活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人生又是什么？风信子带给你的最大启示是什么？”她说：“生活是实践，大学在社工系读书的时候，认为社会工作者不切实际，也不真实，但是等自己身体力行去做了，发现可以将理念转为现实。风信子最大的启示是有机地对待土地，有机地对待精障朋友。人生是苦的，人生做也做不完，而实践就是在解决我自己的苦。”与小许的交流，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忆犹新。我无法想象一个年轻人陪伴精障者的生活，也难以像她那样追逐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换一种眼光来看小许、看风信子，我觉得她是修行之人，与精障伙伴一起耕耘的农场就是她修行的场所！
  此次台湾之行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在芦荻社区大学的工作坊。夏老师在这里用心理剧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行动研究的现场教学。如果说行动研究在我的头脑中曾经仅仅是一种方法，那这一次的亲身体验简直超乎了我的想象，无数的追问萦绕心头。平凡的生活、普普通通的百姓、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就在那一瞬间变成了演绎学理的经验。夏老师就像一位魔法师，游走于肉体与心灵之间。也是在这一次工作坊期间，我听闻了那里的工作者、学员都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了社区大学带给他们的改变。易昆说：“我人生的青春十年，从30岁到40岁，最有学习力的十年都放在这里了。”曾经是学员后来成为工作者的玉女说：“当学员是快乐的，但是当转成工作人员之后，就是沉默与坚守。在这样的工作中，我清楚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彼此相互影响，我的生命经验和他们共同的坐落在一起。”她说：“发展是以自己愿意投入与否来决定的。到芦荻社大来，会把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变为可能。”玉女的这句话，让我体会到了社区大学对于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甚至是他们的活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一刻间我想到的是中国大陆，特别是乡土社会，我们能不能用教育的方式去抚慰农民的心灵、去为他们艰辛的生活经历疗痛呢？
  在这里我看到了夏老师以及辅仁大学社工系、心理系的一批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投置到服务他者的工作中，一做就是八年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他们让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在国际家庭协会的工作坊中，我目睹了一拨“国际老公”，他们的媳妇来自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等国家的下层。在他们的交流会上，有一位叫金德的中年人说：“大学教授像天边的一朵云一样！”其本意是说大学教授与下层百姓之间的距离很远，但是在芦荻社区大学，夏老师和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竟然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一幕让我看到高校服务社会，大学教师服务民众，不仅可行，而且可为！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多年在乡村的田野工作，想到了那些与我生命有过关联的村民。与此同时，也大胆地追问自己，如果有此机缘，我能不能也为大陆的乡村、农民做同样的事情呢？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样的一念，4年后催生了河南辉县南太行深处的川中社区大学。
  2010年10月，我再度前往台湾，参加台湾行动研究交流研讨会。此行与前次的不同在于，一场又一场论坛、一个又一个工作坊填满了我的整个行程，让我对台湾的民间社会及其行动力量看得更加清楚。可以说，我直接走到了台湾社会生活的内部，了解了那里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记忆尤深的是，在台北论坛上，我听了成虹飞老师的发言——《新竹教师的实践及公立华德福的实验教育之路》。他讲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成老师和父亲两辈人对于大陆复杂的情感却令我难忘，在模糊的泪眼中能够感受到他自身的生命历程是如何和行动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我也越发觉得行动研究需要这种呈现，这是方法上的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对自身的深刻洞察，才能够不断地反观自身，去理解他人、理解社会行动，才能把握住社会变革的脉络和基本的动向。
  两度台湾之行，让我对行动研究有了真真切切的体验，也愈发理解了它对促发生命变革和社会变革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承此，我反复阅读夏老师回观自身经历、学术思考和行动脉络的三篇文献《一盏够用的灯》、《卡榫》和《在地人形》，结合自己多年的田野工作琢磨行动研究的意涵。我的理解是，所有的行动者都是自己行动的研究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自主的和有意识的行动，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并促发改变。行动研究的核心技术是“反映对话”，通过这样的方式，行动者辨识自己的行动逻辑，找到阻碍行动的因素，最终促发意识与行动的改变。这种行动对于行动者个人而言，是寻求改变的觉醒；对行动所涉及的对象而言，扮演的则是意识启蒙者的角色。十年来，在深化理论认识的同时，我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把行动研究的理念在我们的乡土社会落地深耕。
  四、田野转向：寻求乡村教育的出路
  与妙峰山研究接踵而至的是，两年的乡村基础教育调研。这项研究为我对乡村处境的判断，以及以田野工作为体、以行动研究为用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做好了铺垫。
  2011年至2013年，我和我们系的两位老师共同主持开展乡村教育调研，大量的数据和访谈使我们对乡村是否还有未来深感忧虑。在国家教育政策调整过程中，乡村学校日趋萎缩，村落里尚存小学者，简直是稀罕之物。那么，撤点并校在整合优化教育资源的同时，对乡村意味着什么？县城和乡镇不只带走了学龄儿童，也把作为父母的年轻一代一并卷走。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之下，衰败与孤寂也就成为了乡村的必然结局。与乡村凋敝同步出现的是城镇化的高速发展。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141178万，其中城镇人口90199万，占63.89%。流动人口37582万，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69.73%。这些数字全面展现了中国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又能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两年间对7省8县的深度走访，让我对乡土社会做出了一个整体的判断，那就是乡村已经处于“集体失忆”的边缘。我用四个“失忆”概括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也显示了乡村自身潜伏的危机。第一是与家庭生活的游离。孩子们很小就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家里对他的影响、父母的耳提面命都已经弱化。第二是与自然环境的疏远。虽然个别的学校还在乡村，但是高墙大院几乎把他们和外界隔离。我们到山区调研发现，那里风景优美，但孩子们却只能眼望群山。学校近旁有小河，但是不敢亲近，小蝌蚪也只是在视频里看看。第三是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无知。我在河南辉县太行山区的侯兆川调研时，问那里的老师是否知道这群山环绕的侯兆川曾经是岳飞大元帅练兵的地方，学校近旁的南平罗村有蔺相如的墓。遗憾的是，这些足以令我们荣耀的历史早已渐行渐远，孩子们还能否生起对家乡的爱恋之情也便可想而知了。第四是对村落礼俗的漠然。乡村文化到底在哪里？4个字就可以概括全部：迎生送死。这是人的生命周期，也是乡土社会的生活节奏。所谓“迎生”是谁家生小孩了，全村人为他祝福；“送死”则是为陪伴了几十年的老人送行。这样的仪式活动正是村落礼俗的综合展演。然而，住校的孩子们却无缘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身处忘却乡土的失忆的时代。也许有人会追问，遗忘过去有什么不好，对乡土的失忆会让我们活得更轻松些。真的是这样吗？一个人失忆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醒来后，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这不仅意味着这个人没有昨天，也就意味着他没有今天，更没有明天了。一个家庭呢？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经历，那就等于这个家没有历史，世代传承的家风也不过就是一句空空的口号。一个国家呢？没有历史的孩子们还知道国家的未来吗？为什么说是“边缘”？因为此时的乡村呼吸还在，往昔的记忆犹存，所以我说它身处失忆的边缘。如果乡村已经彻底失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唤醒了。
  我们调研结束之后，《人民政协报》通过我们学校统战部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我以《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为题，讲述了两年调研带给我的切身感受。可以说，对乡村教育的关注给我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让我思考了中国乡村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过去做学术研究，我更多的是专注于某个仪式活动，即使是8年的妙峰山研究，也不过是围绕一个山头，探究几十档香会组织的形态和它们背后几百年的历史。换句话说，我没有关注中国乡村的命运，没有思考更大的城乡格局。
  对乡村教育的研究让我看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共相，也愈发觉得无论我们对于回归土地和留住记忆抱以怎样复杂的情感，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村落的消失、农民的终结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梦想。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求解的：一是如何进行乡土重建以应对乡村凋敝的处境？二是如何让文化回归乡土以存续乡土中国的根脉？这是中国农村教育调查引发的追问，也是催促我在后续行动中反复思考的学术命题。
  五、川中传奇：乡村复育的教育实验
  “川中传奇”是川中社区大学5周年庆典的时候，奕阳教育研究院董事长张守礼先生赠予的一件纪念品，是一幅有很多解读深意的画作。那么，在这南太行的山区我们做了什么？所谓的“传奇”又有何所指？
  河南辉县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是我们2013年乡村教育调研的最后一站，两年的走访就此终结。然而，无法排解的忧虑一直萦绕心头——年纪大的教师等待退休，年纪轻的教师等待回城。他们的这种状态使乡村教育前景黯淡。当学校以优化整合资源的名号撤并，当教师不能安心于教学，乡村学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曾几何时，乡村学校是传播乡风文明的中心，现如今封闭式的管理已经彻底割断了学校和乡村之间的联系。在这种处境下，两个症结必须破解：第一，如何让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倾情于教育教学，并从中获得职业成就感；第二，如何让乡村学校敞开大门，使之成为村民接受终身教育的公共空间。缺此，乡村教育无法延续，文化之魂也就荡然无存了。因为乡村文化复育的前提是人的培养。我希望以台湾芦荻社区大学的形式，让终身学习的观念深入到村民的内心，让那些没有自信的村民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让他们拥有守望乡土的热情和希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多方力量的筹措下，2014年5月30日，川中社区大学在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举行了揭牌仪式。我以“川中社大与乡村生活”为题，为村民讲授了第一堂课，并对这所学校做了明确的定位：它不是家长学校，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一所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当时来听课的大多是学校周边十几个村落的老百姓，300多人把小学的礼堂坐得满满的。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在幼儿园里办大学，还有一位北京的教授跑到这里来上课，这是新鲜事儿。对于20位幼儿园老师来说，他们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中师毕业生，怎么还能成为社大讲师，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对他们说，乡村社区大学实际上就是农民学校，让那些很少读书的村民享受一份终身学习的快乐。
  “终身学习”这个词对于乡村来说非常陌生。在村民的心目中，学习和学校是属于孩子们的。但是社大充满了美和乡土智慧的课程日益改变了他们的观念，也强化了我们义工团队的教育意识。可以说，如果没有办社区大学的经验，我无法想象那些村庄里的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本事有多大。他们没有机会多读书，但他们对美和艺术的渴望却是炽热的。因为社区大学的课堂，那些留守的宝妈们告别了麻将桌，拿起笔开始练书法、学画画。20位幼儿老师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他们周末返城回家，平时住在学校，每天晚上各自组队，练习舞步怎么走，琢磨鼓点怎么敲，力争让每一次课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每年一届的社大周年庆典，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会聚集在学校的广场，共度这个比过节还欢乐的侯兆川不眠之夜。这一天，学员们、老师们以及幼儿园的孩子们，都会穿上从新乡、辉县借来的盛装，在舞台上展现属于自己的最美的画面。那些年轻的宝妈们登台结束之后也舍不得换下演出服，我知道她们是希望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在微信的那一边能看到。这样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地发生，也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感动。因此，对于社大的义工老师和学员而言，这不是一台普通的晚会，而是“社大幸福课”的综合展演，是展示他们一年所学的高峰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庆典第二天的座谈会，多年来不曾变更的序曲是全体学员的诵读。但他们深情念诵的作品不是名家的名篇，而是幼儿园老师写的诗，是学员老大娘新创作的快板。尤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年30万字的《川中社区大学年刊》，承载了老师和学员们共同走过的岁月。那些饱含深情的文字不仅记录了教与学的收获与感受，也呈现了他们彼此传递温暖的一年又一年。对于幼儿教师来说，他们每年坚持编辑文集、写观察日志和读书札记，这是了不起的进步。2020年他们撰写的生命叙事，文字质朴真切，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次认识上的自我超越。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教育实验改变了人的生命形态，让乡村教师、乡民从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回首共同走过的日子，那些充满欢笑的课堂、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演出、那些漫溢着喜极而泣的座谈，所有的场景都会在我的泪目模糊中重现。
  社区大学如今怎么样？在辉县组织部门的安排下，幼儿园15位教师在西平罗乡的15个村挂职村委会副主任。这项兼职工作让他们时常走村串巷、到访农家。在全面了解乡村老人的生活状态之后，也坚定了他们把社大延伸到村落的决心。2020年9月15日，川中社区大学西平罗学堂开课了。与此同时，兆村学堂也举行了开工仪式。老师们和村里的老人们共同出力，把村里废弃的麻将屋改造成了让他们欢聚的学堂。可以说，有社区大学印记的地方，乡村不再寂寞，留守的老人们获得了被关注的幸福。幼儿园所在的西平罗乡在籍人口22,000多人，现在留在村里的有6,000人左右。社区大学所做的工作正是给留下的村民注入一种活力，让他们依然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期待，对自己的家乡心存爱恋。我每一次给学员上课之后，年轻的和年老的都会悄悄告诉我，她们家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得到了改善，这里的老师不仅教会了她们各种时尚生活的技能，也给了她们敢于登台表演成为歌者和舞者的勇气。这是社区大学带给她们的幸福。
  自2014年以来，已先后有636位村民加入到学员的行列。我们以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期通过拓展学校的教育空间与功能，实现个人、群体与社会的变革。事实证明，川中教育实验不是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可以跨越这个时代乡村困局应有的一种形态。川中社区大学的实践在破解两个乡村教育症结的同时，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2019年被评为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020年2月又被中央文明办授予学雷锋“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值得欣慰的是，这项公益行动，提升了农民热爱生活的能力，也使乡村教师成为自觉的行动研究者，在寂寞的乡村重新发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重新认识了活着的价值。
  如果说促发改变是行动研究所追逐的目标，那么川中教育实验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变革：我个人的生命变革是源头，继而启发年轻教师在奉献中践行教育的理念，其直接后果就是农民学员观念的转变。这种接续性的变革带来的必然是乡土社会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川中社区大学不仅是教师发展和教育境界提升的阶梯，更是为乡村传递温暖、促进生命变革的重要场域。作为行动者和研究者，川中的教育实验也让我更加坚定——必须将学术研究的判断转换成学者自身的身体实践。这是让学术研究更有力量的依据，也是我们服务社会、积极倡导社会变革的思想源泉。
  六、农业遗产：寻求乡土重建的契机
  如果说妙峰山研究给了我一种灵感，透过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庙会，看到了“形散而神聚”的民间文化，那么中国乡村教育调查则让我看到了乡土社会面临的处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愈发觉得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急需一种力量让濒临失忆的乡村重新拥有记忆。这就好像中医大夫看病，号脉之后就要开方子。乡村教育调查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为乡村做出了判断，同时还要自己去践行验证。既然我对乡土社会的判断是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紧随其后的事情就是唤醒记忆，这也是我接下来的7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儿。
  开始于2013年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任务很重也很紧迫。作为一种遗产类型，GIAHS是FAO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国际计划。大家熟悉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与此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强调两个多样性的保护，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一个是文化多样性，目标直指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截止到2020年底，FAO已将全球22个国家62个农业系统认定为GIAHS。我国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2013年开始认定China-NIAHS。截至目前，已经评审了5批118项。尽管我们拥有几千年农耕史，中华文明未曾间断过，但就如同现代化背景下农业的命运一样，农业遗产已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这些地方都蕴含丰厚的文化资源，不仅滋养了一辈又一辈当地人，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以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其关注点不止于“非遗”研究的鱼灯舞，而是既关注稻，也关注鱼，还关注这片土壤以及和它共生的上千种生物、关注这里的村庄、关注守护稻田的农民、关注他们的婚丧嫁娶和喜怒哀乐。所以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极为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和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
  作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解读我是外行，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就是如果没有农业景观周边的村落，没有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就不会有农业文化遗产的永续。所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彻头彻尾的乡村建设。换句话说，做好乡村建设才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工作。那么，乡村建设怎么搞？让老百姓增收这是世人皆知的药方，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促成这一结果，而且能够可持续。我们认为，缺乏对村落社会文化的认知与情感，缺乏对老百姓滋根式的培育，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就没有长久的未来，就会名存实亡。
  2014年5月，我专门组建了一个由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同参与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5年间有18位学生加入到队伍中，先后在陕西佳县的泥河沟村、内蒙古敖汉旗的大甸子和大窝铺村、河北涉县的王金庄村等地进行驻村调查。这之中，我投注心力最多的一个点是陕西佳县的泥河沟村。这里的36亩古枣园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枣园中树龄最长者有1300多年，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枣园掩映的泥河沟是黄河边上一个贫瘠的古村落，晋陕大峡谷虽风光绝美，但凋敝破败的村落却无法掩饰吕梁特困片区的沧桑与无奈。我们刚进村的时候，全村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只有158人，其中111位年过花甲，是一个看不到活力的村庄。“80后”的年轻人只有一个，在做掏沙生意。古枣园是这里极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但它能否因GIAHS 这一名号给村民带来希望？我和学生进村之前充满了对千年枣树和古村落的想象。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查遍县里的史志资料，对泥河沟村的记载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三百字。于是，我们便决定从撰写村志入手，为村庄找回过往，这既是每一处农业文化遗产地应该具备的文化资源，也是培育农民热爱家乡情感的重要路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几拨学生先后与我驻村调查76天，一拨毕业，一拨跟上，始终保持着对陕北这片土地的热度。在田野工作中，我努力回答一个又一个新问题：曾经为乡村开的药方在这里能否适用？村里没有学校，只有老人，除了假期几乎看不到孩子和年轻人，这样的村子还可救吗？如果把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它是否能为乡村发展带来一线生机？我们能否从乡村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通往精准扶贫之路？
  我们的工作从收集老照片、老物件开始，以此结识每一位在村的老人，熟悉每一户人家的生活状况。而后，请村民带着我们踏查村落周边的山林，熟悉村庄的每一处地名，画出文化标志地图。在熟悉村庄的基础上，从有特殊技能的石匠、木匠、艄公、水手等访谈开始，对近百位村民进行口述资料的搜集工作。这样的访谈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录，我反复和学生讲的一种认识是，迈向乡村就是让你触摸到人的生命，感受到人的温度，知道他的所需，了解他的困惑。这是做好文化研究的根本前提，也是我们在田野工作中需要悉心领会的核心要义。因此，我们表面上是唤起讲述者对生活往事的记忆，实质是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村庄，让他们体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而激发他们建设家乡的热情。
  在一点点挖掘老人记忆的过程中，我和他们一起流了很多泪，好像自己也曾和他们一起走过了那条往返40里的背粮路，一起度过了一次次洪灾之后的艰难日子。我也因此理解了为什么枣树被河水冲走时，老人会坐在地上痛哭，因为那是她刚嫁过来时种下的第一棵枣树，那片枣林是和他们的儿子一起长大的。正是在这样的收集工作中，陕北地域文化得以清晰呈现，讲述者也在往事的追溯中回归了昔日的岁月。这是一个彼此传递温暖和幸福的过程。
  搜集村里的资料和整理村民口述史到底为哪桩？除了基本的现实关怀，为这个古老的村落存留历史之外，我更希望以此为契机复活乡村。为此，我们以群众联欢的方式在村里连续举办了三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暨中国传统村落周年庆典”，还于2016年夏、2017年冬和2018年春，开办了三次“泥河沟大讲堂”。每每想起村民自编自演的晚会和那无论冬夏村民都积极参与的大讲堂，我依旧会像村民一样沉浸在那一刻的幸福之中。如果以此来评判我们的田野工作，我是欢喜且欣慰的，因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走到了老百姓的心中。从此，保护不是农业农村部的保护、不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保护，而是泥河沟老百姓自己的保护。所有这些都催促着我思考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思考乡土中国的未来图景。
  我们在陕北的工作成果是跟村民共同完成了3本书，既是我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贡献，也是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学子对无字乡村的精神回馈。正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方式，村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主动的讲述者。当他们翻开书，发现那里有他们讲述的故事，他们会因此而流泪。看似一个平常的口述文本，却给老人们带去了太多的精神力量，也让年轻人通过他们父母和祖辈的讲述知道过往生活是多么不易。我把这种记忆和情感看成是一种社区感的回归，这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在抢救村落记忆的过程中，我们客观上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让乡村老人孤寂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因为有这么多年轻人住在他们的身边，愿意听他们讲，并且记录下他们年轻时那些并未如烟的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让这些老人感受到了一份生命的温暖。2018年5月26日《中国慈善家》杂志有一位记者要采访我，她看到了我们在泥河沟为农民做的口述史。她说：“看到最后哭了，想到了我的家乡沂蒙山区的那个小山村，想起了我的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好像他们的生命也被温柔对待过了。感谢您的这些文字，我之前真的是不太愿意相信有人重视乡村，一直以为专家学者口中的乡村文化重建是荒诞的民国想象，您让我看到真正做事的力量。”她写给我的这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尤其是那句“好像他们的生命也被温柔对待过了”。她领悟到了我们做这项工作对人的生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泥河沟参与式的行动，让我重新思考了活着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也愈发觉得当我把那里的老人看成是父母，把“60后”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把“80后”和“90后”视为自己晚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力量和冲动要为乡村做点什么。
  七、角色定位：“三师”身份的切换合一
  2017年9月25日，系里安排我为同事和博士生讲讲田野工作。在那次工作坊的主题发言中，我将自己多年的调查实践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阐释文化特质的田野工作；第二种是揭示社会问题的田野工作；第三种是促进生命变革的田野工作。在那之后，我不断地反观田野工作到底带给我什么，对为学、对生命有怎样的特殊价值。“人生镜象”是我此时对田野工作的感悟。可以说，最近7年对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改变了我对田野工作的理解和行动的取向，让我更加关注每一个生命的意义，也不断唤起作为学者的良知，努力为乡土社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2018年8月、2019年1月和2020年10月，我三度前往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油米村做调研。这个摩梭人的村落有83户405人，东巴教是这里的全民信仰，一年间有四百多场驱鬼消灾仪式在这个小村子里如期上演。作为东巴文化的传人，全村有9位东巴和2位侠武，他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常年履行着为村民安抚心灵的神圣职责。每当东巴神鼓从房屋天井处落下，每当东巴诵经从土掌房中传出，我就会觉得好像跨越了千年，走进了历史深处，跨越时空的错乱感在那一瞬间就会萦绕心头。我在那里过摩梭人的新年，与村民一道转神山、拜神灵。在这个过程中，多吉扎实东巴的讲述让我一次又一次动容。他七八岁时，开始跟着爷爷学东巴。“文革”时期被迫烧东巴经书，之后曾历时十余载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等地搜寻、借阅并誊抄东巴经书。当往事一幕幕呈现、当泪水模糊双眼的时候，我知道远道而来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记录东巴的各种仪式、挖掘村落文化，更是与他的岁月同行，是和一个鲜活的生命对话。
  石农布是超度仪式上的舞者，被称为“侠武”。在村里调研期间，我每天早晨都会上山，远眺无量河和坡地上这个静谧的小山村。有一天，当我上山走到半路的时候，看到他正围着一棵树走来走去。我说：“老村长，你在干什么呀？”他说：“孙老师，我在看梅花，梅花就要开放了，我们油米村的春天到了。”那一刻间，我竟不知如何回应，只是站在远处看着那些吐露新芽的梅花，看着这位欣赏梅花的老人。乡村如此落寞，生活如此贫困，却无法遏制他们欣赏美和以此传达他们热爱生活的感受。
  与摩梭人村寨的故事相通的是，2019年夏天我在河北涉县王金庄调研期间，一个临近子时的夜晚，乡村青年王虎林的声音打断了我和学生们的讨论。他站在楼顶喊我：“老师，你快抬头看天上的月亮，我们王金庄的月亮和别处不同！”听他如孩童般激动的声音，我一下子想到了前一年在油米村那珍藏在记忆中的一幕。这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否也如他们一样深刻呢？生活在城市里还有几个人能留意我们身边树的发芽，还有几个瞬间去欣赏月亮的圆缺？这生活的艺术到底离我们是远还是近呢？
  同样是这次王金庄调研，我的学生郭天禹给我讲了他采访一位老人的经历。他说：“老师，我们住在亮红家，亮红的婆婆叫李爱勤，60岁，没念过书，不识字。我要采访她，大娘就是不肯。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大娘说叫李爱勤。”可是，“爱勤”怎么写，老人家不知道。于是他请大娘把身份证拿给他看一看。我的学生看完之后说：“大娘啊，你的名字好有讲究啊，你知道吗，爱是爱家的爱，是爱国的爱。勤，是勤快的勤，是勤劳的勤。”老人满脸疑惑地看着他。天禹说：“大娘，你不懂吗？勤快，你每天早晨5点下地去摘花椒是勤快，每天6点打豆面、给我们做豆面汤是勤快，8点送孙子上学是勤快。你的名字是爱国爱家，又勤快又勤劳啊！”当老人听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捂住自己的脸，失声地哭了。而后说：“我已经活了60岁，但是我却不知道我的名字还有这么多的意思。”我的学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时候非常感慨。他说:“老师，您在河南创办乡村社区大学，让无形的乡土文化有了形，让那些不识字的老人在六七十岁的时候还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最近几年间带给我无数次的感动。我也因此觉得每一次乡村之行都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难忘的瞬间，而是一个又一个深度思考生命价值的时刻，这里珍藏着田野工作的真义。
  回归到问题的原点：我们如何来拯救日趋瓦解的乡村社会生态，乡村怎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介书生能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如果说我多年的田野工作曾经被标签化为“乌托邦的乡土”，那么近6年来在4个工作点的实验证明了一个事实，将“浪漫的幻想”转化为扎根乡土的实践，是我们这一辈学者共同的使命。我一直认为，三个角色的切换构成了我田野工作的生命意象。第一个是“巫师”。为什么叫巫师？因为巫师是招魂的，我们的乡村已处于集体失忆的状态，我们要唤回乡土文化之魂。一个巫师够吗？我带学生下乡，让他们理解乡村，并寄希望于他们成为小巫师。在与乡民互动的过程中，更期待他们自己成为巫师为乡村招魂，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乡村自救。第二个是医师。失忆的乡村留下了太多的伤痛，招魂后的状态宛如大病初愈，谁来疗治乡土社会的创伤？我们要成为“三农”工作队伍中的一极，要来安抚失魂落魄的乡村。第三个是教师。乡村在被招魂和疗愈之后，要培育乡民热爱生活的能力。我曾向学生们一遍一遍地重复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的话，平凡的英雄主义者就是在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要通过教育这种最温暖的形式，培育乡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生命。这是三部曲。如果没有巫师为乡村招魂，乡村就难以持续；如果有伤痛而不治愈，精神就难以丰满；当乡村有了魂，躯体也趋于健康的时候，能力的培育就是迫切的工作。三者是继替的，也是同行的。这是行动研究带给我的思考，也是田野工作让我明晰的角色定位。
  从文化阐释到促进变革，在这个田野工作与行动研究并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的变化，更能够看到自身生命的悄然变革。25年的田野工作已成过往，幸运的是，曾经的工作方法转换成了此时对人生的体悟，曾经的田野工作因行动研究理念的注入，让自己的为学与生活更有价值。那就从当下做起，从自己做起，相信我们渴望的生命变革和社会变革一定会如期而至吧！（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民俗研究》202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