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演进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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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穆（经济学博士,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洋（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张晓磊（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业问题, 一直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经过长期坚持和不懈努力, 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产出能力显著提升、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民收入稳步提高。正是农业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 为我国工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近年来, 学术界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研究逐渐升温, 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学者们普遍认为, 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阐释, 既要体现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定性和世界普遍性, 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 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然而, 目前大部分文献都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静态概念进行研究, 较少将其视为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 更鲜有对这一过程演进特征的分析。本文力图从历史的维度,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动态发展与变化, 深入研究其拓展与演进特征。
  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实践的推进, 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逐步深化,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经历了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49～1978年) , 在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以农业增产为目标, 遵循“技术为主范式”。在认识上, 中央提出“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将现代农业概括为“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和水利化”, 对农业生产现代化进行初步探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 (1978～2002年)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 主要依靠体制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以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为目标, 遵循“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并重范式”。在认识上, 中央提出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 将现代农业概括为“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产业化”, 对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现代化进行深入探讨。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 (2002～2012年)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主要依靠城乡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遵循“制度为主范式”。在认识上, 中央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将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拓展为囊括现代农业要素的强化、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完善和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的综合体, 在科学发展的框架下对农业现代化进行全面探讨。从党的十八大至今 (2012年至今)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主要依靠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遵循“制度为主范式”。在认识上, 中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以“一条主线”“三大体系”“新发展理念”阐释现代农业, 在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对农业现代化进行系统探讨。

  图1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历史演进
  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进特征一:逻辑前提渐趋科学
  农业现代化作为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的共同方向, 其内涵和特征具有世界共性。但由于各国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尽相同,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也体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立足基本国情和具体农情, 是弄清一国农业现代化内涵的逻辑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一直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同我国的农业实践结合起来, 坚持探索“中国特色”。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探索阶段, 囿于时代局限, 中共中央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的概念, 但农业现代化建设经历了从简单效仿苏联模式到“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的转变, 开启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探索的征程。新中国成立伊始, 党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时, 我国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面临着极为特殊的内外形势:其一, 中共中央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其二, 当时的中国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之中;其三, 十月革命后苏联依靠高度机械化的集体农庄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四, 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基于以上背景, 效仿苏联模式, 追求以机械化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成为历史必然。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照抄苏联, 是完全必要的, 后来也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但随着实践的深入, 苏联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逐渐暴露, 中共中央开始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其中, 毛泽东同志多次对苏联农业提出质疑。他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 “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721后又在致信刘少奇同志时谈到, 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的苏联农业, 至今仍然陷于困境, 要反思其农业政策。与此同时, 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720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742毛泽东同志思路的率先转变, 在党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开始拓宽视野, 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周恩来同志就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我国农业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二)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形成阶段, 中共中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农业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意识到探索“中国特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 强调要从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呈现的基本特征出发, “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最初形态的表述, 标志着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摸清我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农情的重要性。在两年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一提法, 并进一步指出,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 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 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362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 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 即“要按照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一部署, 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为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概括设置了边界:其一,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其二,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三)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确立阶段, 中共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次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06年2月, 胡锦涛同志在一次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讲话中指出, “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表述。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 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并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标志着党对农业现代化认识的完善和成熟。此后,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对该问题进行强调。这意味着,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必须在国情和农情背景下加以阐释。
  (四)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深化阶段, 中共中央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首次鲜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 “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选择, 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个维度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概括提出了要求。“中国特色”是横向维度, 就是要立足国情农情, 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和资源环境禀赋;“新型”是纵向维度, 就是要顺应时代要求, 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 服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 中共中央对其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化。2014年9月,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指出, “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 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 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17年10月,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并在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标志着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研究农业现代化必须结合农村现代化, 整体把握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变化。
  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进特征二:目标取向不断多元
  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取向, 归根结底反映了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的需求, 是准确概括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基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 必然引起社会需求的变化, 从而导致农业现代化目标取向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广大人民对农业发展的需求层次逐步提高。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进过程中, 其目标取向不断多元, 既有对初始目标的深化与延展, 又有因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全新目标。
  (一) 单一目标取向:农业增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 连年战乱使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农业生产水平极低, 主要农产品较战前年平均水平有大幅减产。在传统农业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 面临的一大考验就是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和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经过三年恢复, 1952年底全国粮食产量和人均占有粮食都较1949年有了明显的增长, 其中, 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44.8%, 粮食人均占有量增长了37.9%1。但285公斤的人均粮食产量, 表明农业的基础仍十分脆弱。特别是从1953年起, 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在工业化快速推进和人口快速增长的双重因素作用下, 粮食需求持续性增长, 农产品供给形势十分严峻。基于此背景, 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提倡“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其实质是追求农产品, 尤其是粮食总量的快速增长, 缓解粮食供给短缺的压力。在这一目标取向下, 1958～1977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较快, 增长率为41.4%;但由于同期人口增长更快, 增长率为43.9%, 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徘徊在300公斤左右, 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仍未得到稳定解决。
  (二) 双重目标取向: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到1978年, 我国农业整体来说仍十分薄弱, 农产品供给形势依旧严峻, 农村有两亿五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 实现农业增产, 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仍然是此阶段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但与改革前相比, 农业增产的指向有所深化, 由“以粮为纲”向“在坚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转变。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宣布, 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战略性目标已基本实现。这一阶段, 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供给能力不断提高, 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显著增长, 2000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24915.8亿元, 粮食产量达到46217.5万吨;产业结构也得到优化和调整, 种植业比重有所下降, 林业、牧业和渔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更加注重农民生活和收入情况的改善, 将促进农民增收列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改革前,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工业化战略下, 农民收入增长极为缓慢,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33.6元, 农村长期难以摆脱贫困。为改变这一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 提出了有关农业发展的二十五项政策措施。以此为起点, 农民增收成为中共中央长期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中央重视农民增收的主要出发点是确保社会安定和工业发展。而90年代以后, 则着眼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目标取向, 1978～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长, 年均实际增长约为7.4%。
  (三) 三维目标取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 随着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 我国农产品供求格局开始发生逆转, 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中共中央清醒地作出判断, 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并未建立。在此背景下,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仍然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 始终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同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需求层次的提高, 粮食安全的内涵有所拓展, 由注重数量安全转变为数量、质量安全并重, 在提高单产的同时提高品质。
  农产品供求格局的转变, 使得粮食短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与此相伴的另一负面现象也开始显现, 那就是农民收入增长放缓,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被迅速拉开。进入1996年后, 我国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下降, 到2000年更是降至2.1%, 创下1991年以来最低水平。为缓解这一状况, 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十六大以来中央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方针的推动下, 将农民增收列为“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2004年、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都重点关注农民增收问题, 致力于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依然是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 但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其中,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农业资源约束趋紧;石油农业“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使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农业环境污染严重。要应对以上挑战, 就必须探索发展农业的新思路,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是一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技术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 并已经被确定为21世纪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和可行模式。党的十六大以来,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农业资源节约和农业环境保护, 将农业可持续发展列入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同一层次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指出, 必须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战略的突出位置。围绕这一要求,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提出, 要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和低碳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得以确立并延续下来。
  (四) 多元目标取向:保障粮食安全、农民持续增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 我国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粮食连年增收。然而, 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底线,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伴随一系列重大战略的相继出台并落地实施,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这一目标不仅得以坚持, 而且不断强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明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进程。可以看出,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障始终处于重要位置。
  农业的稳步发展, 带来了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但是, 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 保障农民连年增收仍然存在一定困难。2012年,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大目标。2012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民增收, 推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将农民增收的目标拓展为增收速度与方式“双管齐下”。同时,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不仅应维护农民利益, 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而且要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在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下, 必须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强调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 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格局, 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生态环境可持续,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绿色兴农,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单一方面拓展为多个方面, 从微观层面发展为宏观层面, 逐步深化。
  在农业由总量不足向结构性矛盾的转变的同时, 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在发生着转变, 增加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一是在农产品供给上, 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2017年中央工作工作会议强调走质量兴农之路,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持续明确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在保证数量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质量的目标导向。二是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 由规模粗放生产经营向集约高效生产经营转变。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注重提高竞争力和农业科技创新,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逐步解决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突出问题。
  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进特征三:核心内容日臻完善
  推进农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 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变的主线。但农业的现代形态是一个相对概念, 其内涵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各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时, 既要明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 又要以同时代发达国家的既有现代化成果作为参照系。新中国成立以来, 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目标, 党领导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所采取的手段和遵循的范式各有侧重。同时,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农业现代化核心内容的日臻完善成为可能。
  (一) 以机械化为核心的农业“四化”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探索阶段, 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启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现代生产要素, 中共中央从生产的角度阐释农业现代化。在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 党对农业现代化形成了初步的认识。从历史文献看,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 基本上以“机械化”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毛泽东同志认为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机械化, 他指出,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又在技术方面, 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 统统使用机器操作, 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基于此认识, 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为农业发展制定了一个长期奋斗目标, 即“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 逐步地实行农业机械化”。1959年4月, 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党中央开始重视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其内涵被概括为“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1959年10月, 中央在批转农业机械部的报告中, 明确将农业现代化等同于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1961年3月, 周恩来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农业现代的内涵, 他指出, “必须从各方面支援农业, 有步骤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此技术路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仍是以机械化为核心。这一概念的实质是向农业生产领域投放工业产品, 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此认识的指导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里, 机械、化肥和电气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被广泛应用, 农田水利设施明显改善, 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78年, 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1749.6万千瓦, 农村用电量为253.1亿千瓦小时, 化肥施用量为884万吨,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为4497千公顷。但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将农业现代化基本等同于机械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其一,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实践看, 人少地多的国家一般选择“劳动节约型”模式, 即通过农业机械的使用提高人均耕作的土地面积;而人多地少的国家则选择“土地节约型”模式, 即通过生物技术的使用增加每公顷土地的产量。新中国存在极为突出的人多地少矛盾, 单靠机械化推动农业现代化显然是不合理的。其二, 农业机械化与工业现代化存在伴生关系, 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结果。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就全面启动农业机械化, 未免脱离了实际。
  (二) 以科学化为核心的农业“新四化”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形成阶段, 农业科技的进步导致对现代农业的认识突破了原有局限, 而农村改革使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延伸至经营管理层面。早在20世纪70年代, 邓小平同志就对以机械化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在准确把握我国国情和农情的基础上指出, 要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农产品, 单靠机械化是不够的, 还要更多从事科学工作。因此, “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 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28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上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农业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西方发达国家由此走上了“农业科学化”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访问美国、日本等国后, 及时掌握了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更加深化了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他精辟地指出, “农业问题……, 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这一精辟论断, 标志着党明确将科学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 及时跟上了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中共中央对农业“新四化”的探讨, 起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首次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内容涵盖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过程中的多个方面。这一部署突破了原有认识 (将农业现代化概括为“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 的局限, 丰富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两年后, 邓小平同志在谈论农村政策问题时指出, 要实现高水平的农业集体化, 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 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第二, 管理水平提高了……第三, 多种经营发展了……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 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315, 316前三个条件分别涉及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农业资源优化配置, 为全面概括农业现代化内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市场化背景下, 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论述。1992年4月, 全国人大七届五次全会首次提出, 要“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同年9月, 《国务院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进一步指出, “九十年代我国农业应当在继续重视产品数量的基础上, 转入优质高产并重、提高效益的新阶段。”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其实质是以市场化为导向, 以科学化为核心,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促进生产集约化和服务社会化。至此,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可以概括为“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产业化”, 其中又以科学化为核心。这一概念的实质是使农业与科学相结合, 用现代装备、现代科技和现代管理来发展农业。应该说, 农业“新四化”是对农业现代化内涵比较完整的概括。在此认识的指导下, 我国农业现代化实践也取得了跨越性发展, 农业产出快速增长。
  (三) 以复合化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确立阶段,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在科学发展的框架下得以全面阐释。这一时期, 中共中央从城乡统筹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 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和工作部署。在此基础上,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题, 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阐述, 涵盖现代农业要素的强化、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完善和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等方面, 表明农业现代化是多方面变革的综合体, 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复合体。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 在注重全面发展的同时, 根据不同时期农业的发展情况, 其核心内容有所侧重。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首次关于水利事业的专门性文件, 突出了这一时期农业水利化的重要作用, 侧重于加快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改变农田水利建设滞后的局面。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农业科技创新”为主题,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首次关于农业科技创新的纲领性文件, 突出了农业科技创新重点, 侧重于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基于认识的完善, “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粮食生产连续增收,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四) 以系统化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
  任何一种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就会产生系统化的要求, 即运用逻辑手段, 赋予分散的概念以体系化的形式。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深化阶段, 中共中央对系统性阐释农业现代化内涵进行了尝试。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是党在新起点、新阶段关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 先后在不同场合强调, 要以建设“三大体系”为抓手, 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三大体系”论正式进入党的文献。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三者共同构成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框架。其中,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属于生产力范畴,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市场化、融合化、高级化,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科技化、机械化、绿色化,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集约化、社会化、组织化。“三大体系”论的提出, 是中共中央将前一时期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全面认识体系化。中共中央对农业现代化的系统性阐释, 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即不仅从发展框架上提出了“三大体系”, 还从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一条主线”, 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从发展思路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三大体系”“新发展理念”。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 指出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为主题, 指出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用新发展理念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破解“三农”发展难题。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 强调要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线, 明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 表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将长期发挥作用。新发展理念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实施, 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五、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进特征四:发展战略逐步成熟
  农业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能孤立地存在,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联系, 各方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支撑系统。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变迁的过程, 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更是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 随着农业实践的深入,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系统性的认识不断完善, 其发展战略逐步走向成熟。
  (一) 生产领域论农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 兴起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之后也一直处在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之中。与其不同的是, 新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技术选择主体及其行为特征、技术选择方式、制度安排和政府作用等方面等呈现出不同特点。基于此, 不同时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探索阶段, 我国选择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中央一方面通过农产品统派购制度, 在农业流通领域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另一方面依托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制度, 集中人力、财力、物力, 通过要素投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工农、城乡二元结构形成, 农业现代化不仅被限定在传统的农业部门, 还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领域。
  (二) 就农业论农业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形成阶段,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革, 使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流通领域。但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阶段中央的农业发展战略仍跳不出在农村、农业内部自循环的封闭圈子。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中央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旨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82～1986年连续发布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重点对人民公社和农产品统派购等制度弊端进行逐一破解。1985年后, 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步转向城市和工业。从政策层面看, 中央在不同时期分别对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进行改革, 并没有立足于城乡统筹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建设进行部署。这种就农业论农业的倾向, 使得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始终处于初等发达阶段:我国粮食单产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与世界平均值相差甚远。究其原因,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进步实现了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 但由于工农业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 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却长期得不到解决。
  (三) 跳出农业论农业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确立阶段, 中共中央站在新的高度, 对农业现代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是认识到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的特性, 同时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影响, 属于弱质产业;二是意识到农业发展是一个系统问题, 必须多方联动才能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将农业现代化置于国民经济全局中加以规划和部署。在此基础上,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取、少予、放活”的政策方针, 标志着中央“跳出农业论农业”的战略思维初步形成。此后, 基于十六届四中全会“两个趋向”重要论断, 中央逐步明确了“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措施。党的十七大以来, 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跳出农业论农业”的战略思维提供了具体实现路径, 即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四) 内外结合论农业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深化阶段, 中共中央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首先, 坚持“跳出农业论农业”的战略思维, 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战略, 强调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密切关系, 其实质是强化第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反作用能力, 破除农业现代化这一短板中的制约因素。其中, 工业化为农业提供现代物质装备, 信息化为农业增添新动力, 城镇化为转移农业劳动力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创造条件。
  随后, 结合农业农村自身发展情况, 着眼于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 中共中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不仅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而且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其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性、全面性战略, 体现了中共中央的全局性战略思维;坚持农业农村发展体现了中共中央的“重中之重”思想和依托农业农村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维;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共中央对城乡统筹战略的发展和提升, 其与“四化”同步发展战略一道, 都注重从农业农村外部的协调和发展, 来带动和发展农业农村。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强调要重塑城乡关系,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乡村振兴”为主题, 提出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主题, 明确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提出了“四个优先”的发展要求, 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内外结合论农业”的战略思维,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六、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认识, 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 即认识来源于实践, 为实践服务, 随实践发展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完善, 并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形成与完善, 既接受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指导, 又与我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农情相结合, 同时也受到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70年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朝着科学、全面和系统的方向演进, 其根本源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积极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调整和完善农业生产关系, 不断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 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持续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