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宇：共同富裕的最大难点在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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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之道，始为富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直把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和实践要求。即日起，《三农大家谈》推出系列访谈，就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提出背景、困点难点、实现路径等进行深入探讨和解析。本期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张院长您好，欢迎做客《三农大家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的明显进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也对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作出了新的部署。请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我国频频强调共同富裕，有何用意和深意？
  张红宇：共同富裕是个时代话题，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有43个年头，应该讲我们已经进入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2020年之前，我们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或者叫两个关键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精准脱贫。2021年我们围绕着“十四五”，也是两个关键词，即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早年，我们着眼于精准脱贫，解决了全人类最大群体的绝对贫困问题，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今天，着眼于第二个百年目标，着眼于到2050年中国步入现代化强国的发展阶段，我们瞄准共同富裕，其实也是希望在2050年这个节点上，全体人民能在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共享发展的成果，所以提出共同富裕是阶段性发展的要求。
  第二，共同富裕也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时期，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或者说最重大挑战提出来的。在党的十九大上，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那么什么是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什么是不充分？农村发展不充分。怎么样化解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在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们要瞄准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解决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不充分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共同富裕本身也是为了解决突出矛盾而提出的一个要求。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前提是高质量。中央一直强调我们要围绕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安全，来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那么在效率提升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保证公平？也就是让付出努力的城乡方方面面从事不同行业的群体，或者说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都要有回报、有相关的收益。可以说，高质量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前提，而共同富裕又确保了可以更高质量地不断发展。
  最后，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其实在全球也树立了一个中国样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为人民谋福利，我们发展为了人民，我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让人民共享，我们要解决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我们要实现最大群体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以为，共同富裕目标的适时提出，就是着眼于怎么样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一个中国样板。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
  张红宇：共同富裕的关键在“共同”两个字，在“共享”，也就是我们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不是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地区、一部分人的富裕，这是我们必须要守住的一个底线。
  第二，共同富裕，其实是有阶段性的。比如到2025年，我们共同富裕要尽可能的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到2035年，在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我们要让大家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到2050年，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也就是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所以共同富裕应该是分阶段的共同富裕。
  第三，共同富裕，还要特别强调相关的原则。首先，我们要通过勤劳致富，也就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其次，我们还要坚持基本的经济制度，也就是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还要发挥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第三，实现共同富裕，特别强调量力而行，欲速则不达，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采取共同富裕的相关的目标要求。第四，要注重循序渐进，也就是共同富裕应该一步一步地按照我们既定的方针，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或者说我们通过相关的分配制度的安排，使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收入大体由逐步的差异过大，逐步地开始缩小，最后实现大家都能够认同的、差异不至于太大的分配结果，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第四，共同富裕，还有相关的重点任务。第一，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差异，增强共同富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容忍度。怎样实现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考虑的重点。第二，就是做大做强我们的中产阶级。现在来看，我们是个宝塔型的收入结构，也就是底层即低收入群体太大，高素质群体收入比较集中。从全球的经验看，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个橄榄型，即中间大、两头小，也就是低收入群体的比例很小，高收入群体比例也不应该很大，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第三，我们应该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我们政策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聚焦教育、医疗救助和社会保障问题。第四，对高素质群体，我们应该有相应的调节方式，要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面的低收入群体，这方面我们要通过舆论、相关政策的引导，使他们乐意也愿意做这些好事。
  第五，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富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落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有没有哪些衡量指标或者观察指标能帮助我们界定共同富裕与否呢？
  张红宇 ：共同富裕，富裕是前提，共享是要求，也就是共同富裕首先要建立在富裕的基础之上，那么现在达到了吗？我以为我们已经有了富裕的充分条件。比如2020年，尽管新冠肺炎如此严峻，但中国仍然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我们去年GDP总量已经达到了101.6万亿人民币，人均GDP已经过了1万美金。换句话讲，我们已经走进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部分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等南方沿海地区的居民已经迈进了所谓的高收入群体的门槛。
  但是从共享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做得非常的不够。其实14.1亿人在发展过程中都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是群体之间，享受到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第一，就城乡之间而言，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1:2.56，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当于2.56个农民的收入。
  第二，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先不说从事金融、保险、期货行业和从事农林牧渔行业之间的差异，即便是同一个行业，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20年收入最高的农民是上海农民，他们的收入是34199元，收入最低的是甘肃省农民，他们的收入只有10344，两者收入之比是1:3.88。所以，不同区域的收入差异问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三，我们鼓励农民种粮食，但现实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普遍低于非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我也算过一次账，我们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除了山东、辽宁、江苏以外，其余的10个粮食主产省的农民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农民收入水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怎样克服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怎样克服不同区域从事同一个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都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那么有没有指标能够表明我们在哪些方面有差异？在哪些方面需要努力？我以为，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指标衡量，有不同的瞄准重点。
  第一，衡量共同富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二，就是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问题，比如实现最大程度的充分就业，宽松共同富裕的外部环境，引导金融资本更多的投向低收入地区、投向重点保护的产业，对共同富裕的要求来讲，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考虑到我们刚刚脱贫，那么在后脱贫时代，针对脱贫地区或者说经济欠发达地区，怎么样采取相关政策，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的基本指标之一。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不同区域在衡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方面，特别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选择方面，应该有不同的指标组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关要求和不同的政策选择。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也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政策、任何一个概念，都要有针对性，在什么阶段干什么事，一定要统筹兼顾、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循序渐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那么，我国目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哪些难点和困境呢？
  张红宇：我个人以为，共同富裕最大的难点还是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020年，我们的城乡收入实现了双双增长，特别是农民收入提前一年实现了翻番的要求，达到17131元，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19年的1:2.64缩小到1:2.56 ，1年缩小0.08个位次，我以为这个成绩是非常大的。
  但是1:2.56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2020年和1978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实际上是一样的。1978年我们农民收入134元，城镇居民收入343元，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是1:2.56。所以43年间，在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方面，我们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这表明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方面，我们面临的压力、困难和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反过来讲，如果收入之间的差异不缩小，共同富裕的基础就不牢靠。如果我们再叠加上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或者说财富差异的话，那么面临的困难就更大。我建议收入方面一定要盯准相关的目标要求，在这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在城乡发展差距过大，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现实背景下，我们要实现农业农村的共同富裕，需要怎么去做呢？
  张红宇：实现农业农村的共同富裕，其实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围绕农业农村共同富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努力的实现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就地就近就业，通过改善户籍制度，使他们能够安得下心、落得住脚，真正地洗脚上田，成为城里人，做大城市群体，减少务农的群体，我以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在农业支持保护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对小麦水稻，继续采取最低收购价政策，让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有所获得，让老百姓有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强化城乡均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要素的平等交换。换句话讲，农村的土地和城市的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利。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矛盾需要化解。所以，宽松实现共同富裕的外部环境，这是需要瞄准的一个大方面、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就是要在农业内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的动力。换句话讲，也就是要夯实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第一，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解决老百姓进城问题，增加就地就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要占到40.7%，这个比例是很大的。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收入，这个收入占比35.5%。怎么增加？我经常讲，粮食主产区要通过规模增加农民的规模化收入，非粮食主产区要通过集约化降低成本，从而使我们的产业链不断地延长，价值链不断地提升，利益链不断地完善，增加农民的家庭收入。这两个收入增加就稳住了农民收入的大头。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我们为什么重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改革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我们为什么在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城市郊区、东部地区，强调要做好经营性资产的改革问题？对中西部地区，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区，强调抓好资源性资产的改革问题？就是要通过盘清集体拥有的资源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通过我们的成员资格界定，有效地利用集体的这些资源、资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老百姓有第三份收入，也就是财产性收入。第四，要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现在，转移性收入的占比变得越来越大了，去年达到21.4%，当然这也包括了进城务工带回去的农民收入。除此以外，更多就是来自于国家各种各样的相关补贴，比如种粮的补贴和其他相关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是国家通过政府调剂，比如补贴、税收优惠等，给我们农村的中小企业更多的实惠，让农民在转移性收入方面也有所获得。
  所以，增加农民收入，它实际上是取决于农业外部宽松的环境和农业内部自身活力的释放，通过上下，通过农业内部和外部双向互动，来实现收入增长，差距缩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谢谢张院长。感谢您做客《三农大家谈》，今天受益匪浅。
  张红宇：谢谢主持人。
  （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