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国际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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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很可能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强劲，政治治理有效。但也可能经济发展良好，政局不稳，社会治理隐患不少。在极端意义上，也有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发展落后，但政治建设却坚如磐石的国家。因此，不能简单将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予以等同，还是需要个案分析，从中汲取经验。
  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不同方面。一方面，一个强劲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促进国家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坚实有力的经济表现，也很有可能给国家的政治体制提供丰沛资源。政治是统领，经济是外延。
  然而，尽管经济基础夯实是上层建筑卓越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国家仅有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充分保障其整体建设的齐头并进。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必然体现在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保，也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只有各方面全面进步，才能保障政治制度的鲜活创新，长盛不衰。
  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增长很可能带来政治稳定，但这并不总是成立。相反，经济发展带来政治失速、社会失稳，在人类历史上倒是有迹可循。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现象，并不少见。以下，本文考察一些具体国家，分析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之间的联系及其所伴随的经验教训。
  前苏联：忽视经济平衡发展带来政局动荡
  前苏联作为自称践行马列主义的超大型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在进入工业时代后，实行经济国有化、集体农庄化，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工业、科技、教育和国防等领域均走到世界前列，并在较短时间积聚了大量财富。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与美国匹敌。在航空航天、重工业等众多领域，前苏联一度走到美国之前。但是，前苏联并未将其优势长期保持住，这不仅有来自外因的干扰，更有源自自身因素的侵蚀。前苏联在经济发展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忽视经济平衡发展。前苏联看重与美国的竞争，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国内民生。为传统安全观所困，寻求与美国在军力上的无限竞争，从而透支自身国力。前苏联赶上了以核动力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却被逐步甩开。除此之外，前苏联的全球扩张、组建华约和经互会并透支国力予以支撑、鼓吹官僚政治以及拒绝市场经济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销蚀着这个国家本来具有的强大竞争力。
  即使在政治领域，前苏联也并未总是采取对他国包括盟国平等的立场，而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身份对他国他党指手画脚，甚至实施武装干预，包括出兵干涉捷克和匈牙利。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前后被困十多年，更是对其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持续性带来了巨大挑战。
  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前苏联已经出现经济滞涨，但只要平衡发展经济，提升本国民生；只要开放经济，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只要抓住发展信息产业的机遇，不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落伍；只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只要放弃称霸，滋养国力，它未必会惨淡解体。
  当人们目睹一个经营了七十年的超级大国解体，也就不难理解经济发展并非必定带来政治稳定，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也并不总呈正相关关系。相反，如果追求以人为本，推行和平发展，奉行量力而行，前苏联的故事则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
  韩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迄今仍未转化为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
  韩国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前，长期处于集权统治之下，虽然经济颇有起色，但政局持续不稳。在朝鲜战争停战后，韩国逐步走上了经济腾飞的快车道。在经历了李承晚、朴正熙和全斗焕三届政府后，韩国俨然已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尤其是在朴正熙总统的18年任期内，韩国铺就了经济现代化的大道，为之后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一发达经济体俱乐部打下了扎实基础。
  然而，韩国战后的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政局稳定。1961年，朴正熙通过政变推翻了李承晚政权。1979年，朴正熙又在青瓦台被军人刺杀，之后再由军人全斗焕继任总统。在1988年全斗焕去职之前，韩国社会长期不稳。李承晚政府标榜民主，实质专制。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本身违宪。他在任内实施高压统治，虽然经济成绩显著，但政治建设成效不彰，最后还是被其情报部长毙杀。全斗焕上台后，国内局势持续不稳。1980年，全斗焕甚至下令镇压光州起义，酿成震惊世界的“光州惨案”。在全斗焕任期内，22次更换内阁，其阁员的平均任期为8个月，成为世界笑柄。
  经济发展过得去，政治建设未必过硬。政治建设不彰，也不见得经济不能发展。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军长期驻扎韩国，客观上韩国获得了安全保护伞，这是韩国虽然政局不稳但仍能避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以韩国家族产业为特色的企业集团取得了长足发展，美国对韩国产品的采购又给韩国带来特殊机遇。至于韩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巨大投资，则是韩国经济建设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鉴于韩国历史上多数时候的专制集权和军人暴政，后来对总统任期作出了严格限制，即每位民选总统只能担任一届任期，为期五年。这一刚性规定对限制韩国领导人确实产生了作用，但却带来韩国政局的另一种不稳，即领导人更换过快，领导人很难持续施政、实践中长期战略抱负。即使这样，这一做法依然没有在制度上堵住最高领导人的贪污腐败。可见，韩国战后经济建设的成就，迄今仍未转化为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
  新加坡、古巴：政治建设有成效，匹配或高于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有成效，政治建设有心得。新加坡是一个人均GDP突破6万美元（2018年数据）的国家，它也成功地做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的同步。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与我国执政党有着党际交流合作关系，该党联系群众的一些做法既与我国相像，又别具特点。譬如，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每个周末都要拿出一个晚上的休息时间，在社区会见本选区的来访民众，听取意见，并书面立档，再交政府行政部门进行处理落实。这套做法十分接地气，切实收集民众的疾苦之声，切实予以解决。此外，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国家行政培训中心，对各级公务员定期培训，由内阁部长级官员结合新加坡国家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来讲课，这对提升干部素质十分有益。新加坡的政工做得如此细致扎实，不仅经济发展成绩耀眼，政治制度建设也确实到位。那么，它的社会稳定也就自不待言。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即经济发展不显著，但是政治建设却比较成功。古巴就是这种典型，其经济发展并不耀眼。作为美国的邻国，古巴自肯尼迪任美国总统以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不仅在经济上对古巴实施禁运，而且一直试图推翻古巴政府。虽然也有一些古巴人士出走美国，但古巴多数人依然支持本国体制。其中主要原因，当属两条。其一，古巴官员没有什么特权，与民众的待遇差别不大，基尼系数不大。其二，政府向民众提供了医疗和义务教育，使得人民获得了基本的社会安全，这就保障了其制度能在美国近距离长期施压后，还能持续稳定。
  总之，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于我国而言，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两方面都要抓、两方面都要硬，以此才能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