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慢全球化时代的产业链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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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01 世界从超级全球化时代步入慢全球化时代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显著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产业链定位、生产布局和销售网络的兴起，成为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力量，产业“外包”成为发达经济体产业链演变的关键词，跨国公司低成本逐利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调整，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产品的研发、生产、管理和风控等能够打破地域限制约束，而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跨国公司生产产品的全球低成本套利策略得以有条件实施和完成，全球经济成为“驳船经济学”（Palley, 2011）。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外溢、供应商本地化等生产经营方式拓展和促进了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产业链的全球化促进了贸易导向型增长模式进入新发展时期，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过去20年里，那些设法提高在全球价值链里的参与程度和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国家人均GDP平均增长3.4%；那些仅仅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而没有升级国内价值链的国家人均GDP仅平均增长了2.2%（联合国贸发组织，2013）。
  依据IMF（WEO）的数据，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1990～2007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简单平均同比增长7.0%，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简单平均增速3.7%。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需求疲软，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滑。2008～2009年两年平均负增长3.9%，低于全球两年经济增速1.1%。随着部分重要经济体推出了反危机措施，世界经济和贸易恢复了增长，但2010～2018年简单平均增速只有5.0%，这一时期全球GDP增速为3.8%。2019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速只有0.91%，而全球经济增速为2.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时至今日，疫情仍未彻底消散。2020～2021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两年平均增速仅为0.3%，同期全球经济增速约为1.0%。可见，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速出现了骤然下降，基于产业链的全球价值链（GVC）贸易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下滑（World Bank, 2020）。尤其是由于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贸易增长几乎陷于停滞。依据WTO的预测，2022年全球贸易增长4.7%，将再次超过全球经济预测增速4.1%，世界贸易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全球化已经从超级全球化步入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时代。
  从贸易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可以用间接贸易（indirect trading）在总出口中的份额来衡量（Borin and Mancini, 2019）；从生产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可以用未完成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在总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Wang et al., 2017）。依据WTO（2021a）的研究报告，从1995年到2008年，随着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定位和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快速扩张导致了参与率的快速上涨，以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35.2%上升到46.1%，以生产为基础的参与率从9.6%上升到14.2%。全球金融危机后，供应链的回流导致了全球价值链短暂急剧下降，并在2010年出现了反弹。此后一直保持在大致平稳的状态。新冠肺炎流行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基本与2010年以来普遍出现的疲软趋势相一致。截至2020年底，全球贸易价值链参与率为44.4%，全球生产价值链参与率为12.1%。
  依据WTO（2021 a）的研究报告，从全球出口来看，2000～2010年全球出口年均增长率8.7%，间接出口年均增长率9.7%；而2010～2019年全球出口年均增长率3.7%，间接出口年均增长率3.8%。在慢全球化时代，间接贸易增长率虽然大幅度下降，但依然保持在略高于全球出口增长率的水平，这说明全球产业分工依然具有比较优势的刚性。从世界前五大价值链出口国的间接贸易增长率来看，2000～2010年德国、美国、中国、荷兰和法国间接出口贸易增长率分别为9.8%、5.2%、20%、11.1%和4.2%，2010～2019年分别为4.5%、5.9%、4.6%、5.7%和4.0%，间接出口增长率整体上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经济体量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2010～2019年柬埔寨、老挝、越南间接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7.1%、16.5%和14.3%。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成本比较优势引起了全球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新布局，印证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更多的劳动密集型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产业链的迁移及其演进揭示了全球经济产业链的相互依存性，以及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性，而间接出口增长率的下降代表着产业链演进体现出更精细的专业化发展方向，以及生产地域的重新分割。
  02 慢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的新态势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价值链的扩张陷入停滞，贸易主导型增长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大国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了全球价值链的缩减或分割（World Bank, 2020）。依据WTO的数据，自2009年开始监测积累的未解除的限制措施以来，进口限制措施从2009年开始增长，2018年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后，更出现了显著增长。截至2020年底，约8.6%的世界进口受到2009年以来实施的进口限制的影响。截至2021年10月中旬，全球有效进口限制量约为1.5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8.7%左右。
  全球贸易增速骤减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回调，尤其是贸易冲突和疫情冲击，暴露出了全球部分产业链以及供应链环节上的脆弱性。世界各国出于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将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加速替代产业链的全球化。产业链的迁移、调整和重构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显著特点。地缘政治的大国竞争，引发了新一轮的技术竞赛，掌握核心技术，抢占技术制高点成为产业链安全和占据竞争有利位置的关键。与此同时，新技术变革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出现超越传统的以生产为基础的产业链态势，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成为全球产业链演进的新趋势。
  产业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
  WTO作为提供自由和非歧视贸易体制的唯一多边机构，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国际机构之一，WTO“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在多边规则制定和市场准入谈判上步履维艰，美国是利用一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用单边主义强调美国利益。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疯狂“退群”，对世界多边主义框架造成了严重破坏，给国际经济运行的秩序和可预见性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使全球化遭遇逆流。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尽管喊出了反对贸易战的口号，维护多边贸易协定，但世界经贸秩序并未出现好转，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的紧张态势。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治理缺乏共识、缺乏有效的制度协调，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产业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依据WTO-IMF COVID-19 Vaccine Trade Tracker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疫苗接种率75.4%，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疫苗接种率只有49.5%和34.5%。即使是疫苗出口相关方面，出口限制继续阻碍疫苗生产，并造成供应商交付时间的不确定性（WTO, 2021b）。疫苗接种差异、疫情防控策略及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全球产业链部分断裂、供应链出现瓶颈，推高了全球的物价水平，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自2018年全球贸易摩擦以来，部分发达经济体不顾全球产业成本分工的规律，执意强化竞争，大规模限制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尤其是通过限制“卡脖子”技术出口等进行恶意竞争，进一步对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造成了负面冲击。关税战再次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与一个在没有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贸易的同等贸易体系相比，在一个有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贸易的贸易体系中，提高关税的成本将更高，涉及的产业链更长。更高的关税，尤其是贸易战，可能会促使企业缩短产业链或以其他方式重塑其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企业，其贸易商应对贸易伙伴遭受冲击的脆弱性增加，但产业链在国内则降低了这种脆弱性（Espitia, A. et al., 2021）。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链的安全性成为各个经济体参与全球分工与贸易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涉及民生以及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产业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成为现实的选择。从中长期看，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构将提速，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已发生变化，未来部分产业将考虑纵向整合以缩短供应链条，本土化区域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加速形成。产业链的本土化趋势并不意味着产业链完全本土化。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是要求在关键的产业链上有安全性，在区域分工协作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区域化在周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在产业链的环节上依然可以实现供应商的全球化和多元化。2018年12月30日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协议》、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都是2018年全球贸易冲突以来出现的重要的区域化或者跨区域化的经济关系协议，基于区域化基础之上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产业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正在成为现实。
  产业链的关键技术自主化。
  全球竞争关键是技术竞争。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如何确保并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成为所有经济体面临的新挑战。
  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出台政策法规，约束14类制造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以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Lovely和Yang（2018）的研究表明，301关税条款实际上是用20世纪的贸易壁垒应对21世纪内嵌知识（knowledge embodying）的贸易链，会打击跨国技术供应链，对全球技术链的重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美国使用大规模减税来吸引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对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经济体严格限制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明显加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的打压力度，拜登政府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做法，利用实体清单、芯片禁令等手段不断对中国企业进行单方面制裁。2021年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将8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投资黑名单，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25个实体列入限制出口的名单。截至目前，已有160多家中国企业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名单。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拉小圈子”来限制对华高新技术的出口，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6月9日，美国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2022年2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将对科学研发领域投资数千亿美元，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将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确保美国在制造业、创新等方面保持领先位置。
  此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会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产生影响。发达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升级版”的制造业战略，比如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工业价值链”等战略，通过加大财政预算用于创新制造工艺、尖端材料等领域的研发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围绕制造业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加大发展力度，试图在新一轮全球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这开启了全球技术创新高强度竞争的发展态势，将直接驱动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发生深远的变化。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通过FDI带来的技术转移和产品交换过程中有关生产技术知识外溢是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经济增长的两大渠道（WTO, 2008），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对技术的惜售和封锁日益加强，尤其是对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核心技术领域的严格控制和割据越加严峻。继美国发布法案鼓励芯片本土化生产之后，2月8日欧盟也发布了芯片法案，扩大欧盟在全球芯片市场份额，到2030年产能达到全球的20%。“芯”之痛已经成为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升级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因此，关键技术的自主化是确保产业链安全、推进产业持续升级的根本。后疫情时代，全球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唯有加大创新力度，拥有自主创新关键技术才能确保自身产业链的安全性。
  服务业产业链的发展成为新趋势。
  随着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多地从传统制造流程转向服务和其他无形资产，全球价值链也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数字化是这一转变的主导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这一转变。WTO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探讨了这种超越生产价值链的转变，显示了服务价值链的崛起如何为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一条新途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新冠病毒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稳定，迫使产业链在全球地理位置上进行重组，而服务业的发展将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上占据重要位置，成为超越生产价值链的产业链发展新趋势。
  从历史上看，离岸外包业务经常与制造业有关，制造业外包也推动了服务业的全球化。跨国公司通过离岸外包寻求低成本效益，公司将其非核心业务流程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后者再将其劳动密集型业务离岸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大型跨国公司也将其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直接离岸，通过设立“全球内部中心”来提高成本优势（UNCTAD, 2014），出现了服务业驱动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印度和菲律宾是典型的例子，印度和菲律宾都在出口加工区和IT园区进行了大量投资，为服务价值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扮演着许多重要角色。服务业不仅仅是中间投入，而且已经深入到产业价值创造的活动中、融入产品的具体生产过程中。跨国公司向其全球附属公司投入的包括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其他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都是创造产品价值的来源，特别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对于公司更好地参与全球贸易、更好地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抢占优势位置具有重要作用。
  服务业除了在贸易增值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还提高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跨境服务交易带来的金融、通信和运输服务的改善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提高了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并将比较优势模式转向了这些服务的密集型部门（Heuser, C. and Mattoo, A., 2017）。数字、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创新有效地降低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数字信息技术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贸易效应，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行业非常广泛，但在整个病毒大流行期间，更适合远程工作的部门收缩较少（Espitia, A. et al., 2021）。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引擎。依据WTO（2022）数字治理与全球贸易论坛提供的数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里，全球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新产业政策”“工业4.0”“数字转型”等计划。这些计划中核心主题是鼓励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支持创新和数字转型的政策。
  03 全球产业链新态势下的中国发展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越发重要。中国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了全产业链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关键一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凸显了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和强大。目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旧秩序遭遇冲击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际，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化面临巨大挑战。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内外因素交织凸显了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是全球企业共同参与的结果。贸易摩擦会降低全球贸易量，降低总需求，可能会对全球生产模式产生影响，但贸易摩擦带来的生产错位将导致额外的效率、就业损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全球企业可能不会按照发起贸易摩擦的国家那样希望或预期的方式作出反应。因此，从长期来看，贸易摩擦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既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迁最终将取决于经济体技术与成本的全球竞赛，取决于市场力量。一项采用30年覆盖100多个国家面板数据集的经验证据表明，要素禀赋、地理位置、政治稳定、自由贸易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国内工业能力在决定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方面非常重要。与传统出口相比，这些因素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程度更大（Fernandes, A. et al., 2020）。欧洲央行的一项调查研究也表明，技术进步、运输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以及消除政治和经济障碍是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的重要因素（Amador and Cabral, 2014）。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环节形成冲击，这促使我们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更多维度出发来审视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牢牢把握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掌握创新主动权。双循环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要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显示，全球销售制成品近1／3的价值源于品牌、外观设计和技术等无形资本。虽然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首位，但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专利较少，中国企业每年要交纳大量的知识产权许可费。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是通过合同制造、外包代工、组装、贴牌生产等方式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入全球生产、贸易、流通网络中。未来中国启动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应更大力度进军核心技术专利，在全球布局创新链，推进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中国在科技创新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全球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132个经济体的排名上升至第12位，是排名最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为27864亿元，占GDP之比达到2.44%，已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2.47%的平均水平。中国在核心技术价值链和绿色技术价值链上双双发力，中国经济正在加速形成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这是中国重构产业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措施。
  支持多边主义贸易体制，积极发展区域和跨区域贸易合作。中国秉承开放包容、厉行法治、协商合作的多边主义原则，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表明，中国是世界经贸秩序践行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稳定器。2021年中国进出口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达到6.0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入世”20年，向42个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提供免关税待遇，成为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市场吸收了最不发达国家25%的出口。2021年7月商务部宣布在上海和北京等五大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养建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
  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世界。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建设数量已达21个，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依据商务部的数据，2013年自贸区推出第一张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经过多次修订，其中特别管理措施由2013年190项压减至2021年的27项。1988年中国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0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的重要场所。1983～2021年中国吸引FDI的总量达到2.33万亿美元。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的重要力量，1997年以来外资进出口占了中国经济进出口总量的约一半。同时，在竞争中，外资积极推进和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2021年11月24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强调了外资企业对实现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要鼓励引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实现互利共赢。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在过去30年中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显著崛起，因为它们将生产流程分解，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网络，国内企业通过投资、合作或贸易向跨国公司学习，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受益匪浅（Qiang, et al., 2021）。
  依据商务部网站的信息，在跨国或跨区域合作上，中国目前已经签订21个自贸区协议，10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区，8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区。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2021年9月16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在多边框架下，融入区域和跨区域产业链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坚定的开放与稳定的政策预期确保了投资和贸易模式的稳定性，有利于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进一步夯实、提高中国产业链的既有优势。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高增速进一步擦亮了中国制造这张世界名片。从制造业产值来看，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约30%，全球供应链越发依赖中国的产业链。
  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营商环境的快速改善，提高了国内外产业链的相互促成。市场规模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国内产业的联系来调节的，制造业规模较大的市场具有更大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特点，这突出了国内供应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World Bank, 2020）。中国制造业具有国内大市场的有力支撑，国内大市场更加畅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形成。
  中国劳动力教育素质差异大，这是中国能够形成低端技术到高端技术全产业链的基本支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制造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和韧性，可以向世界提供全技术链的产品，这是中国制造业既有的优势，要牢牢把握住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政策要大力支持发展制造业。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保产业链，这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重要基础。
  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依据商务部的数据，2013～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量累积超过9万亿美元，累积直接投资额约1400亿美元，累积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400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累积投资额约6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积极拓展了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应该更具包容性，需要克服中小企业的参与限制，并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便利，通过建立一个多年计划，扩大和升级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所有国家的能力，助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更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立健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投融资，产业链的区域范围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了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Cusolito, et al., 2016）。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15年10月向G20贸易部长提交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报告，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各国民众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不断充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日益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新平台，也成为了全球产业链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的典范。（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4月上（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