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志、贾珅：认识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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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贾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准确认识、充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有助于我们有效应对各项挑战、持续推进改革发展、顺利实现百年目标。
  党的十九大作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准确认识、充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有助于我们有效应对各项挑战、持续推进改革发展、顺利实现百年目标。
  以长时间坐标定位战略机遇期
  研判我国“战略机遇期”要以未来30年作为时间坐标。战略和政策分别着眼于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是国家治理的两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范畴。国家的战略目标通常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期限内规划和实施，与之相应地，进行战略判断也就要从长期发展的视角和格局出发分析历史大趋势。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因此，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的30年，就是我们分析研判“战略机遇期”的时间坐标。
  要避免由经济运行的短期问题引发长期发展悲观预期。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种种困难、挑战，其中既会有短期周期性问题，也会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既有内生于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转型阵痛，也有来自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影响。短期的、阶段性问题需要关注并及时解决，但不应影响和左右长期的战略判断。2018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数据来看，引起经济运行边际变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总需求的收缩导致了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速下降。对于周期性问题，通过强化逆周期调节、实施有效的需求管理就有望化解，不应把短期问题当作长期矛盾，更不应因为一时一地的不利因素而对长期发展前景产生悲观。
  研判“战略机遇期”要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机遇是相对目标而言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我们未来共同戮力奋斗的战略目标。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有两个层面的重要任务。一是生产力实现充分发展，社会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由此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支持生产力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实现科技追赶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中心任务。二是国家发展的道路模式，包括发展的思想、理念、制度、文化、理论等一整套体系，要能够得到国内社会的自我认同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高度认同。世界上有些国家从物质方面来看十分富裕（例如某些中东的石油出口国），但是由于其发展模式是传统而落后的，导致其文明的影响力、感召力不强。同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一再表明，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难，而要保持住这一地位更难。文明的高度能否持续，取决于其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我们能否构建出一条符合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令其他国家尊崇乃至积极效仿的发展道路，是与生产力发展同样重要，也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的重要任务。从长期趋势来看，只要内外部发展环境、条件变化的大方向总体有利于我国科技追赶和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我们探索正确先进的发展道路，就可以认为“战略机遇期”的条件是具备的。
  结合全球变局认识战略机遇期新内涵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趋势性变化，是研判战略机遇期需要考虑的基础性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于我们思考战略机遇期新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化国家集体深陷于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发展困局之中。发端于美国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工业化国家二战后最为严重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系统性衰退。2009年经合组织国家GDP增长-3.6%，是二战后唯一一次负增长；2008-2017年经合组织国家GDP年均增长1.2%，是二战后经济增长最差的10年。西方世界将这次经济衰退专门命名为“大衰退”，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工业化国家的整体衰退还不能简单地视为偶发的周期性波动，而更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性变化。这是因为，工业化国家长期增速不断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经合组织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年均增长5.6%，此后，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分别年均增长3.8%、3.0%、2.6%，2000年后至金融危机前年均增长2.5%，危机后十年增长1.2%，这反映了世界大战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为西方世界带来的结构调整“红利”已近于消耗殆尽，而其深层次矛盾持续积累。这也是因为，决定工业化国家未来长期增长趋势的基本面因素在持续恶化，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人力资本增速、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部分国家相关指标已接近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提出了“长期停滞”的判断；这还是因为，持续恶化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格局导致工业化国家的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形成严重的利益对立，这些工业化国家已难以在既有国家治理体系下解决其长期结构性矛盾，只能依靠宽松货币、扩张负债、调整税收等短期政策来刺激经济，在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短期刺激性政策终将导致比短期收益更大的代价。工业化国家长期深陷发展困局，对我国未来外部环境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从不利的方面看，相关国家为应对衰退而煽动民粹情绪、向外转嫁矛盾的动机将明显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也将大幅增多，外需环境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结构调整将造成明显压力，外部衰退的长期性使得我们一些传统的短期对冲政策手段实施空间大大压缩。从有利的方面看，主要国家的相对衰退，尤其是国外特殊利益集团实力的相对削弱，将提升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政策协调和政策博弈过程中的议价底线和谈判能力，重点是我们能否根据形势演变及时准确地判断、识别并有效利用好我谈判地位的变化。
  西方提倡的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弊端充分显现，全球迫切呼唤能够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当前困境、实现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道路。发展道路模式决定一国文明发展的高度、持续性和号召力，尤其对于大国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二战后，美国在构建其经济霸权的过程中，也在向其他国家持续输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发展理念模式。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者站位的思维逻辑——工业化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无一不在实行其当前激烈反对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只有在其业已建立明显的产业科技优势后，高度自由化的经济制度体系才有助于工业化国家最大程度地拓展全球市场、压制控制他国产业、提取他国剩余，同时，也有助于掌握工业化国家产业命脉的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本优势、挤压劳动收入。弱势国家、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在这套经济规则体系下难以保障，但在二战后很长时间里，西方倡导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诱惑力，拉美国家、非洲国家、苏东国家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先后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实行了激进的结构改革和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但结果不仅没有带来国家快速发展，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反差，使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国家鼓吹的发展模式产生质疑，并重新思考和探索真正适合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引发了现实世界的巨大震荡，也对全球思想领域形成了巨大冲击，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多边主义浪潮反映出人们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模式存在的巨大弊端，但一时间又尚未找到能够指引人类社会走出当前困局、实现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模式。全球思想领域陷入半个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混乱期、空窗期，导致许多国家的政策难以协调、政治分化加剧、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全球治理体系也正面临着空前挑战。西方发展理论的破产，有助于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破除迷思、坚定信念；全球对新发展思想的迫切需求前所未有，也为我们加快探索发展新道路提出了要求。如果我国能够通过发展实践走出一条符合自身条件和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出全新选择，将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全球性公共品和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将极大增强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影响力、号召力，这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也将反过来有助于团结国际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我国影响和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之初，按照名义汇率计算，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2%，即便是到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的200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也仅为4%。那时，我们思考战略机遇期，基本将外部环境作为一个不可控的外生变量。而今，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成为对全球经济运行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我们主动影响外部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开拓发展空间的能力显著提升，“战略机遇期”的内生性日益增强，这是我们主动作为，“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重要前提。
  从对全球经济总体运行的影响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者和稳定器。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不变价美元数据测算，2009-2017年美国、欧盟、日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4.6%、8.6%、2.4%，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6%，大幅超过美、欧、日贡献的总和。这一事实表明，在全球经济面临困局乃至遭遇重大曲折时，我国依然有能力实现相对稳定的发展，并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从国家间经贸联系看，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国已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紧密的发展利益共同体。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密切，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加快提高。根据相关统计，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全球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到了2011年，这一情况已完全逆转，中国成为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下降至76个。到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贸易联通是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据中心地位将极大提升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的科技创新体系，为我国积极把握变局、主动引导变局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工业体系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覆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超过200种以上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在科技创新领域，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接近60%，在传统短板领域追赶正在加快，在部分新兴领域开始呈现与发达国家的并跑乃至领跑的局面。工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使我们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在发展路径和政策的选择上具备更强的自主性，在产业技术革命爆发的窗口期到来时有更加充分的条件实施转化。
  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战略机遇，推动目标实现
  谬者必失，怕者必败，当前的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能否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最大的挑战还在于我们自己能否坚持正确的方向，能否主动作为。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去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明显升温，国内有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及早按照美方要求调整经济制度和结构，外部压力就能够缓解。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说明，政治上亲近美国并不能避免被其打压；苏东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说明，制度上遵循美国并不能开拓发展空间。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决定了其将所有追赶者视为威胁者的思维，决定了其对他国提出的改革要求无不是从其现实利益出发。深化改革是我们加快追赶、实现发展的重要法宝，但必须坚持以符合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作为根本标准，而不能简单以短期的现实利益为标准。“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非因其制度具有历史先进性，其制度的效仿者、追随者在过去30年出现整体性相对衰退是不争的事实。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的军事实力等支撑其全球霸权的条件，从根本上是由其科技实力所保障的。我们要突破守成大国的压制围堵，克服发展道路上的种种挑战，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关键是要在科技实力上实现追赶超越。科技创新有其客观规律，从长期来看，人力和资金投入规模是基础性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有效统筹创新资源以集中攻克重大基础性技术，最大程度地发挥创新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工业化国家各类结构性矛盾的总病根，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工业化国家难以进行深层次调整的根本制约。过去半个世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资本收益，国家发展的成果为少数利益群体独占，底层人口虽享有形式上的“自由”但发展权利却被实际剥夺，这也是工业化国家人力资本和生产率长期增速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跨越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陷阱，更要避免陷入工业化国家当前所处的困局。要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发展的中心地位，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性保障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多地由人民享有。
  坚持推进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开放带来进步，进步也必须体现于开放。符合发展阶段需要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配置各类资源，有利于深化分工、促进技术进步，有利于培育和增强产业竞争力，有利于改进人民生活福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转折，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和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需要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依靠政策优惠进行“赔钱赚吆喝”式的招商引资；要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通过扩大进口来促进出口；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有效带动国际合作和共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