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物价稳定，需未雨绸缪避免供给冲击与需求回暖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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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仍应保持稳健取向，需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兼顾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平衡。同时，还要不断夯实国内粮食稳产增产、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

日前，发改委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全年3%左右的CPI预期调控目标仍可实现，但未来几个月到明年一季度CPI将会略高。这与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判断一致。

今年以来，受国际大宗商品持续上涨、政策调整落后于市场曲线等因素影响，欧美主要经济体物价迭创新高，经济陷入滞胀风险。相比而言，我国1-7月CPI累计同比上涨1.8%，PPI同比涨幅逐月收敛回落，物价压力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物价腾高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物价稳定，基本面和政策面都有积极贡献。

从基本面看，我国作为全球主要生产国之一，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保持了平衡。供给方面，今年夏粮再获丰收、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并未受到全球粮价上涨冲击；煤炭和清洁能源等价格与国际市场联动性较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运转较为通畅。需求方面，消费、投资等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下沿，居民通胀预期平稳。

从政策面看，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超发货币，未给物价飙升提供土壤。疫情以来，发达经济体大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宏观政策，基准利率下调至0、大规模QE，以及直接向居民部门发钱等措施，既使需求反弹远快于供给，也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膨胀，物价飙升在所难免。相比而言，我国在疫情逐步受控后货币政策即回归正常化水平，M2增速始终维持在合理区间，金融环境更为稳健适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几个月，我国可能面临结构性通胀压力和输入性通胀压力交织的局面，多重冲击之下物价可能出现阶段性反弹，这需要高度关注，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首先，新一轮猪周期正在启动。2006年以来我国大体经历过四轮“猪周期”，每轮历时四年左右，前1.5-2年为价格上行期。今年4月份国内猪肉价格下行至阶段低点，距离上一轮周期的起点（2018年5月前后）已有四年左右时间。

4月下旬以来，猪肉价格趋于上行，尤其是6月下半月以来涨价加快、上行曲线斜率变陡。截至二季度末，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6.3%，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同比下降，养殖户已经出现压栏现象，这必然会影响后续猪肉供给，推动猪肉价格继续上行。猪肉在我国CPI中占比约为3%左右，对物价的上拉效应不容忽视。

其次，前期PPI上涨向CPI的传导可能加快。虽然PPI涨幅已经连续回落，但前期滞后传导效应仍在持续。今年1-7月份我国PPI生产资料单月涨幅由11.8%逐月收敛至5.0%，但生活资料涨幅则由0.8%扩大至1.7%，物价向中下游的传导压力已经显现。

这一过程中，消费需求反弹是主导力量。下半年疫情影响逐渐减退之后，消费必然会不断向正常水平回归，消费回暖预计将会带来CPI的继续上扬。

最后，输入型通胀压力仍然存在。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品的进口依赖度较高，能源进口成本攀升最终将体现为国内交通出行、相关产业链终端消费品等更广范围的价格上涨，进而可能影响CPI。

此外还要看到，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全球通胀中枢可能正在抬升。过去几十年来，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劳动力供给充裕等红利，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段舒适的“大缓和”时期，物价始终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过，随着逆全球化升温，跨国公司开始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此前的“即时性生产”（Just-in-time）模式正在向“保障性生产”（Just-in-case）模式过渡，生产成本或将系统性抬升。再加上老龄化上升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能源转型带来的成本上升，以及俄乌冲突、气候反常等超预期因素，全球物价中枢抬升趋势正在形成，其对国内的传导也将逐渐凸显。

因此，下半年我国CPI运行中枢将会高于上半年，存在阶段性物价压力，特别是受散发疫情、极端天气等影响，这就需要政策提前准备，妥善应对。因此，首先，货币政策仍应保持稳健取向，需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兼顾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平衡。同时，还要不断夯实国内粮食稳产增产、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继续做好猪肉、能源的保供稳价工作，避免供给冲击与下半年需求回暖形成共振。（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