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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一、 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供给、预期三大层面的压力
中央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讲到的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需求收缩,周期转身的客观存在,房地产周期衰退,尽管1-2月份地产数据改善明显,但房地产乘数效应仍比历史上大幅减弱。
这背后有三大原因:
1、加杠杆做乘数的工具现在已经没有了。从2016年中央开始进行大力金融去杠杆之后,过去为房地产的经济活动提供杠杆、创造债务的“影子银行”,包括信贷之外的各种隐性债务和杠杆工具,这些结构都已经被剿灭了。所以,即便去年11月份开始,关于房地产层面的限制和约束放松,但乘数效应依然创造不出来。
2、加杠杆做乘数的利益机制也在消失。金融领域是中国反腐的重点领域,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单位,所以,过去创造杠杆背后的利益机制正在被打破,没有激励和动机去加杠杆,去堆积债务。
3、家庭层面的“六个钱包”预期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未来方向的变革。这个变革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财税体系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税收主体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出现明显变迁。征税主体从企业层面会逐渐向资产和资本的层面转移。坊间议论的房地产税或遗产税、赠予税,包括未来可能涉及的资本利得税,都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中纳入完善的体系,这些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家庭部门的跨期经济决策,房子是跨期经济决策中最主体的部分。
供给冲击,比如我们在推进双碳过程中,体制成本的外溢、形式主义的外溢在去年的煤荒电荒、拉闸限电对经济造成滞胀困扰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三重压力比较起来,我认为最难处理的是预期减弱和信心冲击,这恐怕从工作层面是最困难的。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到出现了一些非线性因素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疫情的变化,去年11月份新冠变异到奥密克戎,我们发现西方防疫性政策出现了转弯,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主要附着于上呼吸道,但症状比其他毒株引发的肺炎症状轻,这就给西方终结新冠疫情带来天赐良机。所以西方全面放开了经济社会的管控,实现全民免疫。这把我们在过去两三年中建立的红利状态彻底颠覆了,在过去两年中,中国是率先走出新冠疫情的国家,我们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孤岛”,我们也在充分享受疫情带来的外部供给冲击所形成的出口激增红利。正是由于过去两年中国享受了巨大的供应链红利,才有机会推进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重大改革突破。但是到奥密克戎阶段,东西方疫情形势出现了逆转,中国抗疫成功带来的红利或将转为包袱。因为我们这边从科学和技术手段来讲还没有完全建立一个安全的抗疫屏障,所以,今天面对西方全面放开群体免疫的状态,恐怕这一影响还要进一步延续。
第二个方面是俄乌危机。由于乌克兰事件使得中国面临着失去战略回旋,战略缓冲空间被显著压缩。我们看到,美国明显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成为一个受益者,重拾政策转身的空间,这直接改变了G2过去形成的“共存共治”的均衡格局,这个天平开始倾斜。我们担心这样一种变化是否会演化成未来脱钩铁幕的拉开,中国的压力与日俱增,回旋和缓冲的战略空间被压缩以后,确实面临来自于政治、经济层面脱钩的挤压,这种压力的冲击直接对国内经济预期造成冲击,这个层面的压力非常大。
二、 应对冲击、稳定经济的四大建议
第一,抗疫政策改善,从今天来看对于稳定经济具有全局性的意义。稳定经济的核心是稳定就业,而对就业改善重要的是改变疫情冲击下经济流量急剧下降的局面。所以,接下来中国的抗疫政策如何从过去的行政抗疫、社会管控有效转化到科学抗疫,这对显著改善经济流量和稳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有效缓解在房地产下行周期压力释放的时间窗口下地方财政悬崖的压力。因为抗疫对社会的管制,正在耗费巨大的财政开支,这对于处于“财政悬崖”状态下的地方政府确实是不堪承受之重。最近出台的一些疫情诊疗方案的改变,恐怕是决策接下来稳定中国经济的重要抓手。
第二,要稳定中国能源基本盘,稳定煤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可再生能源的新增不计入能耗指标,原料用能不计入能耗指标,通过弹性化地处理双碳能耗,今年能耗指标的释放能增长8%以上。所以如何减少供给冲击恐怕是今年着手稳经济的重要一环。
第三,针对预期信心减弱的方向,在政策方面要进行比较大的策略性调整。尽管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变革的时间窗口,但阶段性策略调整恐怕是当前需要非常重视的方向。当前要以扶贫心态来呵护民营资本和私营资本的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个方向恐怕我们要下大力气来做。
第四,一定要重视外部条件,特别是全球格局。由于乌克兰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冲击,G2战略竞争格局的天平至少在这个时间窗口出现了明显的倾斜,我们一定要重视这样一个变化给中国所带来的潜在冲击和压力。所以,我们要有含章可贞的开放态度,智慧地化解由于外部条件恶化带来的种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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