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强起来的中国与新时代大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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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

  01 强大过程中的中国的突出特点
  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它是强国还是尚未成为强国？这是前些年国内专家学者激烈争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在崛起，既不是崛起以前的中国，也不是崛起以后的中国，而是强起来的中国，是身份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崛起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虚弱、受人欺辱和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崛起后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富裕、先进、强大、受人尊敬和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力的国家。那么，强大过程中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概括而言，它既不是崛起前的中国，也不是崛起后的中国，而是一个两者兼有之又两者都不完全是的中国。
  这样一个中国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是双重的和矛盾的；二是它强起来的速度很快；三是它的文化、制度和治理方式比较独特。这三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中国的外交行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
  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首先，强起来的中国的身份在多方面是双重的。第一，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被某些人鼓吹为发达国家。正如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主要体现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科技发展以及法治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但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非中国的基本国情，宣扬中国已是发达国家，并试图给中国贴上“经济超级大国”“新的发达经济体”等标签。
  第二，中国既是穷国，也是富国。从某些方面看，中国还是一个穷国。2020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披露，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但是，从某些方面看，中国也可被看作一个富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大台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第三，中国既是弱国，也是强国。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对外援助的大幅增加，等等。但是，在不少方面，中国还是个弱国。例如，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有了飞跃式发展，但离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还有不小距离，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的风险。
  第四，中国既是普通大国，也是超级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例如，截至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连年稳居世界第二位，越来越接近超级大国。但总体而言，中国在一些方面大而不强，特别是考虑到科技差距、人均收入和软实力水平等，则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普通大国。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在越来越多方面向着超级大国的方向演变。
  身份决定利益。强起来的中国在多方面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在多方面利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本身是发展中国家，又被有些人鼓吹为发达国家；从某些方面看是穷国，但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却是富国；奋进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上，但某些领域也很薄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普通大国，但国际上总有声音预测“将”成为超级大国。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不同利益常常是矛盾甚至是冲突的，强起来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体现出这个特点，例如，在气候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优先维护发展权，发达国家的利益是优先节能减排，两者是矛盾的。
  强大的速度。强起来的中国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强起来的速度很快。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约40倍，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978年的1.7%升至2020年的17%左右。2013年至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在经济实力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科技和国防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都曾预测，中国经济将在不久的未来超过美国。
  中国科技创新成就令世界瞩目。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2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的，2000年前后，没有多少人看好中国科技的发展，2010年前后，这种看法才开始改变，但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潜力有限，然而近年来，这种看法完全改变。中国不仅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而且成为21世纪基础技术领域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领域包括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并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有研究者认为，在其他领域，如果不出现重大变故，中国也会在未来十年超越美国。
  国家的独特性。强起来的中国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体量大，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的国家，现在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且远远超过世界第三的日本；二是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价值偏好，如对秩序和群体利益的重视；三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包括它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管理方式等，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三者相加使中国的独特性十分鲜明。
  02 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宏观地讲，上述三个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对外关系，并给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全新和严峻的挑战。
  首先，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大大增加了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一定程度的矛盾性。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使得中国界定和平衡自身国家利益的难度增加，如在气候问题上，在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对被鼓吹为发达国家的应对两者间很难达到平衡。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交政策，强起来的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从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复杂性。随着强起来的中国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影响，其他国家特别希望知道中国在世界上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中国也始终努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其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自己的定位和认知与很多国家不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定位与认知也与对其他国家不同。这种“二元性”，加剧了某些国家对中国强起来本就存在的担心和忧虑，而担心和忧虑的累积导致其对中国采取愈加警惕、防范甚至遏制的政策，此种政策又使得中国不得不加以反制。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他国出现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总之，强大过程中的中国身份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使得其对外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增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空前复杂化，使中国对外交往面临严峻的挑战。
  其次，中国强大的速度伴随并呈现中国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不足。中国强起来的速度之快使得我们没有足够时间为此作好充分准备，突出表现在我们对外部世界了解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很多专家学者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仍旧大都集中在主要发达国家，且大都停留在表面，一些专家学者甚至不懂研究对象国家的语言，更没有在那里学习、研究或工作过。
  究其原因，就是过去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那时中国的利益大都在境内，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太多兴趣全面、深入地了解国外，特别是那些跟中国经济利益交集不多的国家。后来科研经费较为充裕，但一段时间内，过去观念难以改变，导致国际问题还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结果，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跟不上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增长的速度。如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才发现自身对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不够了解，继而开始积极推动地区与国别研究。虽然如此，但了解外部世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三，一些国人心态调适不佳，跟不上中国强大的速度。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人还是以弱国心态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例如，某些人总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不够尊重，认为有必要对外国人反复强调中国如何强大。受到外部批评时，某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不能怂”和“怼回去”，而不是思考该批评有没有道理，如有道理自己应怎样改进。再如，国内不少人总是觉得在政府处理外交关系时不够强势，认为那些主张理性务实地处理对外关系的人都是“软骨头”，甚至是里通外国的“第五纵队”。在网络言论中，这种情况更甚，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第四，中国强大的速度对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经验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近代史上，中国的国力长期较弱。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比较熟悉从弱者的角度处理对外关系，而且经过长期努力，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但现在情况变了，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在一些领域已经堪称强大。在新的情况下，过去那一套以弱者的身份与他国打交道的做法似乎越来越难以有效维护中国的利益了。比如，在对外交往限制方面，过去一段时间限制很多是因为彼时中国较弱，未免受国外影响过多而产生不利后果。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对他国的影响在大幅增加。在新的形势下，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应该适应这些变化，放开限制，鼓励交流，通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主张。
  第五，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快速强起来的不适应和不接受。不适应和不接受主要是因为中国强起来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坚信的一些理念，即只有它们的制度和做法才是最合理的。它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强起来是中国人民靠解放思想、努力学习、不断改革、勤奋工作的结果，而更愿意相信西方政客和媒体编造的谎言。所以，它们不仅不能正视中国强起来的现实，反而寄希望于通过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限制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
  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强起来的不适应和不接受也使得它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格外关注，特别是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出现的矛盾，并且无限夸大和上纲上线。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相关权益的主张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前就开始了。因为过去中国国力较弱，所以彼时中国对南海岛礁和相关权益的主张，除了当事国以外，其他国家并不特别在意和重视。现在中国愈发强大，有了更强的能力来推行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尽管中国的主张一直未变，但是不仅当事国，连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应都格外强烈，美国的一些人甚至想象这是中国对外扩张的前奏，并据此认为如果不加以制止，中国将控制南海和更多地方，以致把美国排除在南海甚至亚洲之外。于是美国不仅自己以“航行自由”为名，派遣军用舰机在南海炫耀武力，还要求其盟国也照做。
  再比如，过去面对一些国家的挑战和污蔑，中国的做法常常是表示抗议或提出强烈抗议，并表示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都将由对方负责。但那时中国实力较弱，能做的事情不多，对其他国家而言，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事实上那些国家对中国的警告也不太重视。现在则不同，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随之加大。最近几年，中国对挪威、菲律宾、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立陶宛等国进行了制裁或准制裁，不仅使其承受了物质上的损失，而且使其倍感精神上的压力。此外，中国还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和新疆问题上针对境外一些发表不当言论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了制裁。这些举措在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强起来的焦虑和担心，有人甚至污蔑攻击中国，强词夺理、倒打一耙地说中国使用自身实力限制和压制外部世界的言论自由。
  随着一些国家对中国强起来的担心和忧虑的增加，中国与其保持正常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这种焦虑和担心正在推动着某些国家联合在一起，编造所谓“中国威胁”，炒作对华竞争，甚至挑起制裁和对抗。美欧、美日印澳等双边、多边机制关系加强，动作频出。这种情况将对中国安全构成很大挑战。
  03 中国的选择
  如何认识上述情况给我们造成的挑战并有效应对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至少下述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和认真对待。
  一是强起来的中国的外交目标应该是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开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之一。这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集中精力发展和改革的需要。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还需要坚持这个目标吗？结论是当然需要，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仍然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基本条件。而且，由于中国的强大使得中国对外关系更加复杂，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守这样一个目标。
  当然，由于中国的强大，对于中国而言，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内涵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如果过去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意味着接受和融入现存国际秩序，现在则更多地集中地体现在让世界对中国强大放心。可以说，对一个强起来的大国而言，没有什么比让别的国家接受自己的强大更重要的了。只有世界对中国的强大放心，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阻力和障碍才会减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更加顺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可能发挥更大和更加积极的作用。
  要做到让世界对中国强起来放心，如何让美国对中国强起来放心，如果无法让美国放心如何让其他国家对中国强起来放心，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外交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二是强起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策略。由于中国的体量大，中国强起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和普通国家不同，超级大国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而不能通过“搭便车”来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作为正在向着超级大国演变的国家，中国发现自己越来越需要通过“开车”，即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
  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极为高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承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历史上大国的衰落大都不是因被崛起大国打败造成的，而是被维护帝国秩序（现在称国际秩序）的高昂成本拖垮的。二战结束后，美国最终走出孤立主义，开始面对国家崛起的一个现实，即作为超级大国，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但是，无论是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还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或是确保公海航行自由，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个国家再强大，也无法独自承担。
  为了避免被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拖垮，二战后美国做了三件事，一是保持和加强二战期间形成的国际军事同盟体系，二是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一整套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三是与一些国家组建各种伙伴关系。通过这些举措，美国试图通过国际合作把其他国家的资源为己所用，让其他国家帮助其分担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从而避免或至少延缓自己被维护国际秩序拖垮的宿命。
  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70多年，世界经历了很多重大变革，包括美苏冷战、苏联解体、全球化、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科技革命，以及中国崛起。面对这些挑战，和其他一些西方强国相反，美国的总体国家实力虽有所起伏，但基本上保持了强势地位。这跟美国顺应自身实力和地位变化的要求，通过国际合作用好他国资源，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国际秩序并以此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美国的经历对中国未来如何处理国际事务也有一定启示。作为未来的超级大国，同样需要通过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在这样做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水平，为此，中国需要跟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需要通过推动国际合作以维护国际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让世界对中国强起来放心。
  三是强起来的中国需要调整与他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方式。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大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西方国家过去形成的交往方式也到了需要加以调整的时候。过去中国弱、西方强，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交往自然形成了一些不对等的做法，比如，外交官的活动范围、记者的采访权限、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程度，等等。彼时中国有必要如此，西方国家虽然不满意，但也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中国强大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越来越不能接受这些不对等的做法，而这种不对等的交往方式对中国而言也没有那么必要。为了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对中国强起来放心，使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需要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未来中国要想更加有效地开展外交，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就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四是中国需要改变现行对对外交流，特别是对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管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许多单位出现了对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过度管理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见外国人难”“见外国人负担重”等问题上。这种情况正在给强起来的中国开展对外交往构成日益严峻的挑战。首先，阻碍了中国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研究方法和治理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除了自身发奋图强的原因外，也因为鼓励对外交流并认真学习借鉴国外经验。过度管理不利于中国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
  其次，这会影响专家学者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的质量。如过度管理对外交往会导致中国的专家学者难以接触外部的信息，久而久之，对外部真实情况的了解就会越来越少，以致越来越脱离实际。这种情况不仅会严重影响其科研成果质量，而且会使其给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水分越来越多。这不利于我们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
  最后，不利于中国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能够见到外国人，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并有针对性地作解惑释疑工作。如果连外国人都见不到，对外国人不了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提高外交决策的质量，有必要大幅调整目前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管理办法：一是取消过度管理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措施。二是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采取区别化和精细化管理。针对少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且接触大量涉密信息的专家学者的对外交往活动，严格执行必要的审批制度。对其他学者的对外交往活动则应取消审批，实行报备制度。三是采取必要措施鼓励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包括政策上支持学者举办国际会议，为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提供便利，在特别需要时为其开展对外交流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等等。这样才有助于中国人的声音更便捷、更有效地向世界传播。
  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远远不止上述提到的这些，需要组织专家学者认真全面梳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与时俱进，有效应对挑战，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发展，在世界上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0月上（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