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创新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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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一、创新和演化的关系

创新是指利用知识获得有益效果的行为，强调的是改进现状的重要性。演化是指内部调整和外部干预引发的渐变，强调的是日积月累的重要性。创新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动力，创新的质量要由农业绿色发展的演化状况来评价。

（一）创新不是演化的必要条件

生态系统演化不需要人类干预，人类生存与发展却离不开生态系统，且对生态系统有各种要求，并非所有生态系统都能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场所。历史上人类文明的局部消失（例如玛雅文明）绝不是人类依赖的生态系统崩溃，而是生态系统不再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农业绿色发展旨在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场所，而不是为了拯救地球。

（二）创新要以顺应演化为前提

人类对生态系统演化的干预往往同创新相关，于是有了创新和演化的关系。创新的优劣要以它对生产系统和生态系统、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个人收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来评价。人们会把有利于生态系统演化的创新保留下来，把不利于生态系统演化的创新淘汰掉，创新是否顺应生态体系演化，可以用它延续的时间来衡量。

（三）创新对演化的贡献越来越大

人类具有的纠错自觉和追求极致的精神，会使创新顺应生态系统演化的属性越来越强，对生态系统演化的贡献越来越大。

1.技术创新提高了人类的自生能力。技术创新带来的生物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非生物资源对生物资源替代，都会减轻人类需求对生态系统的压力。面对化石能源大量使用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进而地表温度提高，绝非要退回到生物能源时代，而要靠继起的技术创新进入以光电、风电、水电为主的零碳能源时代。

2.组织创新提高了人类的共生能力。人类除了开展旨在增强自生能力的组织创新外，还会开展旨在增强共生能力的组织创新，包括借助磋商平台增强共同体博弈实力的组织创新和借助互补平台共同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组织创新。这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本质特征。同自生能力建设相比，共生能力建设仅仅初见端倪，潜力很大。培育共生能力是对自生能力的补充，而绝非对自生能力的替代。

3.制度创新提高了人类的和谐能力。现实中出现微观经营主体最优解与社会最优解不一致的偏差，主要是由微观经营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不对称造成的，即生产经营收益全部归己，造成的污染却由受影响者共同承担。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就是为微观经营主体制定行为规范，既把微观经营主体促进生态系统演化的作用发挥出来，又把妨碍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演化的负面影响消除掉，使微观经营主体最优解同社会最优解相一致，实现当事人与其他人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农业绿色发展的演化

我国曾长期处于农产品供不应求状态，农业生产一直以农产品总产量最大化为目标，对生态系统的要求关注不够。生态系统利用处于人类需求优先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我国迅即实施了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等生态工程。生态系统利用进入人类需求和生态需求兼顾阶段。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农业主动追求绿色发展，生态系统利用开始迈向生态需求优先阶段。

（一）生态系统保护的演化

自然保护的范围是随着人类对生态系统认识的升华逐渐扩大的。

1.尚未发现物种的保护。自然保护最初是为了防止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物种尚未被人类认识清楚之前就被人为毁掉。当时的自然保护是以最有可能发现新种的生物群落为主，以满足科学家发现新种的要求。

2.典型生态系统保护。虽然农田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农作物仍不能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灵活”地利用自然因素。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以成为技术人员优化农作物配置的参照系。此时自然保护拓展到典型生态系统，以满足技术人员优化配置农作物的要求。

3.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有物种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不可或缺性，都需要保护。此时自然保护拓展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上，以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要求。

4.自然资源开发向自然资源保护转型。农林牧渔业生产在很长时间里对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演化的需求考虑不足。现在开始强化对自然资源开发的限制，并把生物资源利用强度限定在生态系统正常演化的阈值内，消除或降低农业生产对耕地和周边生态系统演化的负面影响。

5.人工用材林向生态公益林转型。从20世纪末开始，人工营造的用材林逐渐被调整为生态公益林，主要功能由增加木质林产品供给转向增加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农业绿色发展的环境会随着生态系统保护范围的扩大变得越来越好。

（二）农业绿色发展自生能力的演化

1.生产技术的演化。辽宁省大洼区西安生态养殖场的案例研究表明，生态技术创新具有向企业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和结构高级化转变的特征。该养殖场最初的资源配置以各个生态位的充分利用为目标，初级产品种类很多。鉴于管理人员难以把握所有生产所需原料和产品的市场行情，员工难以精通所有产品的生产技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养殖场逐步朝着生产生猪、肉制品和以猪为原料的生物制品的方向发展，生态技术创新朝着专业化、高级化的方向演化。

2.农地配置的演化。为构建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循环通畅的田园生态系统，山东省齐河县采取在农地配置植物篱、生态廊道（或岛屿）等措施，把追求作物产量最大化目标调整为作物产量最大化与农田生态系统稳定化相协调目标。这种情形在现实中还很罕见，正是这样，农地配置的这种演化才显得弥足珍贵。

3.放牧权的演化。鉴于草地承包到户未能解决草地退化问题，四川省小金县进行了以牲畜放牧权界定替代草地放牧权界定的创新。放牧权界定由草地演化为牲畜的优点是：便于草地管理，因为草地上的牲畜数量管理要比草地质量管理简单；便于放牧权流转，因为牲畜放牧权流转要比草地放牧权流转简便；解决了围栏过密导致的草地生态系统破碎化。

（三）农业绿色发展共生能力的演化

微观经营主体采用各自提升自生能力和共同培育共生能力两条腿走路方式，会比只采取各自提升自生能力一条腿走路方式更稳健，所以只要有培育共生能力的机会，打造共生能力就会成为组织创新的一个方向。

1.地区关系的演化。草地不稳定的饲草供给量和牲畜稳定的饲草需求量的矛盾，是牧区牲畜处于“夏肥、秋壮、冬瘦、春乏”循环的根本原因。夏秋季以牧区饲草为主、冬春季以农区饲料为主，把牧区夏秋季饲草充裕和农区冬春季饲料充裕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矛盾。推广这种方式的关键是培育出既适应放养又适应舍饲的牲畜品种。地区关系的演化揭示了从地区内比较优势发挥拓展到地区间比较优势互补的重要性。

2.产业关系的演化。青海省共和县在荒漠草原上建起占地600多平方公里的光伏产业园区。为保障光伏发电效果，每个月都要清洗一次光伏板。清洗光伏板的水渗入地面后提高了地面土层的含水率，光伏板的遮挡减少了地表和牧草的蒸腾量，由此改善了牧草生长条件。为防止牧草枯死后引发火灾，产业园区采取了放牧措施，同产业园区有关联的牧户获得了光伏发电收入分红和每月约3000元的放羊收入。产业关系的演化揭示了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性。

3.品牌的演化。浙江省丽水市政府针对辖区内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均为中小企业，缺乏各自创品牌的条件，引导中小企业创建了一个覆盖全市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和使用区域公共品牌的一套规则。区域公共品牌的推出使丽水市农产品平均溢价30%。企业独享品牌演化为区域公共品牌的效果，揭示了培育共生能力的重要性。

（四）农业绿色发展和谐能力的演化

1.协调生态、生产和市场功能关系的创新。云南省元阳县的哈尼族人以集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于一体的梯田为基础，将市场功能镶嵌其中，形成集生产、民俗、餐饮、商业为一体，对游客吸引力高、竞争力强的文旅产品。

2.协调生产和生态关系的创新。为创建农业绿色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湖南省澧县县乡两级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APP，农户在土地上打开手机就可以获得这块地施肥方案的建议。二是推广绿肥种植，改良耕地土壤理化性状和提升地力。三是推广精量施肥和水肥一体化技术集成，实现化肥减量。澧县由此成为提高农业绿色发展协同性、整体性和效能性的典型案例。

3.协调乡村生活和环境关系的创新。浙江省安吉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全面推进，村落生活废水治理从无到有。二是适时升级，村落生活废水治理设施从有到优。三是专业人做专业事，治污设施由各村自我管理调整为专业公司管理。四是建立智能化监管平台，农村污水处理实现数字化管理。

4.协调生态效益受益者和贡献者关系的创新。一是按市场方式进行生态补偿的创新。横向生态补偿的出现源于纵向生态补偿资金的不足，但横向生态补偿是受益地区地方政府代表受益地区人民向贡献地区人民购买生态服务，具有市场交易的特性。从长远看，横向生态补偿对改进生态补偿制度的贡献会比纵向生态补偿更大，会比纵向生态补偿走得更远。二是按绩效方式进行生态补偿的创新。江西省鄱阳湖南矶湿地自然保护区组织专业观鸟团体清点核实湖泊内各类鸟巢的数量、候鸟种类和数量，然后根据湖面招引的候鸟种类、数量发放生态补偿金。改进了按湖面实际面积而不考虑保护贡献发放生态补偿资金的做法。三是按社会方式进行生态补偿的创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五星垦殖场自2012年出现白鹤，至2016年秋达到1000多只。白鹤取食莲藕影响了藕农收入，藕农决定从2017年起改种水稻。为保留越冬白鹤的觅食环境，众多爱鸟人士筹集资金近200万元，建成国内首个由志愿者众筹资金运作的保护小区。为拓展保护资金来源提供经验。

三、农业绿色发展主导力量的演化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处于政府主导阶段，市场主导仅初现端倪。政府主导能加快绿色发展转型，市场主导能够提高权利和责任的对称性和绿色发展的协调性。从长期看，农业绿色发展会逐渐进入市场主导阶段。

（一）主导力量的演化

1.中央政府把主导权转交给地方政府。横向生态补偿是中央政府推动的。2010年底，中央政府在新安江流域启动两省按跨界断面水质监测数据进行生态补偿的试点。第一轮（2012－2014年）补偿资金为每年5亿元，中央财政出资3亿元，浙江、安徽两省分别出资1亿元。第二轮（2015－2017年）中央财政出资9亿元，以4亿、3亿、2亿递减方式支付，浙江和安徽每年出资增加到2亿元。第三轮（2018－2020年）中央财政不再出资，浙江、安徽每年各出资2亿元外，还以设立绿色基金、融资贴息等方式加大流域综合治理和绿色产业投入。政府主导权的下沉会促进生态补偿依循市场方式演化。

2.地方政府把主导权转交给企业。鉴于中小企业分别治理污染存在治理方式落后（末端治理）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福建省石狮市政府推出了“政府主导治污，企业按排污量付费”的污染治理模式。为了协调好治污企业扩产与污染企业扩产的关系，石狮市政府把治污企业卖给园区内企业，企业按排污量购买相应股份。治污企业根据股东们发展规划扩大治污规模，股东们按企业新增排污量承担所需投资的份额，并获得相应股份，由此形成“企业主导治污、按排污量投资、持股和付费”的污染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主导权的转交可以改善生产企业与治污企业的协调性。

3.村民集体承担保护责任。自然保护小区是不足以设立自然保护区，又确有必要保护某些动植物的区域。它由村民共同商议成立、共同出资、共同管护和共同分享惠益。村民集体承担保护责任，改变了自然保护完全由政府负责的状态。

（二）尽责形式的演化

现实中已经出现家庭认养一棵“安康树”，孩子认养一棵“童心树”，恋人认养一棵“爱情树”，朋友认养一棵“友谊树”，老人认养一棵“长寿树”等做法。尽责形式由单一的植树节种树向认种认养、捐资捐物、志愿服务演化，可以增加国民参与生态建设的选择。

（三）监测的演化

以往的监测都是由隶属于政府的专业机构完成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监测方法、信息收集、传递的标准化，很多监测活动可以由经过培训的农民承担。监测活动由隶属于政府的专业机构承担演化为经培训的农民承担，主要不是为了降低监测成本，而是使生态系统服务由一个抽象的科学概念变成具体的生活常识，使特定的监测活动可以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展。

（四）碳币的演化

江西省抚州市搭建了碳普惠公共服务平台。市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注册成为会员，会员的步行、骑共享单车、乘坐公交车、参与垃圾分类等低碳生活行为可以获得数量不等的碳币。碳币的创新是为会员兑换指定商品和服务提供凭证。调查发现，有些会员从不兑换碳币，碳币实际上演化为反映百姓低碳生活状况的工具。（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