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生：2020年人民币汇率展望

国粮

钟正生（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张璐

  报告摘要

  展望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中枢将上升到6.9附近，波动区间在6.7-7.1之间。
  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逻辑一：中美冲突降级。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主要是跟随中美冲突的升级而来，与美元指数的关联减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后，人民币汇率逆转2019年8月之后急速贬值过程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将回到6.90一线。以目前选情来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对于特朗普成功连任是比较充分的，2020年中美博弈将在这个小幅“降级”的基本盘上展开。随着前期特朗普减税和美联储降息对经济的提振趋于衰减，2020年美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较大，这会促使特朗普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国内。
  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逻辑二：美元指数趋弱。2019年10月以来美元指数开启的走弱过程将贯穿2020年，成为带动人民币升值的另一关键力量。在全球贸易链修复的过程中，汇率贬值对欧洲经济的提振作用或将明显呈现，同为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经济也开始具备更强动能。这将削弱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的程度，对美元构成下拉。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提升。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汇率条款明显区别于“广场协议”，不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但可能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从过去一年逆周期因子的运行来看，央行开始允许中间价更充分地波动。2020年CFETS人民币汇率篮子中，美元指数权重被调低，欧元、卢布和澳元的权重被大幅调高。这不改变人民币指数的走势，但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幅度扩大。2019年在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波动率依然偏低，扩大汇率弹性符合长期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是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和提升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必要一步。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视角。2020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有能力保持稳定；金融项下的外资流动增强，外资增配人民币资产的趋势还会延续，从而有助于国际收支格局的稳定，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中有升。
  在人民币汇率“破7”的担忧蔓延四年之后，2019年8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举突破7水位，最高贬值到接近7.2。可喜的是，此前各界一直担心的人民币汇率超调和失控并未出现。展望2020年，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中枢将上升到6.9附近，波动区间在6.7-7.1之间。
  升值的主要支撑因素有二：一是，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双方都没有进一步实质性升级冲突的意愿。但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以及后续谈判的波折，可能会带来阶段性的回贬风险。二是，看弱美元指数。中美贸易冲突缓和，全球供应链有一定修复条件，这将削弱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程度。此外，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汇率条款大概率与美墨加协议中的汇率条款相似，以强调汇率定价的透明度为目的，而与“广场协议”的框架有根本不同，但这可能会带来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提升。而2020年经常项目顺差的延续，以及资本和金融项下持续的外资流入，将为人民币汇率提供赖以稳定的基本面条件。
  一、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Ⅰ：中美冲突降级
  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主要是跟随中美冲突的升级而来，其与美元指数的关联减弱。2019年8月，美方决定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直接触发了人民币汇率“破7”。按照目前披露的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内容，美方决定将3000亿美元关税限制在目前已征的1200亿以内，且对这部分关税从15%减半到7.5%，同时继续通过关税排除程序豁免部分已加税商品。因此，人民币汇率逆转2019年8月之后急速贬值过程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在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有很大可能性“收复失地”回到6.90一线（图表1）。

  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此背景下，双方都没有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意愿。对中国来说，完成两个收入翻番目标的意愿已经明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如我们在《乌云背后的幸福线——2020年中国经济展望》中分析的，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拖累就在于中美贸易冲突。因此，若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于国内政策保持“高质量增长”的定力至关重要。
  对特朗普来说，经济稳定是连任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关于增加农产品进口的内容，有助于稳定此前受损的美国农业州选民。据CNBC报道，特朗普采取的单边政策导致美国729个农场破产，但2019年7月，美国农民对他的支持率却比2016年竞选总统时还高出4%，达到79%，而8月下降到71%。特朗普的农业州票仓虽然坚挺，但持续的经济损失显然值得关注。另一方面，第一阶段协议避免关税进一步升级，也足以巩固蓝领工人地区的选民。《华尔街日报》曾利用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数据，对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77个依赖制造业地区的经济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特朗普当选后，这些地区的就业增长从2015-2016年的1%，明显下降到2017年的0.5%（全国平均水平为1.5%）和2018年的0.6%（全国平均水平为1.3%）。但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停滞，就业增长放缓在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影响到特朗普在这些地区的支持率，据华尔街日报/NBC新闻调查，2019年对特朗普工作表现满意的比率达到49%，高于2017年的44%。然而，随着通用汽车关闭美国工厂等事件冒出，这些地区选民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需要一定程度的降级缓和。
  以目前选情来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对于特朗普成功连任是比较充分的，2020年中美博弈将在这个小幅“降级”的基本盘上展开。第二阶段谈判启动后，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呈现出较高景气度，博弈局势可能再度拉紧，从而对人民币汇率带来冲击。但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言，“这是经济，笨蛋！”（It is the economy，stupid！）。随着前期特朗普减税和美联储降息对经济的提振趋于衰减，今年美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较大，这会促使特朗普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国内。
  二、人民币汇率中枢抬升Ⅱ：美元指数转弱
  在中美贸易冲突整体缓和的情况下，2020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或将回归。我们认为，2019年10月以来美元指数开启的走弱过程将贯穿2020年，成为支撑人民币升值的另一关键力量。
  从美元指数的构成货币来看，2019年10月以来美元指数显著走弱，主要在于欧元和英镑从此前的拉动转为明显拖累（图表2、图表3）。先看英镑。英镑显著反弹，是英国脱欧风险下降的结果。2019年12月13日，约翰逊以大比例胜选，意味着英国将在1月31日脱欧并进入过渡期。根据英格兰银行此前的测算，英国在与欧盟保持经济伙伴关系的情景下，如果最终与欧洲形成密切经济伙伴关系（Close），将使得英镑兑美元升值到1.35；如果形成欠密切经济伙伴关系（Less Close），对应英镑将升值到1.31。目前英镑已经达到1.3的水平，进一步升值拖累美元指数的空间已经很小。

  再看欧元。2019年欧元连续第二年震荡下跌，主要在于中美贸易冲突损伤了全球贸易链，对出口依赖度较高的欧洲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2019年10月中美局势逐渐缓和之后，全球供应链有一定修复条件，这带动欧洲（尤其德国）的出口订单开始呈现企稳迹象（图表4）。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欧元汇率对欧元区制造业PMI有一年左右的领先性，2018年欧元大幅走贬理应带来2019年欧洲经济景气回升，但在贸易链受损的情况下，欧洲经济继续下挫（图表5）。目前，欧元已经贬值到2014-2015年的历史低位附近。随着全球贸易链的边际修复，我们认为欧元贬值对欧洲经济的提振作用将明显呈现，同为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经济也将开始具备更强动能（2019年9月以来，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持续回升，到2019年底已达到全年高点）。这将削弱美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的程度，对美元指数构成下拉。
  节奏上，202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走弱+货币宽松加码”，美元指数走弱趋势或将更加明显。主要在于随着特朗普减税和美联储降息效应的衰减，美国经济走弱压力可能加大，而在总统大选之前，失去众议院的特朗普几乎不可能推动新一轮财政刺激，只能依赖于进一步放松货币。欧央行2019年9月就已采取了扩大负利率和重启QE两项政策。目前，欧央行内部针对负利率的批评声音较大，QE资产购买也已接近上限（根据我们估算，若不放宽资产购买上限，只能继续购买9-12个月）。欧央行行长拉加德2019年12月公开表示，财政政策是下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存在财政空间的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2020年欧洲的宏观政策或将向财政政策偏移（尽管空间并不会太大，因为欧元区内最有财政刺激空间的就是德国；而受《新债务限额》法案的限制，德国联邦政府只可以增加占GDP 0.35%的债务）。因此，除了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欧美货币政策基调上的变化也可能给美元指数带来拖累。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提升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文本包含“汇率和透明度”一章，这导致市场担心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重蹈“广场协议”后日元的覆辙。我们认为，从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以来双方高层释放的信息来看，中美汇率协议的大框架或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汇率部分相似。美国此轮与各国的经贸谈判可能更加注重汇率规则的“公平”，而不是以促成美元大幅贬值为目的。2019年3月初，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承诺未来“不参与竞争性贬值”，在汇率市场操作方面达到一定的“透明度”，并确保这两点是“可执行的”。
  这些内容在2018年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汇率部分中都能找到范本。美墨加协定在透明度和可执行方面做了以下规定，可能在中美协定中有所借鉴：1）双方的外汇干预行为需立即告知对方，并在必要时进行讨论；2）在每月结束后的7天之内，公布当月在即期、远期市场上的外汇干预；3）成立专门委员会，监控汇率条款实施，定期会晤讨论。
  而在“广场协议”中，各国都根据自身情况做出了经济政策调整承诺，主要集中于几下几项内容：1）实现无通胀基础上的均衡增长；2）削减公共开支，降低政府需求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以内需和民间投资为主；3）促进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汇率弹性化，要求各国汇率应充分反映各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4）推动市场开放、贸易开放，抵制保护主义；5）G2（日本、德国）应密切监视日元汇率，实施灵活管理的货币政策，实现日元自由化，使日元汇率能够充分反映日本经济的潜在力量；而美国应致力于全面推行财政赤字缩减计划，力争在1986财政年度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1%。当时的背景是，日本经济增长强劲，在整个1980年代增长速度都系统性地高于美国（图表6），但1985年之前日元汇率并未升值、而是略有贬值（图表7）。也就是说，广场协议时的日元存在系统性的升值压力，因而在广场协议的快速调整要求下，日元汇率出现了过快和过大幅度的升值。
  综上，广场协议就是以五国政府联合干预，促使美元大幅贬值为目标的。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首次向日本提出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一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在三大改革要求之中明确了“修正低位日元”的方针。在广场协议谈判过程中，时任财政部长贝克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和日本达成原则上的一致，然后到欧洲，告诉欧洲各国，日本已经答应了我们；当欧洲各国也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再回到日本，用欧洲的合作敲打日本，要求日本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可见，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汇率条款，将可能因透明度的要求，而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提升。不过，从过去一年央行逆周期因子的实施情况来看，除了在中美冲突激烈升级的5-6月、8-10月，由于市场贬值预期过于集中，央行加强了逆周期因子的调控之外，逆周期因子已经不是常态化地发挥作用，而是允许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更充分地波动（图表8）。

  此外，2019年12月3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了新的CFETS人民币汇率篮子货币的权重。最显著的变化是，调低了美元的权重（考虑盯住美元的港元、迪拉姆、里亚尔后，美元的权重由30.54%下降到28.89%），而根据2018年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计算，大幅调高了欧元、卢布和澳元的权重（图表9）。权重调整后，经回溯，不改变人民币指数的走势（图表10）。但人民币减少盯住美元的成分，势必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幅度扩大。我们认为，这也表明了央行的一贯思路。2019年在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的波动率依然偏小（图表11）。在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健、市场预期可控的情况下，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也是推动金融市场开放的必要一步。特别是，正如易纲行长在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改时所指出的，“有弹性的、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反过来会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调控的空间”。
  四、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视角
  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在于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但对这一点市场上存在担忧。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具有鲜明的“衰退性贸易顺差”的特征，即进口比出口下滑更快。这一特征能否延续到2020年，会影响到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事实上，2019年初，关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收窄、甚至长期转负就引起过讨论。
  我们认为，2020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有能力保持稳定。
  首先，中国经常项目的主要逆差来自“服务贸易”（图表12），服务贸易中81.4%是旅行项目（图表13）。2019年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对于出国旅游有一定抑制作用。预计2020年人民币汇率升幅有限，加之中国经济仍然整体减速，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的空间应不大（图表14）。
  其次，货物贸易顺差并不会大幅减弱。中美互加关税一年来的经历愈发表明，中国出口具有韧性，中国对美国和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表现呈现出巨大反差（图表15）。这可归结为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抵消了部分关税的影响。2018年中贸易冲突激化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贬值7.8%，在主要国家中已是较大幅度（图表16）。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之前，美国对中国关税的加权平均上升幅度约为14.6%，汇率贬值大约抵御了接近一半的影响。
  二是，借由东南亚和欧洲等地的转口贸易，以及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开拓。2019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仍然高居接近10%的水平（图表17）。美国虽然减少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整体贸易逆差不降反增（图表18）。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有从美国向欧盟、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国家迁移的迹象（图表19）。
  三是，中国产业自身仍有足够的竞争力，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体量和效率还难以取代。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达到30.4%，中国制造业出口在全球的份额达到11.9%，而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的体量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图表20）。
  2020年中美关税税率转为小幅下降，全球经济呈现弱复苏格局，中国出口韧性预计能够延续。
  再次，考虑到中国政策定力的延续，在财政和地产方面并不会有大的刺激政策推出。2020年GDP增速保持在6%，即可完成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因此，中国经济并不会明显强于2019年，从而进口增速抬升的空间不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关于增加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内容，以2018-2019年中国大豆进口的经验来看（从巴西进口量显著上升，但大豆进口总量基本稳定，图表21），应主要体现为进口国之间的腾挪。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与其它进口国的贸易关系更需谨慎处理。
  2020年外资流入中国的趋势预计还会延续，同样有助于国际收支格局的稳定。
  2014-2016年，由于人民币贬值预期突增，导致中国国际收支中的金融项目经历了剧烈调整，尤其是“其它投资”项下大量偿还美元外债、及“直接投资”项下外资进入显著放缓（图表22）。经过这轮快速调整后，美元外债偿见底恢复，政策加强对资金“走出去”的监管（图表23），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项目回归到比较平稳的状态。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推进，证券投资项目对于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平稳上升。
  一方面，目前海外负利率资产规模依然处于超过11万亿美元的高位，在全球债券总市值中的占比超过20%（2019年8月的峰值达到16.8万亿，占比30%），而中国还葆有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且经济保持相对较高增速，如此，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在全球“越看越正”。
  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博弈可能走向“持久战”和“消耗战”，中美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将趋于减弱。到2018年，中国GDP已占全球的15.86%，仅次于占比23.89%的美国；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占比已经超过美国，达到18.58%。反观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比重，2019年在MSCI的全球市场指数里，中国的份额只有3.78%（包含中概港股、A股、B股）；在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里，中国占比也只有34.28%。全球资产配置机构更加有必要增配此前被严重低配的人民币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