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中的县城：战略定位、结构张力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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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李珊珊（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县域面积广、承载人口多、经济份量重，事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作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平台，县城是连城带乡的天然载体，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要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发展的衔接配合。2022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可见在国家战略层面对于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以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只有全面提升县城双轮驱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中的战略功能，才能推动县域工业化、城镇化，从而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县城在城乡融合中的战略定位

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县城不仅代表着乡村与城市的对接，而且也辐射带动着乡村，既是连接城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也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连接点，具有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双重效能，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县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动力

在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村庄为腹地的县域，县城是立体交通枢纽，是县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具有引领、辐射、集散、支配、制衡等主导性作用，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直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动力。首先，县城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龙头。农业现代化所依赖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农业科技支撑、农产品高效流通等，需要以县城为载体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架起科技信息等现代要素向乡村产业流动的桥梁，畅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通道，唯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农民增收与地方财政增收的有效机制。其次，县城是乡村建设的力量支撑。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需要依赖县城的人才优势，在乡村规划、建设、服务等各领域提供人才智力支撑，需要发挥县城作为交通、能源、网络等的核心节点作用，为乡村建设提供优质产品、技术、服务网络，形成对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撑。县城是县域最大的城，没有工商业繁荣的县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2.县城是县域城镇化的战略载体

城镇化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城镇的功能辐射与延伸，推进县域城镇化，无疑需要发挥县城的龙头作用，推进城乡经济的聚集和扩散，形成对产城融合的带动效应，加快农业人口城镇化的进程。首先，县城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拓展空间。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县域一直是城镇化的短板，县城人口比重增速长期低于全国城镇化率的增速。随着大中城市对城镇化拉动功能的衰减，数量庞大的县城日益成为城镇化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次，县城为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提供重要“调节器”。在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进程中，部分中心城市“一城独大”，导致周边县域人口和产业被虹吸，区域空间结构与资源配置失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突出。因此，需要发挥县城的节点支撑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错位协调发展，推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均衡发展。再次，县城为增进民生福祉提供有力支撑。县城是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为更多的人提供更高品质生活空间的重任，在改善县域民生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3.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平台

县城亦城亦乡，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征，既是大城市向下渗透的桥头堡，又是城与乡、工与农直接连接的纽带，无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平台。首先，县城是城乡产业对接融合的衔接平台。县城是县域的工业集聚地、消费集中地、商品集散地，是把工业产业链的上游与农业产业链的下游串联起来的关键界面。推进城乡产业融合需要以县城作为城乡产业协同生产、协同服务的产业集聚平台、资源交易平台、产品流通平台，促进城乡经济互动融合。其次，县城是促进城乡要素良性互动的交流平台。县城是城乡要素交流的枢纽，向上承接大中城市要素向乡村的溢出，向下承担引导乡村要素向城市集聚的责任。破除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之间要素单向流动的问题，需要以县城为平台，搭建城乡要素流动的载体和桥梁，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再次，县城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服务平台。县城是县域公共服务能力最强的区域，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是要强化县城为乡村服务的能力，让城市的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方面优质资源向乡镇、村庄辐射延伸。

4.县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县域具有辽阔的区域空间和生态优势，是最大的潜在内需市场，是最具活力的战略发展空间，建设统一大市场与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具有支配效应的县城作为县域聚散中心与增长核，形成以县城为战略基点、国内城乡功能互补的网状系统，才能真正形成协调互动的新发展格局。首先，县城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潜在市场。现阶段县城投资消费与城市的差距大，相关研究表明，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仅分别为地级与省会城市的二分之一与三分之一左右。推进县城建设发展，有利于开辟新的巨大投资消费空间，可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其次，县城是带动县域投资消费的龙头。县域是投资与消费的基础性市场，尤其是广阔的乡村具有巨大的潜力。而激活县域投资消费市场，则需要发挥县城的龙头作用，推动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向乡村延伸、产业与乡村联接、新的消费方式向乡村辐射，促进县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与升级。再次，县城是促进供需对接的纽带。县城是县域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集聚地，也是县域的消费集中地。以县城为中心，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能够缩短消费者与市场的距离，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助力国内城乡经济大循环。

5.县城是区域发展布局优化的战略支撑

优化区域布局以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具有引领能力的县城作为区域网络的连接点与战略支撑，发挥对资源要素流动与交换的组织协调作用，引领要素交流和产业互动，推动资源要素进行优势互补、联动发展。首先，县城向上承接大中城市疏解产业与产业链的协同延伸，优化区域分工。依托与大中城市产业的协作及与本地特色产业的协同，县城既可以在区域格局中“扮演”好自己独特的角色，在空间上融入都市圈、优化区域分工，也可以在县域内形成增长极，提高产业竞争力、区域辐射力。其次，县城向下带动县域产业一体化发展，可以优化产业布局。县城具有在县域层面整合资源和集聚要素的功能，可以通过建设有特色、有规模的产业集群，发展商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措施，引领构建“县—镇—村”分工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从而形成从大中城市，到县城再到乡村的共同完整的“发展生态体系”，促进区域内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县城在城乡融合中的结构张力

尽管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县域城镇化取得长足进展，基本上实现了规模扩张、功能提质。但从重塑城乡关系出发，县城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重构县域“城—镇—村”空间功能上，其综合承载能力与承担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使命就明显不匹配。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空间维度中审视，城乡空间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要素结构失衡、治理结构失衡等多重结构性张力制约了县城战略功能的有效发挥。

1.空间结构张力

县城作为县域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县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起要素流动及空间结构的重组，进而引致了县域城乡空间结构变迁及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由于重城轻乡的二元结构长期未能破除，县域城乡空间开发机会不均等使得县城具有突出的空间优势，各类要素向县城流动和聚集，县城空间不断扩展，而乡村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生态基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而且持续受到县城空间的侵占和挤压，形成县域城乡不平等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导致优势资源和发展机会存在明显的城乡空间二元分布，空间结构张力日益凸显。

城乡空间结构张力首先表现在县乡经济布局与人口、资源的功能体系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协调。过度的“异地城镇化”导致“乡村衰败”的农村空心化困境，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县城空间扩展的结构性矛盾，消费地与资源地空间错位。其次表现在县城与农业、生态的空间结构性矛盾突出。随着城镇化建设的用地需求不断扩张，县域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空间受到不断挤压，耕地保护与城镇化面临艰难抉择，县域“城—镇—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再次普遍存在国土开发与人口承载能力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县城建设用地的城镇化远远高于县域人口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低成本征地方式难以为继，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模式制约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与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率。

2.要素结构张力

提高市场的竞争性，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县域还存在城乡二元的诸多限制，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受阻、供需匹配失衡。要素主要呈现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趋势，这虽然增强了城市的集聚效应，但乡村要素的不断外流使得乡村进一步陷入空心化困境，加剧了县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这是阻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结构性难题，土地、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出现结构性短缺，已严重影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

形成要素结构张力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失衡，且要素配置的政策支持不聚焦。在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中，县级政府未能按照各自特色的主导产业进行分类定位而予以差异化政策的聚焦与精准支持，资源要素的配置存在一刀切、“撒胡椒面”现象。表现在资源要素配置错位，不少县城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发展，并冠以工业园区、开发区、经济新城等不同概念，声势浩大，但事实上“多业并举、遍地开花”的开发模式缺乏聚焦，导致资源要素配置失衡或浪费。财政投入分散、碎片化，条块分割现象普遍，关联领域的资金投入协同性不强，重复、分散等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在财政政策工具创新不足的情况下却采用财政直投、直补等方式支持县城建设发展。政策性基金、金融保险等市场化机制较少，未能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同时，县城作为县域市场体系中的核心，市场体系建设滞后成为要素市场竞争力不强的突出短板。在供应链建设上，物流设施网络不健全，信息化、标准化程度不高，自动化装备应用程度较低，多式联运配套衔接不畅，以县城为中心的物流体系覆盖面不广，县域商贸物流、农资物流、电商物流、农产品消费等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普遍存在。

3.产业结构张力

县城往往缺乏差异化的特色发展战略和整体布局，存在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不协调、区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等结构张力，导致县城战略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一是农业与工业发展城乡分离，城乡产业协作低效，集约发展水平不高，城乡产业发展缺乏有机衔接，大多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附加值低。加之承接转移产业层次不高，行业准入“门槛”相对低下，不少地方以各类开发园区为平台，以产业承接转移的名义，引进一些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加工产业，照搬其他地区的产业，或产业同质化问题明显。

二是产城融合水平偏低，这也是县城产业结构张力的另一个典型表现。多数县城产城融合程度偏低，城镇化畸形发展，“土地的城镇化”高于“人的城镇化”，具体表现为“有城无产”和“有产无城”。一方面是片面追求城镇化建设而忽视产业发展的“有城无产”。为获得土地财政的回报，片面追求城镇化的面积扩张，不注重产业的导入与支撑、也容易忽视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有的热衷于“造城运动”，造新城、建新区，但缺乏支柱产业，产业集聚规模偏小，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难以吸引人的集聚。有的追求城镇化规模快速扩张，不注重原有支柱产业的提升，而是引进一些短期见效快的单一产业项目甚至是落后产业，导致一段时期后面临产业衰退、产业断层困境；另一方面是过于追求工业化而忽视市民化的“有产无城”。由于对县城建工业园、盖大楼、修马路的投入力度很大，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严重滞后，无法为吸引而来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市民均等化的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工人流动性过强，城镇化动力弱化。

4.治理结构张力

县城作为县域治理的核心，突出存在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协调的治理结构张力，乡镇政权经由各种治理任务实现了对村落的行政延伸和权力嵌入，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其中公共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结构性矛盾，影响到县城的基本公共服务竞争能力，导致资源要素外流，外地人才、资金缺乏进入意愿。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这样一个制度性渠道，群众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充分提供，而提供的却不是群众最需要的。

一是县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竞争力普遍较低。近年来，不少县城面积持续扩大，人口和就读学生数量翻番，但是财政对城区的教育投入、教育资源配置并没有同步跟进，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与分布不均的问题十分突出，这对人才培养、人才引留、招商引资等均带来了负面效应。二是县城发展规划在实施、评估和监督机制方面的薄弱成为制约县城战略功能有效发挥的又一个亟待破解的难点。由于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没有将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作为重要内容，因此若不同届期的领导干部有不同发展思路时，对前任制定的规划、思路随意修改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发展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急于出“政绩”的短期行为，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使本不宽裕的县级财政雪上加霜，从而影响了县城的持续、稳健发展。三是县城建设的标准化水平严重滞后，资源与环境矛盾突出。长期以来追求数量、规模与速度的发展导向，使县城建设的质量标准大多不高，存在品质低、使用年限短、安全隐患大等现实问题，不少建设项目要么闲置，要么推倒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三、城乡融合中的县城战略功能提升路径

为适应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升县城的战略功能至关重要，其根本目标就是突出县城处于“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工业—农业”“城市—乡村”之间的独特地位，有效发挥在推进城乡融合中的双向驱动、双向赋能作用，重构“城—镇—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体系，形成“城—镇—村”三位一体、功能衔接互补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进而推动乡村群与城镇群的有机衔接，在整体层面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

1.推进“城—镇—村”空间融合，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要以强县城为引领形成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从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等方面，发挥县城“连城带乡”的重要作用，在县域内率先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规划格局，重构“城—镇—村”的县域城乡功能体系，优化城镇、村落、生态、农田的空间布局及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对接，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乡镇为枢纽、村庄为支撑”的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格局，推进乡村群与城镇群的有机衔接。

一是支持有条件的县城整合资源建设区域性产业集聚区，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及区域产业链合作，发展现代新型物流业态和跨区域的商品市场，引领形成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新格局。二是支持有条件的县城建设股权交易中心、特色资源交易平台、金融产权交易平台、资产证券化平台等多层次、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加强对区域资源要素的组织协调，提升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三是支持有条件的县城与周边功能互补的小城镇、县城建设新型城镇群（带），推进城镇间软硬件设施的联通对接、产业集聚发展，增强服务功能、集散功能、创新功能，促进县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2.推进“城—镇—村”要素融合，发挥县城连接城乡的跨界配置作用

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以县域城乡标准统一与制度并轨的改革为突破，加快打通城乡劳动力、土地、资本、数字、技术等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一是立足于先进技术的关键变量，推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变革，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重要载体，加快县域城乡新动能的成长，实现乡村产业数字化、治理数据化、服务信息化以及生活智慧化，重构县域城乡功能体系的“城—镇—村”要素结构，重塑县域城乡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二是增强县城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县城两端分别连接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的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作用，畅通要素和消费品下乡渠道，实现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进大中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县城流动与集聚，推动农民身份转化与职业转化相协调、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与农村土地非农化相协调，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乡镇为枢纽、村庄为支撑”的县域城乡要素融合发展格局，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3.推进“城—镇—村”产业融合，加快城乡多业态融合发展

以县城为核心，引领壮大县域经济、重构县域城乡功能体系的“城—镇—村”产业结构，如以差异化分工提升县城城乡特色产业竞争力，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提高县城城乡产城融合水平，突出流通环节为县城市场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等，是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是以差异化分工提升县城特色产业竞争力。中国各县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不尽相同，只有立足当地比较优势，根据工业主导型、文旅主导型、农产品加工主导型等分类定位进行优化布局，才能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因此，需要结合新一轮特色县域经济强县工程，把县城作为突破口与重要载体，鼓励和支持各县找准县城特点，错位化布局、精准化定位产业特色，集中资源聚焦发展。坚持分类指导，乡村产业发展要注重以城乡融合为依托，支持农产品主产县的县城布局发展“一县一特”的下游产业与配套、延伸产业，使一批“一县一特”成为带动全县、影响全国的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产业；支持生态功能区县城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以县城为集散中心促进农文商旅融合发展；引导优势特色产业基础好的县城进一步强链、延链、补链，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形成各具县城特色的差异化分工布局。

二是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提高县城产城融合水平。需要把对县域经济的支持重点放在培育提升县城的特色主导产业发展上，实现县城特色发展与产业特色发展相结合。推动县城特色主导产业的产城联动，引导县城以城聚产、以产兴城。支持每个县城聚焦特色主导产业，推动企业向园区聚集，支持县城依托特色主导产业，将产业相关元素融入县城规划、建设之中，推动“产”与“城”在空间规划、功能定位上的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产业名城。

三是将流通环节作为县城市场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顺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加大对县城流通网络建设的引导与支持。积极发展以县城为中心的商品交易市场，支持县城立足区位条件与产业特色，构建“市场+平台+服务”的模式，推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支持各县加快补上农产品产地冷库建设的短板，整合供销、商贸、交通、快递公司等各类资源，探索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模式，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推动县城搭建城乡消费联动的互联网平台，鼓励县级政府整合资源，在县城建设集人才培养、电商孵化、电商平台打造、电商运营服务等于一体的县域特色电商平台与展示交易公用空间。

4.推进“城—镇—村”治理融合，实现公共服务县乡一体化

县城是县域城乡治理的核心，处于“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的联结点。其聚焦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重点领域，是全面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阵地。重构县域城乡功能体系的“城—镇—村”治理结构，主要是实现县域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推动县域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相协调。

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在县城不断由交流、冲突、互动到城乡文化相通、乡情趋同、人际认同的共生共存共融，构建新型社会关系与县乡社会共同体。

二是推进教育、医疗和人口等公共政策优先向县城倾斜。基本公共服务薄弱是将农村人口推离的重要原因，县城公共服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人口承载力与吸引力，需要推动教育、医疗和人口等公共政策优先向县城倾斜，将大企业、高校、大医院有计划的向周边县城转移。加大县城教育支持力度，支持改善县城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县域内学校联合体建设，探索县城优质学校与乡村学校实行集团化、一体化办学模式，提升县城对乡村教育的带动力。强化县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县级医院提标改造，使县域人口达到50万人以上的县级医院建设达到三级医院设施条件和服务能力。加强县级疾控中心建设，依据相关标准配齐疾病监测预警、实验室检测、现场处置等设备，推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大城市三级公立医院与县域“医共体”组建“医联体”，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与水平。支持县城发展养老托育服务，建好管好公办养老机构，引入社会力量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探索社会托育服务、社区托育服务、用人单位托育服务等模式。

三是建立县城发展规划的红线管理制度。为防止出现“换一任领导换一套思路”和“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行为，需要建立健全发展规划的红线管理制度。强化县城发展规划的严肃性，省、市、县三级政府均成立城市规划委员会，县级规划委员会负责对县城规划重大事项进行论证、审议，地市级、省级规划委员会均应对县城的规划编制进行审查指导，对县城规划事项采取票决制形式进行审议审查，避免出现规划决策的“一言堂”和“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

四是充分赋权、激活基层探索与群众首创的活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要破解现有的职能错位现象，需从管理体制上为县城发展“松绑”，通过深化扩权强县改革，扩大县城发展自主权，激活基层探索与群众首创的活力。向县市充分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进一步理顺省、市、县的权责关系，按照“市县同权”的要求和“能放尽放”的原则，妥善处理省级、地市级政府对县域发展的管理限度，形成一揽子下放计划，统筹下放县市可以承接的行政审批、资源配置、市场监管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结合“放管服”改革，建立市县权力清单，将下放的权限纳入政务服务平台管理，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五是以标准化制度建设引领县城发展质量变革与市场需求变革。县城迫切需要通过标准化的制度建设来支撑产业质量提升、激活市场需求、规范社会治理、促进要素流动，从而形成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引领。实施县城标准化发展工程，鼓励县市聚焦县城优势产业、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发挥行业协会引导作用、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和群众主体作用，依据国家标准体系要求，加强地方各领域标准的研制，形成广覆盖的县城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加快推动县城组织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对标达标行动，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与激励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贴标亮标，用标准化手段提升产品质量、培育品牌。推动县城将标准化融入到城市建设、服务、治理的各个方面，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职责，保持政策设计和执行的动态性，建立标准化工作的考核机制、督查机制、奖励机制、社会公众监督机制，充分运用宣传教育、示范引导、评比创建、志愿服务等形式，组织发动群众参与标准化，形成合力，使县城各项工作全面进入到标准化轨道上，引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在小农户占乡村主体的人口大国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需要正视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基本矛盾，并充分认识到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多重结构张力这一基本现实。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为切入口，发挥县城作为新型城镇化重要载体作用，优化各类城镇形态的规模结构和功能布局，在乡村振兴的目标下重构县域“城—镇—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体系，形成“城—镇—村”三位一体、功能衔接互补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以增强县域城乡发展动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发展质量，无疑是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江淮论坛》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