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乡村振兴需要人、业、地、村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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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们讨论中国乡村振兴的问题，一定要在一个整体面上讨论中国乡村的未来。乡村是一个系统，人、业、地、村四者之间形成的有机系统是我们乡村的魂。单要素改变乡村就会导致乡村系统的失衡，必然带来整个乡村的衰败。重构中国的乡村系统，就是要认清中国城乡融合的形态和推进城乡融合的路径，重构城乡转型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城市更好，乡村同样更好。
破解乡村问题的核心就是破解乡村的“业”。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把30%搞农业的人降到5%，最后降到2%左右的人来搞2%的农业，这样农业才能强。日本的农业经验是农业工业化，将农业要素重组。比如贵州遵义湄潭原来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农业形态和其他地方不同，人、地、业、村的系统已经发生了重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农业融合。湄潭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推进农业工业化的道路。


如何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最重要的秘诀是提高单位土地回报。哪个地方找到了提高单位土地报酬的办法，哪个地方的农业就有希望。山东潍坊的寿光建有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设施农业和大棚，大棚农业的核心是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整个寿光的农业就是在一个大棚里发生的农业要素组合：通过农业技术物联网对农业各种参数进行监测，同时农民成为新农民，接受再教育培训，对现代农业认可，最终实现了单位土地报酬的提高。
实现乡村经济的活化。现在乡村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单一，关键是要恢复乡村经济的多样化。要提高农产品的复杂度。我们看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的复杂度非常高，背后是知识含量，农产品提高知识含量以后复杂度就提高了，价值也就提升了。


城市能留人，乡村能换人。人的城市化关键是让那几亿人在城市落下，而不是回村里。未来2%的农业GDP只要2%的人来做，农业和乡村才有希望。所以农村还有20%的人要想办法在城市落下，关键点就是农二代必须落城。第二是人在城市落下来以后，乡村也要换人。人口城市化以后乡村是要换人的，一是让部分出村的人回流，但一定是愿意到乡村做事的人回到乡村。二是一些搞农业的企业要进来，未来的农业要由企业家来组合农业的要素，否则就没有主体。三是让一部分喜欢乡村生活方式的人到乡村。
乡村的业、人改变的过程中，一定有地的改变。第一是人地关系的重构。未来必须实现人地关系的重新匹配，2%的农业由2%的人来干。第二是乡村土地的重划，用以解决乡村土地的破碎状态。土地碎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搞农业不积极，搞工业也不积极。城、镇、村高度分割，农业用地不规模、工业用地不规模、城市用地也不规模。我认为中国乡村需要按照土地的功能进行用地重划。第三是在制度上要解决集体所有权下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问题，核心就是解决新的主体进入乡村以后，农业企业家和规模化经营主体的权利保障问题。第四是宅基地的改革。在保证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利的同时，让新的主体也能在村里落下来。第五是乡村产业发展，需要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


在业、人、地改变以后，一定要有村庄形态和功能的变化。第一，村庄变化要围绕农业发展方式，重新思考村落的半径问题。农业发展方式变化以后，村落的半径可以适当扩大。第二，村庄聚落要跟着功能来变。传统村庄具有保护功能，现在的村庄很大程度是文化功能，强调聚落的功能、记忆的功能、历史的功能和寄托乡愁的功能。第三，未来的乡村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到位与体面问题。第四，村落要解决老人的精神和文化寄托问题。第五，村庄要成为乡愁寄托的地方，让农一代在乡村体面地老去，让农二代把乡村变成诗和远方。第六，乡村要开放，成为一个驿站，各种对乡村有想法、愿意到乡村生活的人可以到乡村去。（来源：北京日报-理论频道 202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