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保：唐代李复治理容州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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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保，男，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学界对历史书写的研究日趋高涨，中外学者将史料批判、史学分析和文本考古等引入传统历史编纂学，通过系统辨析“历史三调”（经历、事件和神话），深入洞见史相与史实、权力与文本的逻辑关系，更具理性地揭露出历史书写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学者指出，“人类的历史”都“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其中，边疆地区的历史书写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古代王朝国家总体上皆主动采用民族历史书写范式重建过去，积极谋求中央与地方“共同的历史记忆”，最终以文化形式实现边疆整合。不过，古代围绕“边疆—内地”一体化主题的多种历史书写，在表达王朝国家的意志和书写者政治诉求的同时，它们更映照出不同时代认知边疆的先后进程，以及治边策略上的选择差异。以下，选取唐代李复治理容州事例及其历史书写，略作分析。

一、石刻文《李公去思颂》与《旧唐书》记事差异

唐代初年，《十道志》成书。其“岭南道”书写的容州“图像”，据宋代《舆地纪胜》辑其佚文，大体就是：“夷多夏少，鼻饮跣行。好吹葫芦笙，击铜鼓，习射弓弩。无蚕桑，缉蕉葛以为布。不习文学，呼市为墟，五日一集。人性刚悍，重死轻生。”人口构成与中原殊异，少数民族众多，且生计习性爱好独特，故其地方治理显然不能因循旧例，更不可完全照搬内地。而且，唐代在岭南地区的边疆治策，已经设计出要州与边州、要府（要冲都督府）与边府（边疆都督府）的制度差别。如果说，邕府重在开拓前沿疆土，抵御外敌，是“助推器”或“桥头堡”；那么容府就是“稳压器”或“镇河塔”，职责就是保障战略后方。要之，治容既力主地方创新又关系家国安全，非一般者所能为之。李复（739—797），字初阳，是唐代淮安王李神通（576—630）的后人，先后任职江陵县令、饶州刺史、苏州刺史、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贞元二年（786年），李复南下岭表，在边地代理治权。一是“皇族进边疆衙门”，身份鲜亮且血统“高贵”，引人关注。二是汉唐时代，武将家族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于是，身为“节帅”，他将武将世家文化融入岭南边政，进而推动地方政治发展，亦值得期待。文以载道，知人论世。清初汪森《粤西文载》录载《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可一睹其治容史。据此千字颂文可知，来容州就职后，李复“亲帅其下，以抚吾人；慰藉伤痍，安集疲耗”，主要是做了10件事：一是“惧货贡之阙，至助之以家财；悯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属”；二是“选武艺，归老疾，罢减塞卒四千余人，以趋农时”；三是“率浮堕，辟污莱，开置屯田五百余顷，以足军实”；四是“舍寇贼之为缧囚者，释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犷以顺”；五是“禁人民之相掳卖者，执而诛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六是“常岁有灾，滥炎而连烧于庐舍，公创其制，以御其郁攸，而邑居以葺”；七是“旧俗多怨，睚眦而致毒于饮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乡党以和”；八是“树板干而启闭毕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九是“差重轻以行征令，无不均之讥”；十是“量远近以纳贡职，无不供之责，人用富庶，家有储峙”。此石刻碑文总体追忆、描摹出李复刺郡容州的一般史相——边地治政，卓有宦绩。当代人刻写当代史，“使贤士大夫之事业，不没于后”，希望有利于地方记忆和后人参考。不过，后晋宰相刘昫主修《旧唐书》，在卷一百一十二《李暠传附李复》中对其容州治迹用墨颇少：“先时西京叛乱，前后经略使征讨反者，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李）复乃令访其亲属，悉归还之。在容州三岁，南人安悦。迁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使。”《去思颂》列出的整整10件大事，结果却只有第4件释遣“缧囚者”，与归还“没为官奴婢”者的正史叙事略有关联，而对于货贡纳贡、徭事行征、罢减塞卒、开置军屯、禁民掳卖、葺居造庐、革除旧俗、完善交通等多方面的疆埸创制与治理发明，正史皆弃之不顾。于是，李复死后才百余年，世间就已无完整的李复治容史。

二、“债帅”：官方建构李复治容的另一史相

贞元十二年，李复加官检校左仆射，次年逝世，皇上为其治丧，废朝3天（比其父李齐物还多2天），且“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谥曰“昭”，显然位列一代名臣。不过，《旧唐书·李暠传》在最后总评其人，曰：“（李）复久典方面，积财颇甚，为时所讥。”看来，独断一域，以权谋私，大殖家产，财源广进，终成富甲一方的大贪官，这又是李复刺郡地方、节镇岭南的另一史相。《旧唐书》如此书写节帅，尚可在本书其他的列传中寻到些原委。例如，卷一六二《高瑀传》说：“自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高）瑀之拜，以内外公议，搢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可知，其叙事逻辑就是：唐代大历官场，节制除拜，率皆“贿选”。时局政风如此，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自然在所难免。虽然此处行文并没有指名道姓，直说李复一如高瑀“得镇”，但遭逢此际，以皇族和将门双重身份出掌地方重镇的李复，他个人的仕途史正好可为史官书写、抨击此般政治丑象提供绝佳“注脚”。进入北宋后，此一说法再度引起关注。先有欧阳修《新唐书·李复传》予以重复，曰：“（李）复更方镇，所在称治，然颇嗜财，为世所讥。”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欧氏文史等身，他以“嗜财”新语，调换了《旧唐书》所不齿的“积财”行径，将前人颇具情感色彩的表述，正式上升为对官员心性道德的内在检讨。其中，后者从行为活动层面转向人性论，亦足见强大的话语霸权。接着，司马光继续将此话题纳入《资治通鉴》，他说：大和元年（827年）夏四月“丙辰，忠武节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仆卿高瑀为忠武节度使。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及沛薨，裴度、韦处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司马光以前朝唐史为鉴，继续演绎“债帅论”，为古代中国政治建构出一个反腐新概念——“债帅”，专指那些先向巨富奸商借债，贿赂军方（而非宰相），俘获地方重职和治权，任职后再敛剥所部之民，偿还借款的节镇府帅们。这样一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春秋笔法”和史家批判思维，的确有资于北宋治政和德育建设工作。在司马光犀利的笔锋下，忠武节度使王沛只能算是一位“末代债帅”。因为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李唐“债帅”人物谱系里，李复的政治定位问题，实不言自明！实质上，一是后人始终都没有看到相关文献，明载李复敛财有方，以权寻租；二是也未出现同时代的人物，讨论、揭发或指证他生活不检，贪财爱物。相反，一则极易翻阅到手的唐代石刻文《去思颂》中，单就记录的第一件治事而论——“惧货贡之阙，至助之以家财；悯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属”，就能说明问题。李复能主动拿出自家的私财私属，去弥补地方纳贡、服役之不足，以充李唐国用，普天之下，唐宋能有几人？所以，一旦对此充耳不闻，转而去谋求新的意义建构，还谈什么书写和记忆，谁又能说这样做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就《去思颂》的文本生成而论，它先由州衙同僚“岭南经略使判官、权知容州留后事监察御史里行”李牢草拟，后送往京城，由著名史官于邵撰定，都是遵照当时规章制度办事。虽然李复、李牢既同姓同乡又同衙共事，私人交情深厚，但王朝国家礼制马虎不得。加之递转于多个部门，逐级上报，人繁口杂，若其记述评论稍有不实，则必遭时人非议，甚或为生前政敌抓住把柄，酿构些文狱之祸。更不用说，它最终还要刻入石头，留昭后世。所以，这篇千字文，虽为死者讳，前前后后的书写主体难免多有溢美之词，但它在当年顺利通过各类审查，最终成为正式的官方文书，于事、于情、于理、于法，皆是合理合法的产物，也是后人值得尊重的“信史”。可以说，在唐宋之际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赵宋一代，崇文抑武，一是制度层面上，派文臣进士做地方知州，士大夫参政恒有保障；二是价值层面上，汉唐尚武精神已日趋不彰。因此，揭批、检讨历代武人的治政史，营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人文治政新局，已属北宋欧阳修、司马光等“宋学家们”建构新政治文化最需用功和努力的地方。于是，借助以王朝国家为中心的正史书写范式，在重建过去中巧妙“参与过去”“协商过去”，自然就是最方便可取的策略。而且，一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所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伴随着汉唐武将世家逐次衰败，从政治中心位置走向边缘区，后世对于武将世家的身份认同与历史书写，也在批判和质疑声中，同样走向沉沦！

三、唐宋转型视域下武将世家的历史书写：从《李齐物传》到父子“合传”

据正史载，李复是监州刺史、灵州都督李孝节（清河王）的曾孙，弘农郡太守李璟之孙，“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李暠之侄，“持节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加充管内河中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李国贞之堂侄，“历任怀陕二州刺史”，“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李齐物之子。所以，家族累世为官，代代皆具政治作为。《旧唐书》评价这一高门大族，说：“皓，孝友清慎，居官有称；齐物贞廉整肃，复节制权谋；国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翘楚。”赞誉极重。这段评语也大致勾画出李氏家族治政的初步镜像：从李神通以下，这个皇室贵族已是宗室榜样，个个都能主政一方，贡献甚巨。而且，贵而不骄，远离侈靡，颇多清廉习气，他们为家族积累出一份贵重的象征资本。至德元载（756年）唐肃宗李亨登基后，李复之父李齐物（字道用）“拜太子宾客，迁刑部尚书、凤翔尹、太常卿、京兆尹”。内外朝政，已多参与谋划。就治政风格而论，《旧唐书》说李齐物，“无学术，在官严整”，“为政发官吏阴事，以察为能，于物少恩，而清廉自饬，人吏莫敢抵犯”。后来，欧阳修《新唐书》进一步论曰：“性苛察少恩，喜发人私，然洁廉自喜，吏无敢欺者。”总之，李齐物身为朝廷重臣，坚持廉洁自律不说，还拼命揭发贪官污吏的丑行；在刑部处理案件时，常常不讲情面，据事论罚，近乎于刻薄寡恩的法家作风。新旧“唐书”如此记事行文，显是不赞同“以察为能”“喜发人私”的李氏为官哲学。这之中的缘由，同样是唐宋转型之际，儒学复兴浪潮汹涌，身份认同剧变，史学日趋“义理化”，正史书写者在“内圣”“外王”的价值选择上，意有所属——坚信传统儒家以王道胜霸道的为政之道，少谈军功之类的经世致用；讲究以礼治政、以仁养德。所以，身为上级，李齐物理当“廉而不刿”，尽力彰显出参政之儒的风范、体量、胆识和仁慈，体恤下情，为下属同僚周旋护短、掩恶扬善；甚至于变通制度，法外施情，也要维系好衙门的和谐政治生态。研治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者，今天大体都持有一种“外儒内法”的说法。简言之，它是一种杂合“德治”和“法治”的古代统治策略，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内核。但是，历代王权外示仁政，内崇法典，它主要还是针对稳定基层秩序来讲的。古代“治民”与“治官”的治理对象、场域及理念方法，各不相同，且自成一套体系。其中，在管理自身的官僚系统时，因“刑不上大夫”的遗传深厚，故“内法”大体仅具虚文。由此，唐代刑部尚书李齐物的可贵就在于，以李家皇族利益为重，自主选用文人士大夫所不屑的法家理念，将衙门官场与基层社会等而视之，不留情面。但这样做，他就忽视了“民”与“官”的身份区别，必然引起同类的不满和批评。在强调心性道德的“宋学”视域下，他如此治事理政，实属偏离儒家正道。除了被斥为“无学术”，其人其事自然更不具备记忆与书写的合法性价值！天宝五载（746年），李齐物因得罪权相李林甫，被贬为竟陵太守（今湖北省天门市），但“谪宦”仍旧不改往昔的法家举措。李齐物一到任就下令：“官吏有簠簋不修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驾蹶弛者，未至之前，一无所问；而今而后，义不相容！”旗帜鲜明地要与“簠簋不修”的贪官污吏斗争到底。难怪他最后离任时，竟陵“老幼遮拥，不得发者三辰”。上元二年（761年）五月，李齐物卒，皇帝辍朝一日。当时朝廷草诏，曰：“宗室珪璋，士林桢干；清廉独断，刚毅不群；历践周行，备经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弥彰；三尹神州，一登会府；擒奸掩钩距之术，恤狱正喉舌之官；遂令调护储闱，再登师傅；从容宾友，师长官僚；桑榆之时，壮志逾励；松柏之性，晚岁常坚。”看来，对于这种特立独行、刚毅不群的宗室鲠直大臣，当朝皇上还是眼光独到，同僚眼中的异类奇葩，对于朝廷可就是一份可贵的政治财富。在满口仁义道德的汉唐儒家官僚系统中，放养出这种不受欢迎的法家型“鳗鱼”，有便于刺激百官，好让那个慵倦的陈旧系统继续保持一份紧张度和警惕感，进而促使王朝国家行政力的整体提高和运行机制的鲜活不衰。另，父子“合传”，这是中国正史书写的传统体例。如此设置，目的之一就是促使读者为李复治容找寻家族渊源。例如，《旧唐书》称：“皓发人阴私，齐物积财兴议，国贞急于操下。”言下之意就是两代同款，上梁不正下梁歪，李复由“节帅”沦为“债帅”，是家族基因在起作用。这一书写建构，足见后世文人运笔的深意。又如，新旧“唐书”宣扬“以察为能”“性苛察少恩”等上代治政风范，它自然就为其后代以法家理念镇边的政治选择，预置了总背景。不过，《去思颂》已直接提供了反论：“明足以照遁情隐慝而不为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而不为苛。”所以，真实的李复治容史，是在唐代武将家族背景和父教熏陶下，“洪绪丕绩之余裕，宏休纯懿之下钟”，宗室后人李复却出落得非同往者——“宽博而柔良，高明而疏远，根于经义，饰以艺文”。彰显出唐宋转型进程中个体生命的选择变动。生长于武将世家，但他又能与时俱进，越出家道传统的限定，长出新意。所以，代际变化，才理当是父子“合传”的书写要点。据章炳麟《原学》考察思想生成发展的逻辑来看，李复治容的成功，是李唐“政俗”、武将世家传统和个人“材性”综合发展的总结果。一方面，“一把手”的威重与吏治是其长，故“亲帅其下”，把好边地“衙门关”，以身示范，由己及人，促成官场上下一心务政，从“吏道”朝向“政道”，最终吏清政成。李复的这一治边逻辑，也刚好接近了古代边疆政治发展的核心——无德不边，治边首重吏治。一旦吏风不振，信仰迷失，它即刻动摇民心，激化民族冲突，甚或引入外来侵略势力，分裂祖国，点燃战火。所以，边陲社会始终就是一块道德试金石：守不住贫穷，耐不住寂寞，把持不住心性，炼就不出清廉的内骨、胆识和人格，就不配做边疆大臣！远在边陲的广西，实质就是王朝国家的一片理想型德育场域。《旧唐书》作者受限于“斯文”立场和身份情结，尊儒讥法，结果就无法对于武将李复治容的政治遗产——边疆德治贡献，予以深揭。另一方面，李复虽然将武将世家文化带入岭南，但通过具体的治容实践，主体性已多新发展。《去思颂》说：“而后至是州，恩结于人，功加于物，必闻理效而兴颂声。”与其父辈相比，他不再整天在衙门里板着脸，到处找别人的缺点和过失，让人见而避之，绷紧了同衙的共事关系。相反，儒法兼修，他转而采用文人士大夫的德育方法论，“恩结于人”，修好人际关系，积极营建边疆衙门组织。另外，父亲李齐物不结党营私，不同流合污，“刚毅不群”的法家参政风骨，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不谙人情世道的铁心汉。相反，竟陵太守任上，他慧眼识英，在地方乐队的教席中，结识当地人陆羽。据《陆文学自传》载：陆羽“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而为人才辩，为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规谏，豁然不惑。凡与人宴处，意有所适，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谓生多嗔。又与人为信，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不愆也。上元初，结庐于茗溪之湄，闭闾读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燕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本来就是个“不正常”的异人。但是，据周愿《牧守竟陵因游西塔著三感说》称，李齐物竟然“见异，捉手拊背，亲授诗集，于是汉沔之俗亦异焉”，简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除了拿出自己秘不示人的珍贵诗文集，亲自传授文学，让其乡土粗野之气日少之外，还忙着把他推荐到火门山（今天门市佛子山）邹夫子处学习深造。借此援助，陆羽遍读圣贤书，完全脱胎换骨，一改往昔怪癖，“百氏之典学，铺在手掌，天下贤士大夫半与之游”，为其日后成为“茶圣”，奠定了基础。正是李、陆二人有了这一段真挚友情，于是，“生于守之日”的李复，长大后去做容州刺史时，“茶圣人”就以酬恩之故，与周愿（亦为岭南节度从事）、马总等人一起，主动南下“佐公之幕”，一定要亲自跑到容州，去做李复的幕僚。所以，非是父辈广结善缘，非是上代交情深远，何至于此！正是有了陆羽这帮“岭南节度从事”们的参与，李复治政边疆显然又有了更多新资源及其新故事。所以，前人栽树，后人摘果！传统权势之家广植门客、幕僚或私属，荫庇了一帮“鸡鸣狗盗”之徒，它就为后人李复治容理政提供了更多支持。换言之，如此书写父子“合传”，它才能赋予一种新的历史价值。

四、“政道”与“吏道”：“节帅”治边的历史审视

《旧唐书》评价李复之政，说：“复晓于政道，所在称理。”若就《去思颂》所载10件边疆治事而论，这一总评还算有文可征：选武艺、开屯田、纳贡职也好，树板干、列亭燧、行征令也罢，它们都是节制镇边、以军事为重的必然选项。但《旧唐书》单凭归还“没为官奴婢”者一事，就断然作出“晓于政道”的评议，既显苍白，又言过其实。唐朝政府打击豪族大户，解放奴隶，清理落后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王朝国家增加人口和劳动力，这的确是唐宋社会转型期的为政主道。李复出身皇族，又是将门“世家子”，能否自行将中原开始的解放奴婢运动，南推岭表，这的确是检验“晓于政道”的最好试剂。甚惜的是，《去思颂》碑文“悯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属”一语，刚好又透露出当际解放奴隶的真实面相：李复“舍寇贼之为缧囚者，释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犷以顺”，释放岭南官奴的同时，传统武将世家自家的主仆体系依然健在无损，只是遇到地方徭役征发有困难，他就缩减家中杂务，抽出些私家力量去完成国家任务。所以，李复一方面解放出一大批在苦难中求生的容州官奴，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清醒地要从自家开始，先完成一次彻底的“家庭革命”之后，再将其扩展、演绎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个体的政治认知原本如此，仍以势家控制人身为合法，又何敢称其“晓于政道”？充其量，他那么做也只是顺应当时官场习气而已，并不具有政治上的自觉。设若将其书写调整为“晓于吏道”——以“吏道”换“政道”，虽一字之差，也许更契合其上代重法治吏、“以威重见称”等行文中的内在意蕴了。其实，《旧唐书》本传开篇就说李复“精晓吏道”“性苛刻”“皆著政声”。所以，历史书写者不谨于初文，自乱章法，结果就让文本无法实现逻辑自洽，无助于复现历史真相。同样，欧阳修重修《唐书》，司马光为赵宋官场“讲道授课”，仅仅依赖《旧唐书》的官方记载，结果都犯了其法不周的错误。身为江南地方新兴文士和新晋的“进士公们”，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在宣讲“斯文”之道、精心建构士大夫与治权的合法性关系时，对于汉唐武人刺郡、“节制权谋”等治理范式，自然心存芥蒂。但他们轻信前人言论，强调身份差异，继续着批伐武将治边，实又真不识唐代的“边疆政治”。因为传统治理边疆有其自然历史逻辑，简言之：军事控制→政治建制→经济刑名→文教道德，国家在场，步步为营，方能促成边疆“内地化”，进而稳边固边、兴边强边。一旦任意颠倒、扰乱程序及其时空法度，则必然生隙，政道失纲。特别是，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李唐王朝在岭南推行“五管”之制，最显治理发明。其中，“容管”居其一，且紧扼海上丝绸之路，地位险要，是西南之关键枢纽。地方旧志载：“容介桂、广之间，盖粤徼也。”汉语空间概念“徼”，指向的就是边缘区。容州以“粤徼”（即两广的边疆）自称自诩，显已折射出它对于置身“五管”体系的独到认知——容州更是边疆中的“边疆”。所以，为有效实现国家在场和震慑境外，唐代选将治容，强调武力实边，实有边疆治理的独到意蕴。但是入宋后，制度革新，损益非常，已不复昨日。例如，史载熙宁八年（1075年），交址“入寇，众号八万，陷钦、廉，破邕四寨”。次年三月初三，“城遂陷”。由此可知，宋代用文改武——猝然改变唐代“都督”“军府”体制，采用整齐划一的文臣知州、书生镇边，以扁平化的地方治理范式取代特殊性的边疆治理样式，确实为时过早。边地诸州行政趋同化，但各自为营，进一步忘却和消除容、邕等边要州郡的差异化治理史，让旧有的整体性边防武备彻底损毁。边疆地区一体化的军事防备尚未成功，就忙着推行一体化的文官政治，幻想着早日实现岭南行政的“内地化”，结果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自“熙宁安南之役”后，安南彻底脱离藩属体系。此情此景，相较于五代北宋史学家们书写武将不法、讥斥“债帅”，又何其大矣！以史为鉴，后世义理化史学因人论政，因其武将身份而讥诋其政，既限定了自身的政治认知，又终不明察于岭南“政道”，不能真实洞见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特殊性。

余  论

书写生成后的文本，无论正史野谈，皆承载不同记忆者和书写主体的权力、意志与想象。史实、文本、意识三者共织，建构出最一般的场域。本文选取李复治容案例，主要涉及《去思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不同文本。它们通过书写李复的容州政事、身份和家道等，各自致力于实现主流叙事、强化认同和促成新的意义建构。因此，这一书写实践案例，实有助于剖析五代北宋史学“义理化”的具体开展。尤其是，相较于美国学者蔡默涵已经专门探讨受道学影响下的“南宋史学”，中国学界重新去将“五代北宋史学”置于唐宋转型视域下详加讨论，犹待更多关注。

编辑：王轲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0期“历史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