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瑛 乔丽娟：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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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瑛，女，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乔丽娟，女，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师资博士后。

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英雄故事都深度参与了群体集体记忆的话语构建。全世界的英雄故事并非完全一致，但常常拥有共同的叙事结构，并体现了相似的价值观念。可以说，英雄记忆凝聚了集体共识，是唤醒和固化群体间共享价值的重要纽带。中国英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国际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价值观，并基于英雄集体记忆，找到中国价值观与世界各国价值观共通的部分。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人类共享价值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世界各国需要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打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在交流对话中寻求共识。研究中国英雄如何经全球传播而保存为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并在仪式纪念和情感实践中被再生产和巩固的机制，有助于弘扬中国英雄的全人类共享价值，推进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

一、集体记忆系统

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一篇题名为《记忆的社会框架》文章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继承了其导师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提出的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的概念，哈布瓦赫更加注重社会结构对记忆的潜在作用，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詹姆斯·沃奇(James Wertsch)等学者认为，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并不是指记忆的主体是特定群体，而是指记忆主体间共享相似的叙事形式。阿斯曼（Jan Assmann）则将“集体”看作是个人记忆对于社会框架的依赖。事实上，集体记忆不仅受社会框架的影响，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框架，表现了其所在社会的需要、心理和期望，提供了认知和情感导向。集体记忆是如何产生的？首先，自由的信息传播是集体记忆产生的基本条件。即使不是亲历者，也可以通过互动交流获得记忆。集体记忆通过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传播被制度化。其次，集体记忆通过共同的历史经验形成。当群体所有成员都经历过该事件后，集体记忆就会产生，即使个体的具体经历并不完全相同。最后，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的建构物。集体记忆并非是对过去的真实再现，而是某群体根据自身利益对过去意象进行调整后，为全体成员重新塑造出来的所谓“共同”记忆。正因如此，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它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会影响和操纵人的信念和情感。集体记忆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集体记忆永远处于变动之中，不是一种结果，更像是一种过程；第二，集体记忆不仅是对历史的窥探，还映射出现在和未来的叙事线索；第三，不同媒体展示的集体记忆可能具有很大差异，“这与记忆的选择机制、记忆激活者或媒体所处的时代以及价值取向有关”；第四，集体记忆经常被调动和利用，“集体记忆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述中，栖身于各种纪念性的符号里”。集体记忆系统可被划分为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三个层面。1972年，安道尔·图威(Endel Tulving)将记忆分为两种类型，即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前者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与时空特点，后者指记忆中的符号概念与运用，可以说包含了符号记忆，这一分类被后来的研究广泛采用。哈布瓦赫指出，“所有的记忆，不论当时多么具体而鲜活，后来都会变为一般性的特征，成为某一种象征符号”，形成符号集体记忆。集体曾经的记忆细节与叙述方式会影响今天，形成情节集体记忆。情节记忆代表完整的事件，以非概念化的形式发现过去，包括空间和时间结构。集体记忆建立在社会框架上，背后深藏的是“社会品质”。“社会品质”是一个通过时间积累而得以凸显的精神现实，是社会价值的体现，其构成价值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三个层面的内涵各有侧重。符号记忆特指具象化的意义承载体，包括象征符号、信号符号、语言符号等。唤醒符号记忆，就是通过形象化的符号以及其指向的意义，唤起对过去的认知和情感。情节记忆是符号背后带有浓厚情感的故事，包括事件具体的信息、时空背景、社会结构等。情节记忆主要关注“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和“怎样记忆”的问题。价值记忆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精神层面的判断，是集体记忆系统最高的目标归属。记忆的价值凝炼由群体成员集体完成，通过将往事升华为抽象的价值，集体记忆被牢固化。集体记忆的三个层面层层递进。符号记忆通过符号勾连过去,主要用于集体记忆的初始阶段；情节记忆蕴含故事的因果关系和意义结构，强调身份归属和利益旨趣；价值记忆则是集体记忆演进的归属。集体记忆系统运作的过程，就是象征符号、情节内容和价值诠释这三个记忆层面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英雄的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

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认为，古代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英雄故事都遵循相同的、可预测的形式Ⅵ，比如古希腊的赫西奥德、印度的毗湿奴、曼丁哥人的松迪亚塔、北欧的贝奥武夫、中国的关羽等，都愿意为他人、国家牺牲自我，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英雄故事之所以具有很多相似性，是因为英雄的品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英雄崇拜昭示了全人类的共享价值。共享价值是英雄集体记忆产生的文化土壤，深度参与了英雄集体记忆的话语构建。“共享价值”(shared values)概念最早在古希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伦理精神中就有体现，指所有人不论其政治立场、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都属于一个共同体。20世纪50年代，戴维·阿伯尔（David Friend Aberle）将共享价值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他认为，人类拥有丰富多样的价值支系统，这些支系统会在共享之处汇合，形成共享价值。威廉·金利卡（William Kymlicka）将共享价值看作是“价值的聚合和共享的观念”，是“人们共同认定有价值与有意义的原则或品质”。与“共享价值”相近的概念是“共同价值”（common values）。二者的区别在于，共享价值的含义比共同价值广泛，共同价值是共享价值的一部分。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如果说共同价值所具有的这六点内涵在政治层面，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那么本文研究的共享价值则更强调社会层面，尤其意指民间交往中的价值共享性。拥有共享价值的群体不一定拥有共同的国别身份，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同样共享相似的价值观念。正如人类学家阿弗烈·克鲁伯(Alfred Kroeber)指出的，“人类共享一些几乎相似的价值”，这些共享的价值被视为是人类珍贵的品质。共享价值有利于不同文明国家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彼此。拉什沃思·基德（Rushworth Kidder）通过访谈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领袖、思想家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提炼出八种人类共享价值：爱、真诚、公平、自由、团结、宽容、责任与对生命的尊敬。弗朗西斯·哈伯(Frances V. Harbour)认为，人类共享的价值包括仁爱善行、为群体牺牲个人利益、正直、勇气、自我控制能力等。在文明冲突频现的当今世界，更需要弥合分歧，寻求共享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英雄的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是一种双向互构。一方面，英雄集体记忆承载着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观，英雄集体记忆的变迁与重塑直接影响着群体共享价值的边界和内容。例如，苏联的文学和新闻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往往献身社会，像保尔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美国的英雄记忆强调个人主义精神，即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实现。另一方面，共享价值可以重塑英雄集体记忆，“群体会以共享价值为依据，有选择地建构集体记忆，使现有经验合理化”。美国为了强化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记忆选择机制，调动传播哥伦布、华盛顿等英雄记忆。非洲国家为了强化同部族意识，追溯非洲神话中英雄故事的共同祖先。总体来看，前期文献对英雄集体记忆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分析小说、诗歌、电影等文学作品，但针对新闻文本开展系统化地研究较为有限。其次，少数以新闻文本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主要以中文或英文为主，将英雄形象置于全球媒体视野下，借助多语种开展的研究十分匮乏。再次，研究多关注英雄记忆与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认同，较少探索英雄记忆如何唤起全人类共享价值。最后，研究关注英雄记忆的形成与唤起，但对不同群体英雄记忆的争夺，及其体现的价值观差异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希望通过对国际媒体报道的分析，更全面地把握中国英雄形象、英雄集体记忆与全人类共享价值间的关联与互动，为推进集体记忆研究提供经验材料，并希望促进中国英雄形象的全球传播。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

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对历史再想象的资源，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交流和转换的工具。本文以国际媒体对中国英雄的报道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从Factiva新闻数据库获得，搜索时用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分别输入“中国英雄”的相关翻译，时间范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1949年10月1日起，到2022年3月31日止，获得来自26个国家、170家媒体的650篇报道，共覆盖407位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或来自中国，或其经历与中国紧密相关（见表1）。

表1  媒体来源国与代表性英雄人物

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中国与媒体来源国共同的英雄崇拜和英雄记忆，从报道的人物选择、结构布局、材料组织以及图片、语句等展开分析，并选取各国媒体重点报道的代表性英雄人物，其中包括：飞虎队、白求恩、修建坦赞铁路的中国工人等国际英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卫国戍边的祁发宝等民族英雄；钟南山院士、抗击非典医生等抗疫英雄；姚明、刘翔、王楠等体育英雄；鲁迅、李政道等人文英雄；扫雷战士杜富国、马拉松比赛事故中救人的朱可铭等草根英雄。这些英雄不仅被国际媒体报道，有些还在特定时间节点被世人反复纪念，有的甚至成为国家间领导人互访所提及并祭奠的人物。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问题一：在符号记忆层面，国际媒体的中国英雄报道使用了哪些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如何使英雄记忆得以延续？问题二：在情节记忆层面，中国英雄故事的发生场景和叙事逻辑是否遵循特定规律？问题三：在价值记忆层面，国际媒体的中国英雄记忆体现出哪些人类共享价值？问题四：国际媒体如何对中国英雄开展记忆争夺，并嵌入自身的历史脚本和价值体系中？区别于单纯的记忆研究和国际媒体报道中的英雄研究，本文重在揭示中国英雄形象、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的相互勾连。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如何共享英雄记忆，共享了什么的英雄记忆？国际媒体的中国英雄报道如何遵循自身叙事逻辑，而意识形态、价值观又如何影响其对中国英雄故事的阐释？本文将结合国际媒体报道，揭示英雄集体记忆的生产机制，追寻其体现的全人类共享价值。在此基础上，希望以英雄为桥梁，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英雄的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与价值记忆

（一）符号集体记忆符号的建构和维持过程，就是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当空间场域或时间情景触及这些原本静止的符号时，对英雄的记忆和相连接的情感体验便苏醒过来。集体记忆通过日常交流（复述、对话）和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性空间）维持，后者成为保存和传承英雄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1.文本符号被储存成为历史素材国际媒体将公众能够触及的集体记忆符号，诸如文字、图画、影像等广泛传播，将英雄故事保存为国际公众的集体记忆。第一，作为文本符号的电影可以保存英雄记忆，感染国际公众。统计显示，有14个国家的42篇新闻报道了电影《花木兰》。西班牙埃菲社称：“加泰罗尼亚地区制定了一项名为‘木兰’的教育计划，取自《木兰》电影女英雄的名字，希望学习木兰精神。”而《黄飞鸿》《战狼2》《拉贝日记》等英雄电影也被多家媒体报道。第二，作为文本符号的图书将英雄故事加以象征化、文学化，尤其是经多语种翻译的图书更能向世界传播英雄精神。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文在中国出版，柯察金成为全世界的英雄。”这些作品既传播了历史上的英雄故事，也融入了报道所处年代的时代烙印，使英雄精神得以传承和创新。第三，诸如国际媒体所提到的鲁迅纪念邮票、以郑成功故事创作的戏剧《国姓爷合战》等其他文本符号，也为英雄记忆的传播提供了载体。2.仪式符号通过不断重复而唤起记忆仪式符号可以不断唤起和巩固关于英雄的知识，恢复由于时间流逝而造成的意义缺失。第一，英雄的诞辰、公祭日等都是记忆被唤起的契机，英雄形象也在纪念活动中不断得到强化。2012—2016年，印度媒体连续5年在端午节期间报道屈原的故事，“在端午节人们击鼓、吃粽子、赛龙舟以纪念屈原”。纪念屈原的龙舟赛已形成世界性体育盛会，如加拿大的多伦多国际龙舟赛和德国的龙舟节，这些纪念日通过周期性的重复，使参与者进入程式化的仪式中，与记忆中的英雄保持了某种联系。第二，荣誉称号或勋章常常由政府或精英团体授予，英雄形象在仪式展演中呈现。俄罗斯《公社报》报道，苏联机械师格里高利·舒姆斯基因帮助中国提高列车行驶速度、分享驾驶重型列车经验，被中国铁道部授予劳动英雄荣誉勋章。此外，英国驻渝总领事史云森因救落水女孩被重庆市授予见义勇为特别奖，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因在中国建立学校等贡献被甘肃省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称号。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活动，将过往与未来形成并联式互动，使英雄故事获得具象化形态，并通过情境营造激发参与者的情感。除了文本符号和仪式符号，纪念性空间也可以形塑群体的集体记忆。诸如加拿大铁路华工纪念碑、柬埔寨的中国维和烈士纪念碑、美国纽约的林则徐铜像、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白求恩雕像、日本的关帝庙等，通过分割、融入、共生等方式改变空间景观，也进一步影响了国际公众的英雄集体记忆。（二）情节集体记忆情节记忆是对过去具体事件的模拟，有关英雄故事的情节记忆包括发生场景、具体事件以及叙事剧情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媒介事件能创造显著的情节集体记忆。全球性媒介事件指的是吸引全世界人目光、全球媒体对其进行报道，变成全球参照点的事件，“可分为仪式性媒介事件和破坏性媒介事件”。英雄故事发生的场景，其叙事模式可分为“寻宝—奋斗—加冕模式”和“灾难—寻找—救世模式”，分别与两种媒介事件相对应。1.仪式性全球媒介事件与“寻宝—奋斗—加冕模式”仪式性媒介事件能吸引大规模的受众，整个世界都卷入观看之中，被人们赋予仪式性的尊崇地位，奥运会就是典型的仪式性全球媒介事件。奥运圣火传递、开闭幕式、各场比赛，都会吸引全球媒体的目光，成为形塑集体记忆的契机。在众所瞩目之下，奥运会的胜出者将自然地成为世界英雄，且英雄记忆并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而终止，电视节目会不断回顾这些体育英雄的经典画面。例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法新社回忆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王义夫取得金牌的故事。集体记忆是一种累积性的过程，过去可以被嫁接到现在的社会互动中，对奥运英雄故事的每一次回顾性报道都是一种纪念性对话，而且报道的“情节单元模式非常相似”，已经形成了某种叙事原型。在仪式性的全球媒介事件中，英雄故事体现的是“寻宝—奋斗—加冕”模式。古代英雄故事常含有寻宝情节，如西方骑士寻找“圣杯”，中国武侠人物寻找神异兵器等。英雄在寻宝的过程中，常常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寻得宝物，获得加冕。加冕一刻标志着英雄已经重生，是神圣显现的时刻。在现代英雄故事中，“寻宝—奋斗—加冕”情节仍被使用，只是寻求的“宝物”并不一定是物质实体，更是人们心中的目标与信仰，例如奥运金牌成为所有运动员都向往追求的“宝藏”。加拿大《环球邮报》称“朱建华辛苦的训练使他瘦了10斤，最后终于打破世界纪录”；法新社报道“王义夫参赛前一直生病，他是中国的英雄，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时获得铜牌”。这些英雄故事的“寻宝—奋斗—加冕”情节与媒介事件有共通之处，创造英雄的客观条件（竞赛）—英雄对困难的战胜和极限的超越（征服）—最终英雄获得承认和赞扬（加冕）。无论是奖牌还是荣誉，都是加冕的隐喻，英雄经过意志的淬炼，实现了自我的升华。2.破坏性全球媒介事件与“灾难—寻找—救世模式”卡茨（Elihu Katz）和利布斯(Tamar Liebes)提出，现如今主要的媒介事件已不再是仪式性媒介事件，诸如灾难、恐怖主义、战争等冲突性事件的发生更加频繁，被称为破坏性媒介事件。破坏性媒介事件由于撕裂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连续性的节奏，成为集体记忆的聚焦对象和触发契机。新冠疫情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破坏性媒介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持续报道，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纪念活动。从意大利的“新冠死难者国家纪念日”、美国的“新冠疫情暴发一周年纪念”等官方记忆，到短视频、微博、日记等个人记忆，都将新冠疫情凝聚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在这样的破坏性全球媒介事件中，国际媒体对于中国英雄故事的叙事脚本采用了“灾难—寻找—救世模式”。自古以来，悲剧和灾难都是英雄叙事的重要场景。比如，《圣经》中的诺亚制造了拯救人类的方舟，摩西率领饱受奴役的希伯来人离开古埃及。坎贝尔在“乱世出英雄”的故事中，抽象出相对稳定的叙事情节，即“英雄在危机时刻，肩负重任，排除万难，带着造福人类的力量归来”，形成“灾难—寻找—救世模式”。遵循这种叙事模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钟南山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寻找应对解决方案”；。这些英雄人物在危机时刻奋不顾身，将灾难由经验性的事实转换成一个意义化叙事的过程。与此同时，“灾难—寻找—救世模式”的叙事风格也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人们记住的往往是媒介事件的断裂和英雄的特质，可能忽视了宏观社会背景和大众的努力。（三）价值集体记忆1.共享价值是多元价值观的和解“英雄故事体现出多元价值观的和解。”英雄故事在国际媒体中传播，其体现的人类共享价值跨越国界被公众所接受。有研究指出，英雄具有八种精神价值，即“智慧、强大、有领导力、值得信赖、具有应变能力、无私、博爱和鼓舞人心”。本文结合前期文献和国际媒体报道，提取出中国英雄最突出的四种共享价值：人道主义、勇敢无畏、拼搏进取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在儒家文化中体现为仁爱。人道主义是人类共享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选英雄报道中最常被表现的价值。加拿大《蒙特利尔公报》称，“白求恩因其人道主义事业闻名于世，在中国救死扶伤”；哥伦比亚《观察家报》报道，“电影《战狼2》中的冷锋解救了非洲难民”。还有援助中国抗日的乌克兰飞行员库利申科、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25万中国人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等，他们的救助对象不分民族身份，超越国家界限，从全人类利益出发审视灾难。人道主义精神使英雄记忆上升到更为宽广的层面，成为各国共识性的集体记忆，更自然地获得全世界的共同反思，即以史为鉴，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再次发生。勇敢无畏精神是英雄主义的重要特点。英雄与普通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面对恐惧的不同态度，英雄是那些拥有勇气甚至不畏牺牲以坚守心中信念的人。津巴布韦《先锋报》回顾“秋瑾致力于革命事业，最后被清政府斩首”的历史；新西兰外交网站讲述排雷英雄“杜富国在边境扫雷行动中为掩护战友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故事。面对危险与绝境，他们具有视死如归的超人意志和牺牲精神，是推动历史不断前进、人性不断丰盈的力量源泉。还有“具有公民意识和勇敢精神的五四运动游行学生”等都获得了国际媒体的赞赏，并通过调用这些英雄主义叙事，为当前的社会行动提供道德资源。拼搏进取精神使英雄主义尤为崇高和动人。日本的《产经新闻》钦佩中国体育英雄，在报道中称赞：“在纽约的比赛中，刘翔因腿部拉伤而缺席，但他表示会集中精力面对以后的比赛，这种坚韧的精神是他力量的源泉。”加拿大《多伦多星报》报道称：“李小龙一直拼搏进取，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挑战。”这些中国英雄艰辛困顿的遭遇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能够引发国际公众的强烈共鸣，他们对英雄的崇拜是对个体遭遇现实困境而力图实现审美救赎的反思。通过拼搏进取的英雄故事与某种向往的精神价值保持连接，让他们在失望中重拾希望，做出对当下困境的回应。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国家面临困难、灾难和外敌入侵时，英雄人物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行动中。比如国际媒体关注“中国明代武将戚继光抗击倭寇，保卫国土免受侵犯”,“2020年拉达克东部沿线山脉由于土地争端爆发冲突，祁发宝等士兵被授予‘戍边英雄’荣誉称号”。人们对那些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英雄追忆与崇拜，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碍。这些英雄人物以自身行动拯救国家于危急存亡之际，他们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传递情感和价值、凝聚群体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2.集体记忆的争夺与价值重塑集体记忆可以界定社会经验、勾勒价值观和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认知、情感和道德层面的指引。全球各国和地区记忆并非均匀呈现的。不同的国家和群体既会通过“选择”和“突出”来强化记忆，也会通过“淡化”和“遗忘”来遮蔽记忆，以此形成对历史的解释权，使得集体记忆在争夺和协商中被建构。不同国家会争夺英雄故事的记忆框架，满足自身叙事议程，而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对价值观的争夺。首先，对英雄集体记忆的争夺常常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以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为例，由于“飞行员王伟跟踪监视进入我专属经济区上空的美军侦察机。因突遭美军机大转向撞击，飞机坠海，王伟壮烈牺牲”，但美国媒体的报道却违背了这一事实，称“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在中国附近的公海上空和中国空军战斗机相撞”。集体记忆可以作为人们理解当前问题的历史意象资源，美国致力于创造有关撞机事件的新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是阐释框架的不同，但记忆选择背后微妙的政治目标却被隐藏起来了。中美彼此交往的利益与情感界定了双方的记忆内容和范围。除了中美撞机事件，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美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都指向了更为宏大的记忆生产机制，在更广阔的记忆链条中延展，以至于将英雄人物的记忆沉淀为对立认同的象征表达。其次，不同国家和地区英雄故事记忆框架的不同，也体现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争夺。花木兰的故事经其他国家媒体传播后，被重新阐释，并且用于合理化媒体所在国的价值体系。在中国人眼中，花木兰是古代忠孝贞烈、民族大义精神的体现。而美国迪士尼版本的花木兰则体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比如有情节写到花木兰帮助肩负和亲使命的公主逃跑，鼓励她追求真爱。墨西哥媒体VLex报道：“正是迪士尼所做的改动赋予花木兰力量，木兰努力追求平等，用自己的决定主宰命运。”这也与西方国家认同的“海明威式”的个人主义英雄相一致。西方媒体还钦佩“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讽刺腐败政府的鲁迅”，将其比作西方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中国，对英雄故事的记忆多具有国家在场特点，常与宏大叙事相勾连。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所报道的中国英雄多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以强化群体价值认同。

五、以共享价值为基础推动中国英雄故事全球传播

集体记忆理论认为，过去的记忆由现在的信仰和未来的愿景所形塑，国际媒体选择中国英雄、报道中国英雄的逻辑往往是其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对中国现存观念的投射。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可以借助中国英雄所展现的全人类共享价值，遵循对象国的思维逻辑，开展区域化、分众化的全球传播。第一，中国英雄故事向西方国家传播，需要挖掘“桥梁式”英雄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他们所召唤的当代精神。集体记忆的形成是分享交流的过程，要以英雄为支点，跳出地理和文化边界，扩大集体记忆的版图。例如，白求恩是连接中国与加拿大友谊的纽带；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帮助中国的穷人，中国和新西兰都将其视为英雄，2014年习近平在访问新西兰期间，称其为中国和新西兰人民的友谊之桥。讲这样的英雄人物故事，既是在讲中国故事，也是在讲世界的英雄故事。此外，中国的英雄所体现的非竞争性和中庸价值，值得西方国家所借鉴。而西方英雄故事弘扬的个体奋斗和个人主义的成分，也值得中国批判地接收。第二，中国英雄故事向周边国家传播，可以唤起儒家文化圈中共同的英雄记忆。比如屈原是朝鲜、日本、印度等国共同崇拜的英雄。据文献记载，屈原的故事及其作品在东晋简文帝时期就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文人更是认同屈原的忠洁品格，1952—1954年日本公演历史剧《屈原》300多场次；印度诗人泰戈尔对屈原的作品《离骚》也大加赞赏。此外，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为关羽建立了关公庙，崇拜他义薄云天的精神；日本将项羽的故事纳入其武士道文化中。这些英雄人物是激发中国和周边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中国可以通过英雄故事打造儒家文化圈的集体记忆，唤起亚洲区域集体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第三，中国英雄故事向其他亚非拉国家传播，需要从民族独立解放的共同经历中寻找英雄人物。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世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浪潮在西方的式微，西方媒体对中国民族英雄的报道有所弱化，而是更加突出人文英雄、国际援助英雄等。而当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观念仍然高涨，“在前殖民地的非洲或拉丁美洲等国家，对中国民族英雄的崇拜依然高昂”。如津巴布韦崇拜革命英雄秋瑾，巴西将保卫国土的祁发宝视为英雄，中国维和部队是卡塔尔人心目中的英雄。共享价值可以实现跨区域团结，上述民族英雄可以激发第三世界国家受众的共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国英雄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在中国英雄的全球传播中，要思考如何将这种精神标识挖掘出来、传播出去并进一步凝固为记忆。要建构与国际公众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符号记忆，通过英雄叙事和情感共鸣重现情节记忆，寻求不同区域国别文化与中国英雄故事所蕴含的价值记忆的共通性。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英雄群体、英雄人物。要挖掘中国英雄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将“我的英雄”转化为“我们的英雄”，使中国英雄故事从民族集体记忆上升为区域集体记忆，乃至世界集体记忆，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加强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编辑：沐紫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0期“新闻与传播”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