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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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智库中心兼职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对于推进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迪人们深刻理解“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产，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宝藏。历史具有鉴得失、知兴替、明事理的功能，学习历史能够正己正物、识己识人、知耻近勇。很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善于在政治场域中创造性地学习历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学习历史能够提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这个优良传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将共有记忆转化为共同行动，将历史锻造为信仰和使命。

以史为鉴，让“史”成为现实政治和行政的逻辑体系，成为从古到今中国人独特的“历史观”。这一史鉴传统，在漫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不断发展和沧桑巨变，凝练为一系列文化精髓，最有标识性的是开拓精神、忧患意识和共富观念等，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

勇于开拓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代追求宏大理想的一种力量展现和执着坚持。《诗经》和《尚书》作为国学的开山之作，记载了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思想足迹。《诗经》以实证性史料的方式和载体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各方面的政治状况，从刚正不阿地批评朝政的民风，到善于纳谏的朝政，更多的是对社会弊端、腐败政治的讽贬，鞭策官府革故鼎新。《尚书》中收集汇编了大量商周以及之前的历史文件和追述上古事迹的重要史料，首篇《尧典》记载，尧帝发明了用“二女、五典、百揆、四门”四个维度，“三载考绩”的方法，考核管理者的人事制度，不仅为后来儒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下了基础，而且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明，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大英百科全书》称其为发生在公元前2200年的“世界考试制度的起源”。《诗经》《尚书》中有很多体现勇于开拓的政治格言，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允恭克让，光被四夷”“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体现了古人强烈的开拓创新思想。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历经坎坷磨难而形成的生存智慧和精神特质。首先，忧患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超前预见。“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中庸》）其次，忧患是对自身、他人乃至国家前途命运的深远关切。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忧患意识的表达。再者，忧患意识又是底线思维的基础。怀忧患之心，才能将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才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将风险预测的关口前移，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周到一些，做到有备无患、防患未然。同时，忧与患的目的是排除隐忧与明患。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善于谋求发展，不放过任何一次发展的机遇，化不利因素为可利用因素，认清有利条件和短板所在，守住底线，争取高线。

共富观念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本、小康、公平、正义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范式。中国古代强调民以食为天，形成了“食货为先”的典章制度体系。从这里引申出民本、民生、均贫富的思想。《易经》有“平施”，《老子》有“自均”，《庄子》有“天下平均”，《论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论述对古代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远影响，激励人民通过艰苦探索，走上善进之路。共富的思想常常通过国家官僚、乡绅自治以及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得到延伸，在“家国同构”的超稳定政治结构中，推进政治地位规则、家庭社会收入分配和代际继承等调均性机制的建立，并通过法律制度使具有“共有”性质的家庭财产在代际分配中缩小家族成员财产差异，缓解古代社会基层资源分配中的失衡。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和“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构想，就是源自古人对殷实社会的向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共同富裕的智慧。

清代龚自珍在《尊史》中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继承史鉴传统，才能深刻理解“中国之治”在进取与守正、常忧与长治、效率与公平中的内在逻辑，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和精神困顿现象，焕发历史主动精神，激励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勇气和信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迪人们在“中国之治”中凝聚改革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以《易》为开端和代表，强调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变是主导，认为必须重视从变的角度和事物关系上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与原则，运用积极主动的变革、更化、维新，在变异中预测未来，降低不确定性，增强确定性，追求动态中的均衡，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辩证观”。

流传至今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这些著作大都不是一人所作，也非成书于一个朝代，而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集体世界观，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智慧结晶。《易》的核心思想是“变”，强调因时因势、以变应变，在永恒的变易之中寻求现实适合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历代改革家都奉“易道”“通变”“自强”思想为圭臬，在实践中继承、运用和发扬光大优秀易治传统，在变中求稳、变中求进、变中求治。

“易道”是指自然和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法则，是有别于“器物”的本质，社会变革不仅要有“坚船利炮”，更要有“高于“器”的“道”。如何把握“道”？古人告诉我们，一是要精于观察，“参天两地，观变于阴阳，发挥于刚柔，和顺于道德，穷理尽性”；二是要及时因应，“人之因应，非无作用也”，顺其自然，有所作为，“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三是要善于适应，唯变所适，适者生存，适时变革。

“通变”是指对易道的践行。“通变之谓事”，通晓变化之理的目的是行动，就是要以变治变，不拘常规、适时调整策略，经过努力去处理好变革中的实际事务。首先，要砺行致远。“谋定而后动”，确定目标后要坚定前行，通过努力和奋斗，日积跬步，不断地取得变革成效，以此激励持续跟进，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其次，要戒慎恐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要以未临而如临、未履而如履的状态，谨慎做事，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前行，不可急于求成，盲目冲动。再次，要先立后破。“成规未可墨守，新法斟酌行之”。在破陈规之前，先建立新的制度，这是大禹治水的经验——先在吕梁山开渠，后疏导汾河水入黄。大的制度创新一般都要以试点的方式先行一步，避免失误。同时，要研究“变革文化”，讲究“变革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有一章论述“通变”，“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他以写作中的继承与革新来比喻变革实践中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把握好事物的边界和力量的均衡。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参考价值。

“自强”是“易道”“通变”思想在自我这一侧发出的变革呼唤。《周易》乾卦的《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要求人们效法宇宙运行不息，不断学习进步，持续改革。后人发挥这方面思想，进一步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思想，具体为“涤旧”“亲民”“新民”的创新意识。“日新”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强调变革的持续性。“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亲民”思想要求为政者要进德修业，提高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做表率，身教重于言教，向民众学习，与他们打成一片。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提出：“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新民”思想是与“亲民”思想并存的两种理解，强调研读经典、践行经典既是“道以自新”，又是“治人之方”，具有提升自己、惠及众人两个方面的作用。在《尚书·康诰》中有“作新民”的忠告，希望人人都关注创新、投身创新，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政教日日益新”，推进从道德修养到治国理政都不断进步，实现政令一新、山河一新的理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迪人们在“中国之治”中更加重视整体性和协同性

诊治传统是包括 “治未病”“治无患”“治已病”三种理念的一种全面整体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古代治国理政的深邃道理，体现了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常急兼顾等管理思想，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治未病”，源于《黄帝内经》所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其核心思想是注重平常的强身健体，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不要等病入膏肓了才四处求医。“治未病”分三步：提前干预，未病先防；初发早治，既病防变；未愈勿急，瘥后防复。要做到“治未病”，医者还告诫，须“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管理者地位虽高却很谦虚，常以理服人，而不采用压制的手段，这是最高境界的治理。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加强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关口前移，以及治理“大城市病”“官场帕金森现象”以及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等毛病，都有一定的启示。

“治无患”，是东汉名医华佗提出的。他说“良医治无病之病，故人常在生也；圣人治无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这一思想是将“治未病”向前引申，提出在常态社会中要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凡事要适度，过犹不及，不可操之“太过”，也不能滞后“不及”。治无患的关键是“应常不应卒”，做好日常工作和生活，就不至于事到临头手忙脚乱。古人不仅把治病与治国融合起来，而且还把治病与治文治学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多维度、交融性研究的学术先河，很有参考价值。

“治已病”是指得病之后的诊疗，相当于治理危机，是将“治未病”向后延伸。为增强人们对未病和已病之间联系的认知，著名医家扁鹊称，他在家中三兄弟里医术最差，因为他只会在病严重的时候进行治疗，而大哥能做到“未有形而除之”，二哥能做到“治病在毫毛”。古人认为，治病的重点是找到“痛点”，诊治法有数十种之多。例如，“不通则痛”，讲经络不通、气脉不通导致疼痛，隐喻政令不通、言路不通会产生严重后果。“不荣则痛”，讲人的气色不佳，表明身体之痛状，隐喻社会“痛点”治理。在古典医籍中，治痛是为了健康，健康是为了延年益寿，“寿”既包含对普通人自然年龄的衡量，更多关注的是圣人、帝王之寿，实际上是研究世代继承的统治权“社会年龄”。比如，《黄帝内经》认为，善于“视万物，分白黑，墙基高，立明堂，见事明主明，视听八达”则“寿长”；“道闭塞而不通，少信，多虑，见事不明，好颜，急心”则“不寿暴死”。先人研究社会危机，发现“寿”的高度，取决于顺民意的广度，提出：“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唯顺而已矣”“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中国诊治传统在顶层逻辑上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人与天地“相参”“如一”“合气”。这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同源性”“同步性”洞察之上的一种生命共同体反思。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就像一个小宇宙，甚至还有类似暗物质的存在。这种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的思想，构建了中国早期的生态哲学，对我们今天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很多启迪。

从传统治理文化中学习现代治理要善于扬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次深刻的革命。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中汲取智慧，不是兴起复古风，而是“明于天人古今之数”，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获取规律性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扬弃，即一分为二，既尊重、又否定，既充分肯定其价值，又清醒看到其局限性。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因此，他提出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取精剔糟，就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既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也不要不加区别地全盘接受。

科学合理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与“糟”，是“结合”的基础。判断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形成先进文化形态，最根本的是看其是否经受住了长期社会实践的检验，是否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传统治理文化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人民创造的文化，第二类是统治者处于上升发展时期的文化，第三类是统治者处于衰落保守时期的文化，第四类是从社会共同经历中创造出的抽象文化。在第一类中，精华较多。如《诗经》《汉赋》中的大多数治国理政思想，就充满了对公平正义、艰苦朴素的肯定，对奢华腐败否弃的积极态度，有着久远乃至永恒的意义。在第二类中，精华多于糟粕。例如，当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上升进步时期提出的“以和为贵”“先义后利”“载舟覆舟”“知行合一”“勤政廉政”等思想就属于精华。在第三类中，糟粕多于精华。如封建迷信、官本位、愚民政策等都属于典型的糟粕，而每个时代涌现的变革者提出的“世无一成不变之法”等思想属于精华，有积极意义。在第四类中，抽象文化是社会为表达传递价值观而设置文化传承印记形成影响力的传播形式。我国历史上长期主导和流行的一些涉及民族底蕴的综合性概念，如礼、义、廉、耻、忠、孝、仁、信，以及民本、大同等，具有抽象真理性、哲理性，可以用其“外壳”和部分内涵，慎用其本义，绝不能用其全部意思。

加强对我国古代政治学与行政哲学的研究，有助于将当代改革发展经验、政府治理范式和时代转型背景厚植于我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有助于凝练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为现实世界提供叙事方式、理论支撑和智识依据。在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建立科学合理的价值评判机制，增强“第二个结合”的边界意识，尤为重要。（来源 ：《国家治理》202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