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胡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胡勇（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新时代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重视传承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能够更好地推动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实现。要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两个方面能有效地助推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实现。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文化产业中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制作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优秀传统文化博大深厚。我们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所记载和流传的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各种远古的神话传说、传奇小说、民间故事；诗词文学、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古董文物等，可以为影视作品、图书出版、文艺节目、教育培训、收藏市场等文化产业所涵盖的领域提供丰富的内容和创意支持。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良好的受众基础，文化产品赢得了受众就赢得了市场和利润。近十多年来，一大批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电影电视作品得到了国内观众的普遍认可，并获得了丰厚的产品利润。

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先秦时期老子强调与“道”为一，以“无为”至“无不为”。庄子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天人合一本体根源是同质、同源，要尊重天然，避免人为”。西汉时期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主宰人间吉凶赏罚，人应遵循天意；天的喜怒哀乐，能为人感应；天能决定人，人能影响天；天与人同类，所以天人合一。”宋明时期思想家张载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王阳明认为：“人与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心与万物一体相通，一气流通，原是一体，所以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是生存秩序的和谐，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关系时能达到秩序和谐。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我们现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不谋而合。倡导生态宜居就是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中华传统美德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一方面，中华民族在长期道德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传统美德，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传统美德助力打造的文明乡风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有效吸引社会资源，从而助推乡村振兴。因此，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发掘传统美德的深刻内涵，让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的精神活力。

“忠孝”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最重要内容，剔除其愚忠愚孝等封建糟粕，继承弘扬其精华，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如“孝德”中的尊敬老人、赡养父母等优良传统，对今天乡村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诚信”是人们修身、立业的重要原则和道德规范。诚信要求做人要言行一致、里表如一、信守诺言；生产经营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贵和”作为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贯穿于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中。“和”乃天道，治家强调“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创业要求内和外顺。只有志同道和、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发展进步。“仁爱”作为传统美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明特质。从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孟子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揭示了仁爱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推己及人，关心、体谅、爱护他人，成为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重要准则。

中华民族一直以文明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社会注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规范，注重人际交往的文明礼貌，注重树立维系礼仪社会的风俗风尚，将礼仪道德作为个人良好品行、社会优良风尚的自觉追求。绵延五千年的华夏历史当中，礼法兼备、宽猛相济，始终是安邦定国之要道。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治理并不能完全依赖于法令规章的“硬约束”，而是要从最根本上培养起每个人的礼义廉耻之心，从而以“软引导”的力量完成社会治理的目标。

中国沿袭上千年的礼治思想，注重法德合一，对古代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两种主要和基本的手段，存在着不尽一致和偶有偏悖的情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礼法交锋还是礼法合流，中国传统社会均以伦常为礼治的中心与核心，构建整个社会运转有效的治理体系。礼治的本质就是为了维持特定社会统治秩序的制度。对于上古时期的人们来讲，举行对天神和先祖祭拜祈祷的仪式几乎是最大规模也是最为庄重的群体性社会活动。为保障这种仪式按照程序顺利进行，对于程序和范式有着至高要求的“礼”顺势而生，成为奴隶主贵族分封国或家的准则，成为平民按照等级进行生产生活的依据，对维护当时的统治起到了规则和制度的作用。我们要吸取传统“礼治”思想，推动“三治融合”，形成治理有效新局面。

生活富裕既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活富裕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富裕，更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裕。中华民族既倡导“勤劳致富”，主张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过上美好生活；又主张“知足常乐”，知道满足以解决精神内耗。

勤劳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行为倡导和传统美德。对劳动的肯定和赞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代经典著作中对勤劳的阐释更是多有论及。《左传》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俭是道德要求，侈是万恶之首。荀子在《天论》中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表达了对勤劳耕作和勤俭节约的认同。《墨子·非命下》指出：“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勤劳是古代人民创造生活和文明的基本力量和重要内核。知足常乐可以让我们精神上更为富足，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精神上的满足，有时候比物质上的满足更加重要。实现乡村振兴，既需要我们继续弘扬勤劳美德，为创造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同时我们也要知足常乐，才能精神富足。(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