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孟著:为乡村振兴插上“农业保险+”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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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孟著（民建湖南省财政与金融委员会委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2019年10月，中国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问题作出决策部署。《意见》（十一）部分专门以“鼓励探索开展‘农业保险+’”为题，对如何运用“农业保险+”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此问题作了详细论述。运用“农业保险+”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被寄予厚望。
  用“农业保险+财政”创新财政补贴方式
  农业保险是国际上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农业保险支持政策，是国际上公认的“绿箱”政策。迄今为止，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农业保险支持政策。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支持政策采用的主要是农业保险保费直接补贴方式，而在美国、加拿大、韩国、欧盟成员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已将这种方式列为“黄箱”政策。为了尽快满足农产品国际贸易“绿箱”政策需要，应对其进行“国际趋同”改革，运用“农业保险+财政”创新财政补贴方式，逐步由单一的以针对特定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为主的“黄箱”政策，转变为综合性的以农业保险机构经营费用补贴、再保险费用补贴和大灾风险补偿为主的“绿箱”政策。让“农业保险+财政”在世贸组织“绿箱”政策面前畅通无阻，让“农险+财政”成为破解“谷贱伤农”难题、撬动财政资金倍增效应的有效工具。
  用“农业保险+财政”发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近年来，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不断发展壮大，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农业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质量安全风险也在与日俱增，迫切需要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用“农业保险+财政”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保驾护航。
  首先，建立完善有利于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农业保险+财政”财政补贴机制。为缓解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对种粮农户因农产品价格市场波动导致的收入影响，中央实行了将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直接补贴给农民的“价补分离”政策，这不仅涉及到“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问题，若用“农业保险+财政”的方式将直接补贴改为价格指数保险或收入保险等间接保险保费补贴，无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其次，探索建立基于“农业保险+财政”的适度规模经营信贷协同支持模式。中国太平财险、天门市政府和天门市农商银行联合开发的“政银保”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基于“农业保险+财政”的适度规模经营信贷协同支持模式。在该模式中，中国太平财险为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所需资金提供无抵押、无担保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以保险增信为媒，天门市农商银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服务。
  第三，建全完善基于“农业保险+财政”的“全链条”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在粮食主产省开展面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专属农业大灾保险产品试点，建立完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专属农业大灾保险制度，进一步拓展农业风险保障覆盖面，不断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抗御大灾风险的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用“农业保险+财政”边际改进“减贫效应”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的最佳手段。随着脱贫攻坚的持续深入推进，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正在呈“边际效应递减”之势。2013至2017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2786.88亿元，年均增长22.7%。与此同时，贫困发生率也从2013年的8.5%下降到2017年的3.1%，而每新增1亿元的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却从2013年的26.47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6.75万人。
  以“农业保险+财政”组合工具替代单一的财政工具，将财政“直投”替换为依托保险机制间接投入，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扶贫精准度，遏制寻租和腐败现象，最终达到边际改进“减贫效应”之目的。
  国际经验表明，当贫困发生率降到3%左右的水平，减贫的方式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为主。世界银行发布的一篇政策报告显示，贫困发生率将长期收敛于3%以内的区间范围。由此，该报告把2030年全球贫困发生率设为3%（2.5亿贫困人口）。该报告还举例指出，韩国1990年贫困发生率已控制在3%以下，之后采用的减贫措施将以保险类工具为主导。
  我国的贫困发生率已降到3.1%，使用保险工具“恰逢其时”。运用“农业保险+财政”边际改进“减贫效应”，应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贫困群体的特殊需要，探索创新合乎自身实际的针对性、个性化、定制化产品组合模式。就其主要致贫原因而言，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大病保险保费补贴的形式将财政扶贫资金转化为大病风险补偿金，有效破解“因病”致贫难题。同时，运用保险“纽带”联结机制，还能做到医保、商险、慈善等扶贫资源间的互补联动，协同解决大病费用经济补偿全覆盖问题。二是通过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将财政扶贫资金转化为农业保险风险补偿金，精准滴灌至“因灾”致贫病灶。三是通过协同建立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的形式将财政扶贫资金转化为扶贫风险补偿金，化解扶贫产业、扶贫保险运营等各类风险，增强脱贫攻坚内生动力。如宁夏建立的“风险补偿资金池”机制，扶贫保险亏损由资金池按约定比例分担，盈利按约定比例返回资金池周转使用。
  用“农业保险+政府+银行”构建涉农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经营性各类贷款中农户贷款占比不足5%。客观地讲，这是涉农信贷机构风险缓释机制缺失条件下内在运行逻辑使然。运用“农业保险+银行+政府”构建涉农信贷风险补偿机制，能够补齐涉农信贷机构风险缓释机制缺失短板、加固涉农信用链条，有效破解涉农信贷风险高、信贷机构放贷意愿不足导致的“血脉不通”难题。实践中，宁波市政府牵头建立的“小贷险”联动机制，就是“农业保险+银行+政府”涉农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典型案例。在“小贷险”联动机制下，银行与保险机构按3: 7分摊贷款风险，保险机构超额赔付部分由市政府风险基金进行补偿，财政资金效用放大近300倍。与此类似，山西省探索建立的政府、银行、保险、实施主体、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位一体”扶贫小额信贷机制，已经成为山西省涉农信贷的标杆产品。
  用“农业保险+”织密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网
  一是探索运用“农业保险+期货（权）+订单农业”机制，有效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在该机制下，可以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促进农产品市场供求均衡。同时，还可以运用该机制助推目标价格保险和收入保险尽快“落地生根”。在该机制下，保险机构可向期货公司行权，全部赔款由期货公司以套期收益的形式支付给保险机构。人保财险同永安期货、吉林云天化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共同探索建立的“农业保险+期货（权）+订单农业”模式值得借鉴。
  二是探索建立“农业保险+财政”农业再保险机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等23家具有农险经营资质的保险机构和中国财产再保险共同发起组建的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至今已运用市场的方法累计为相关主体提供再保险保障6000多亿元。若采用“农业保险+财政”农业再保险机制，其在调动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积极性、增强保险机构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必将发挥出更大的效能。
  三是探索创新“农业保险+信用保证保险+保险资金投融资”模式，打通保险资产端和负债端，打造从风险保障、信用增信到保险资金直接投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链条。
  四是用“农业保险+科技”赋能新型农业保险体系。一方面，要建立完善基于卫星遥感、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支撑的“天空地”立体化农业保险服务体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农业多维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为用户提供产量预测、质量安全跟踪监测等定制化、个性化、精细化信息服务；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延伸农险数据产业链，为用户提供市场行情、风险预测等增值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