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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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标识了使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然而，作为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性过程，现代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被有意或无意以“现代化＝西方化”，抑或作为其变形的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等观点充斥。在此背景下，对“两个文明”相协调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深入阐发，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由此才能真正回应现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这一重要问题，才能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及其种种变形，才能在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的同时，认清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理论逻辑：“两个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必然结果

“两个文明”相协调之所以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根本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所立足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对西方现代化所依据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进行存在论变革的结果。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存在论革命看，以“自我意识”为落脚点，并根据“意识的内在性”原则来制定方向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只能在物质和精神、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有将“自我意识”还原为“现实的人”，并根据“感性的活动”原则来制定方向，才能实现物质和精神（思想、意识）的辩证统一、协调发展。在此意义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即“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必然性从历史唯物主义所发动的存在论革命来看，具体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将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那个只能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做非此即彼选择的逻辑起点——自我意识，还原为了“现实的人”。在进入对“现实的人”的讨论之前，不妨先来思考何为“自我意识”及其作为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为何只能将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存在论变革及其对于“两个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所谓“自我意识”，在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那里就是指一种表象性思维能力，即一切存在物只有进入主体的表象性思维，被带到主体面前，才能作为主体的对象成立。而那些尽管具有“形式-质料”“实体-属性”结构的物，只要暂时还未进入主体的表象思维领域就并非真正存在。这就意味着对象是否能够存在，取决于它是否进入到主体的表象性思维。如果对象能够进入主体的表象性思维，那么等待作为对象的存在物的唯一命运，与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是消亡。这是因为，既然对象在自我意识那里只是一种被设定的产物，那么当意识能够以消灭对象来获得更多利益时，它必定会像随意设定对象一样，随意消灭对象。并且，自我意识的这种设定本质上就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消灭对象一开始就蕴含在其设定的目的之中。

这一点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其后果中可以窥见：伴随着主体性的过度膨胀，人类欲望被无限地放大，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和实质性权力的经济发展局面。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或者说“发展＝经济增长”的导向下，人类被贬低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机器的一个部件，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替换，并由此面临灭亡的风险。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人类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的剥削与压迫，自然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为追求资本利润而宰制的对象。这种宰制可以说是无底线的，因为在资本成为实质性权力的社会境况下，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决不会在片刻的、有限的利益满足上停滞。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为了从自然对象身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主义现代化便不顾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客观规律，任凭主体性对自然对象实施一种无限度的宰制。在此意义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等关系之间造成一种二元对立关系，乃是以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面对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未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哲学基础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根基处，洞见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之逻辑起点——意识，在根本上只是被意识到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此意义上，参与现实生活过程的人即“现实的人”，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变革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根本上不取决于他们如何思想，而是取决于他们在既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下能够生产什么以及怎样生产，即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就意味着，在物质与精神之关系中，物质不是自我意识（思想、精神）设定的产物。相反，物质因素才是第一性的，精神因素则是作为其衍生物而存在的。诚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对物质因素之第一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精神因素只能一味地受其牵制。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这样写道：“物质生产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换言之，精神文明自身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是对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作用，进而导向一种相互作用。在此意义上，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不是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是，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感性的活动”之基本原则，摆脱了在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地平线”上无法克服的困境，即“意识的内在性”基本原则决定意识无法洞穿物质。这种“意识的内在性”，一方面体现在自我意识对物质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与统治性。如果说上述作为自我意识设定的物质，还只是指物质来自于精神世界的设定，那么这里对物质进行规定的自我意识则是绝对的意识或理性，即“一种不求假于外的、‘无对的’活动”。尽管精神世界构成了具体的思维规定或具体的思辨环节，在此环节中物质作为自我意识的异在形式而被规定，但这些规定或环节只不过是绝对理性的展开。在此意义上，精神世界割断了其与现实生活过程的关联，从“反映”现实生活过程的角色转换为“先行规定”现实生活过程的角色，由此成为抽象的精神世界。

“意识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中。尽管黑格尔借助一种辩证发展过程——意识从自身而出，经由外部事物，然后向自身返回——来使意识有可能触及外部事物，但这种思辨辩证法归根到底只是意识在自身内部做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运动。因此，意识所触及的外部事物，不过是意识所设定的产物即外化的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意识并未触及社会-历史之现实性事物，更不用说对这种外部的物质世界进行“洞穿”。

由上可见，在作为西方现代化之哲学基础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中，意识（思想、精神）与物质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并且意识并不满足于在自身内部的停留，而是妄想从自身这个绝对的、不假于外的、封闭的领域中“出离”，即把外部事物作为意识的异在形式、中间环节，这被海德格尔视为一种无法克服的困境。因为只要人们“从Ego cogito（我思）出发，人们也就不能突破它；因为，Ego cogito（我思）的基本建制就在于（同时，莱布尼茨的单子的建制也在于），它没有任何可供某物能够进出的窗户”。若要克服这一困境，就必须瓦解“意识的内在性”原则，而这同时也意味着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基础及其二元对立特征的瓦解。

在洞穿意识内在性的问题上，或者说打破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之二元对立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选择立足于“感性的活动”原则之上。所谓“感性的活动”就是指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从事感性生产活动的人即现实的人，一向是“在外”的，他不需要从自身“出离”，因此也不会遇到上述那种难以克服的问题。这是因为，与意识主体不同，现实的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这种对象性存在物最为明显的表现就在于，他首先需要生产用来维持自身生活的物质资料。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到马克思为何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视作“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非自我意识的存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到人之所以能够维持自身作为生命的存在，或者说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存在，根本在于其对感性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也还是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到人的思维（意识、精神）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不是在意识内部做不停息的、旋转的运动问题，而是感性的实践问题。只有通过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才能真正破除主体与客体、物质和精神之二元对立。

但问题是，如果人们能够通过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克服自身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之间的对立，那么为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难道“感性的活动”不是对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之二元对立的克服，而是对这种对立的深层推进？从表面看，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确促使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和激烈。但这并非是由于感性劳动的原因，而是感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感性劳动沦为一种异化劳动，由此使得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对立愈发激烈。

为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上述二元对立关系，马克思基于“感性的活动”原则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劳动者当下无法从其劳动产品中确证自身本质这一生存处境乃是资本主义历史性实践生成的结果。既然是社会历史生成的结果，它就不能被人为地、强制地永恒化，或者说被唯心地、浪漫主义地、抽象地批判，而只能从当下的历史性实践出发，从中筹划进入未来社会的可能。这就需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雇佣劳动和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一种劳动主体能够在其中确证自身作为“人”的本质的未来社会。这种未来社会是对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对立问题的真正解决。

由上可见，马克思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发动了存在论革命，使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只能在物质与精神之间进行非此即彼选择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建制彻底瓦解。立足在新的起点和基本原则之上，历史唯物主义必然导向一种真正解决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本质、主体和客体之矛盾的未来社会。在此意义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理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以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哲学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具体表现在：前者必然导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后者只能导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二元对立的现代化。

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对“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历史探索具有接续性特征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不仅需要追溯到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还需要置身于中国共产党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不懈追求的历史过程中。回首过去，不只是为了不忘来时路，更是为了展望未来，特别是展望一种推进“两个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勾勒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从历史逻辑层面深刻阐发“两个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特色”所在，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也是在中国前所未有地站在了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的十字路口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较为具体地勾勒了新中国的图景，即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如果无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独立且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无法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现夯实物质基础，无法实现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所必需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及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那么所勾勒的新中国图景只能是完全的幻想。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可以看到，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在原则上有别于旧中国的国家才能通向光明的路。这条“光明的路”既需要坚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奠基，也需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底色。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中进一步表明，新中国乃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驾齐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随后，在具体回答新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并依据形势和发展任务对其进行调整，即从“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了“两个文明”相协调的深刻意蕴。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明确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向而行的战略方针，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时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以确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发展方向的正确引领。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我们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之协调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的间接文献依据，那么直接的文献依据就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我们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和更高的历史起点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全国人民也必须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梦想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这是因为，对内，我国在经济、综合国力方面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在政治制度上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对外，我国同世界上的各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进正在加速演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较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深化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理念。

其一，将“文化建设”上升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之相互协调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中，文化要素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旨在为其他要素的发展，特别是作为根本的经济要素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对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化对文化建设毫不在意，相反，只需审视其建立的一套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机制及其对世界各国的强力渗透，就能了然西方现代化对于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然而，由此便能认为西方现代化也是一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道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西方现代化在哲学理论和文明根基处所依赖的“意识的内在性”原则必然会抽离附着于物质之上，并且对物质的生成具有本质性意义的社会-历史之现实性要素，从而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把一切原本具有质的、个性的存在物抽象为资本这种纯粹数量关系的物提供理论根据。换言之，以资本为中心、建基于近代主体性哲学之上的西方现代化，在理论逻辑和实践中必然导向对具有个性的人类进行数量化的合理化原则。这种合理化原则尽管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财富，却也使人类陷入精神的贫困。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在理论逻辑和实践中必然导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原则。

其二，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因此，当中国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文化软实力也应与物质硬实力同向而行、比翼双飞，由此才能凸显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本质区别。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化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催生了对人类生活世界进行全方位宰制的资本和货币，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之互动、人与人之交往的尺度除了资本、货币以外，再无其他。与此同时，拘执于意识内部的思辨形而上学，还为西方现代化将一切化约为量的资本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主体性哲学与资本权力是推进西方现代化只发展物质财富、工具理性的共谋者。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构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一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才能真正开辟一条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和部署了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这一总的战略安排中可以看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实现的前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本身。为此，中国共产党必然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协调发展作为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

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以“两个文明”相协调为价值导向

如果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中国现代化之历史性实践中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性实践中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便是这种不懈追求的核心所在。只有深刻理解以“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以“两个文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高层次上的协调发展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由此在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的同时，认清中国式现代化所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此，可以从以下实践逻辑来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指作为人类本质性构成要素的物质和精神，它们是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由于社会-历史之现实性条件的影响，作为人类本质性构成要素的物质与精神往往并不能同向而行，抑或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能够同向而行，但只是低层次意义上的。譬如，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过程中，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这种社会主要矛盾与其说存在于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之间，不如说存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种客观内容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以及作为其衍生物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精神内容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换言之，当今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向而行的，因而现阶段所需要解决的便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以及作为其衍生物的精神需要如何在更高层次上相互协调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作为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不像资本主义现代化那样，先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因素，然后再去对二者做形式上的协调，而是在不断获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初步协调的基础上继续追求更高层次上的相互协调。

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两个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协调发展之追求，是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标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宏观层面上对于特定历史阶段中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把握。在微观层面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通过做大“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就是作为人类本质性构成要素的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在具体层面的表现，如就业的保障问题、子女的上学问题、食品的安全问题、看病难和贵问题、老人的养护问题，等等，再如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问题、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弘扬问题，等等。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再简单地停留于就业、上学、建设生态空间、精神家园的层面上，而是由原先的有学上、能就业、建设生态空间和精神家园等问题转变为上好学、就好业、扩展绿色生活空间、共建向上向善精神家园等问题。

其二，坚持“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因素，更包括作为其衍生物的精神因素。也就是说，在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及作为其衍生物的精神需要如何在更高层次上相互协调。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和解决，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乃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深刻地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就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在现代化的选择上及在中国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上，中国必然选择现代化，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上，中国不可能选择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而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么根本无法指导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不用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处在一定程度上的“两个文明”之协调发展状态下，这是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不懈追求的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阶段性成果。而在迈向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协调发展推向更高的层次。只有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朝更高的水平、更高的层次同向而行，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若不顾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仅满足于低水平、低层次意义上的“两个文明”之协调发展，那么中国社会根本不能获得更为健康、更为持续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也难以最终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改弦更张”，这既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积极呈现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开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并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也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承担起了抵御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缺陷的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此避免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元对立及其畸形发展，以及暴力冲突、社会动荡、自然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因此，共同抵御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二元对立等内在缺陷，这是新征程上坚持“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所在。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所谓“互相成就”，即是要经由“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融合和贯通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和日常行为中，才能在中国牢牢扎根而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具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和谐共生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这种“结合”中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结合”不是“拼盘”，而是存在着高度契合性，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理念上也得到了充分展现。例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对于物质与精神之关系的描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物质与精神之关系的探讨——思想、意识、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相契合的。二者均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则是物质的衍生物，并随着物质的发展而发展。再如，中国古代的厚德载物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意识的能动反作用的强调也具有相通相融之处。在此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可能的。

其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原因之一就在于这是一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蕴含着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驾齐驱的理念，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蕴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同向而行、协调发展的理念；再一方面还蕴含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这种共同富裕理念不仅要求全体人民在物质方面的共同富足，还要求全体人民在精神方面的共同富有，即要求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共同富裕。

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坚持，亦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拓展。这种拓展一是表现为物质文明（物质经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化）之协调发展，在内容上转变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之“一体”发展；二是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协调发展，在层次上上升为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共同富裕。由此可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朝着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在。

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这条协调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社会在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立足于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方位，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国式现代化之协调发展道路，才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所在。这既是由中国式现代化所立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所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探索所决定的，还是由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性实践以“两个文明”相协调为价值导向所决定的。当“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及其种种变形被有意或无意地渗透进世界现代化进程，惟有从根本上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以及使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才能有力驳倒那种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现代化一种模式的错误观点，才能真正划清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之原则界限，才能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来源：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