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澳：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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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澳，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普世性与唯一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意义重大，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最新体现。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内容之一。“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中，系统剖析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唯物史观核心内容，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是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从而得出数字经济是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是辩证统一关系，资本主义工业化驱动现代化生成的历史逻辑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和完善的重要前提，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而此处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又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

一、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现代化生成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典型地体现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驱动了现代化生成。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产物，是工业化的延伸，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由工业化驱动生成的历史逻辑。1.工业化驱动现代化生成是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历史特征纵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可以将现代化大致区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其中，典型的现代化模式当属资本主义现代化，具体可以分为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等，苏联模式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早期代表。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它通过工业革命率先由传统封建社会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以工业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强大经济体系，并通过工业化带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多维度变革，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人类现代化社会的未来图景，并被后发国家视为现代化的经典样板。美国现代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美国效法英国首先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通过大规模修建铁路带动钢铁、石油、机器制造等大工业蓬勃兴起，这催生出大批现代工业企业，为现代企业形成和统一大市场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成为工业强国。此后，美国抓住第二次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通过发展现代技术与制度创新，依靠强大的科技、广阔的国土与移民，加速发展为现代化强国。德国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通过优先发展工业化与市场化来推进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重视科学技术创新，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制造业。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期代表，其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进程单纯按照资本主义逻辑发展的局面。苏联现代化模式仍然强调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提出现代化等同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苏联通过发挥计划经济体制优势，着重加强国家现代工业建设，重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机器研发，在较短时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具有代表性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总结代表性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无论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差别，各国现代化生成的逻辑起点均在于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源头，工业化发展可以带动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的串联式实现，并引发整个社会在民主、法治、科技、民生等多领域实现全方位变革。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浪潮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而且推动了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生产效率在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从农业经济时代走向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801年的28%跃升到1871年的42%，成为英国的主导产业。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870年至1900年德国钢年产量从17万吨增至665万吨，铁年产量从139万吨增至852万吨。到一战前夕，德国已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成为其主导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1950年至1971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108%，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73.3%。到197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工、农、交通和对外贸易等主要经济指标稳居世界前列。因此，工业化驱动现代化生成是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历史特征。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蒸汽到电气再到信息化发展一步步推动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世界各主要代表性国家的现代化均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它们从工业革命出发，以生产力进步推动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经济基础的变化又推动上层建筑在民主、法治、文化等领域实现现代文明的提升。2.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现代化生成的历史规律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将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使生产和生活更加智能化、便捷化和高效化。数字经济具有后工业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基于技术进步实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革。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人类社会推至一个新的高度。数字经济成为提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是后工业时代现代化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引领现代化发展遵循了现代化生成的历史规律，根本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是技术驱动型经济形态。数字技术叠加数据要素的使用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方式，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结构纵深发展和迭代升级，可以大幅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同工业化驱动现代化生成逻辑一致，数字经济在改变人类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引发了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数字治理与数字生活应运而生。因此，数字经济全方位改变着人类社会，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数字经济的深刻影响，数字经济推动现代化纵深发展完全符合现代化生成的历史规律。数字经济是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数字经济的出现与发展遵循现代化的历史规律。我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导致现代化动能不足，进程缓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要牢牢抓住发展数字经济这一重大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内源于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发布的相关数据，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41.5%。我国数字经济在2012年至2021年的年均增速高达15.9%，显著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速。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数字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带动了数字产业的高速发展。通过不断推动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革新，我国数字产业链不断升级，产业集群发展取得重要进展，数字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已达到9.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的比重达到7.6%。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一、二、三产业，实现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制造业数智化发展带来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以及生产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就是典型例证。2022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已达到41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的比重增长至33.9%。数字经济起源于后工业时代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其发展逻辑体现了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基本规律。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本质上就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生成的历史逻辑的根本遵循。

二、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两大原创性重要发现之一。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进行了拓展。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深刻反映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对经济社会形态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1.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引擎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生产力进步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人类社会能够进入现代化阶段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业革命本质上是科技革命，深刻体现了科技进步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全方位进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的科技创新让大规模使用机器设备成为可能，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机器的广泛使用也推动了分工的细化与合作，资产阶级领导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展起来，进而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资产阶级实现了“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壮举。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由技术进步驱动生产力水平提升，进而推动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原理。生产工具和劳动者是影响生产力水平的两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工具也发生革命性变化。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工具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创造出自动化设备、数字软件、数字平台等新型生产资料。这些新型生产资料在解放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能够打破链接障碍，实现较大规模的人员在线协作，产生规模协同效应，从根本上提升生产力水平，实现生产方式革新。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智能化设备的出现让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大量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被替代，催生出新型劳动形态——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者只需配备电子设备与移动网络，就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围绕数据要素进行搜集、处理、生产与加工等工作，劳动形式、劳动地点与劳动时间出现数字化、虚拟化、灵活化、弹性化等新特点。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以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这不仅符合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理论以及社会主义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要求，而且有助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破除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2.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人类文明形态的不同根源于生产方式的变迁以及其引发的社会形态变化。在唯物史观视角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代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阶段性历史过程。“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也由此掀起了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这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观察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的客观环境。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封建社会的差别，马克思发现“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他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发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形态变迁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是人类生产方式演变与发展的结果。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并由工业化衍生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因此，基于唯物史观，现代化过程不仅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表现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将推动中国加快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生活和数字化治理是具体体现。一是数字化生产。马克思指出：“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产业发展后形成、汇聚的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一旦应用于一、二、三产业，将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提升效率，驱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进而生成数智农业、数智制造业、数智服务业等。这不仅有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二是数字化生活。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推动人们的衣食住行实现数字化升级的同时，还能够拓展并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有助于为人们提供智慧化、便利化、人性化的高质量数字化民生服务。三是数字化治理。在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同时，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数字化治理的出现，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利用大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将改变原有的政府管理和运行方式，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精准性、有效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3.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一切发展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资本逐利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他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虽然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现代化发展，但是在资本把持下的科技创新成果只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不是由全体人民共享，科技异化也使得广大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与压迫加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字技术创新虽然为社会带来了更便捷的生产方式、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更多样的岗位选择，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控制下，仍然存在财富在资产阶级手中积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劳动异化加剧、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冲突不断暴发、生产产品数量相对劳动者购买能力过剩、新形式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以及自然界被过度掠夺、生态危机频繁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能够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随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凸显，这些国家出现现代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的现象也不足为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我国对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使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平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防止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字平台垄断以及资本无序扩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对资本设置“红绿灯”，既发挥资本追逐先进技术并与之结合为新产品、新业态的优点，又规范、引导并克服资本无序扩张和无限增殖从而侵蚀政治、意识形态与公众生活的缺点。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蕴藏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推进为全体人民所有的现代化。这也不难解释为何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便走完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现代化，而非西方的“串联式”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及其优越性的体现。

三、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特征，又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1.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物质财富需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更蕴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义。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物质财富需要。数字经济以创新为先导，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从而为经济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融合发展的态势，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直接有助于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从而满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为提升全社会物质财富生产与供给能力注入强劲动能。我国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从2012年的1.66上升至2022年的1.75，数字经济生产率水平和同比增幅都显著高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起到了支撑、拉动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农业、制造业等物质财富创造重要产业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有利于增强产业链韧性，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催生出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17%，是物质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数字经济发展还直接推动了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我国高质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夯实物质财富创造的基础。数据要素被誉为“21世纪的石油”，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因此数据规模越大、种类越多，越能释放劳动生产力，越有利于物质财富的产出与创造，拥有14亿超大规模人口的中国具有他国不可比拟的数据资源优势。数据要素的生产与使用将激发数字时代人口红利新形态，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2.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面临着城乡、南北、东中西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数字经济是以数字科技为基础、信息为核心，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化手段进行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变革的新型经济形态，有利于推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城乡融合发展等，从而有效改善当前的不平衡状态。发展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运用数字技术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可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破除农村人才、资本、技术要素缺乏的限制，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线上购物等方式丰富农产品的销售途径，提高农民收入。2022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自2020年1月我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上线以来，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400亿元，帮助了832个脱贫县的近300万农户巩固了脱贫成果。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我国基尼系数从2005年前后的0.485下降至2022年前后的0.466，并在突破“胡焕庸线”方面起到了典型的示范效应。数据显示，在2013至2018年期间，“胡焕庸线”东西部两侧的电商数量比值下降了28%；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东西部差异下降了26%；东西部物流到货时间差距缩小了9.25%。此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对脱贫人员开展跟踪及分析，强化就业扶持，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的发生，持续巩固脱贫攻坚的胜利成果。东数西算工程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导东部算力运用于西部，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数字化产业快速发展以及集聚效应的形成，并推动中西部地区智能农业、远程教育、智慧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的形成，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缩小区域差距。3.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积累，还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基建的打造，更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塑造数字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数字技术能够使文字、图像、声音等传统文化形态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为系统化地保存、记录、传承民间文化提供了可能，极大丰富了文化产品的种类，也为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多元的途径。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文化产品传播的准确性，有效定位消费者喜好，解决传统文化产品供需不均衡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将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文明、科技与生活充分地结合起来，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从而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方式，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了社会精神文明程度。数字经济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等的使用，可以丰富育人方式，为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提供更多途径，提高教学科研的便捷性、精准性和前沿性。数字政府建设以及公共服务数字化发展可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效率，打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获得性壁垒，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均等化、精准化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则能够在交通、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提升便民、利民、惠民程度。4.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现代化基于获取剩余价值这一最高原则，对自然界进行无止境的掠夺，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从而引发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以及能源短缺等问题。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时期，发展低碳经济意义重大。数字经济从发展理念、技术特征、产业属性等方面助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因此数字经济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赋能电力、石油、石化等传统产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资源管理水平，有利于传统高耗能产业实现多环节的节能减排、提质增效。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能够实现研发成本的大幅度压缩，加速新能源创新，推动能源结构变革。利用大数据合理安排计划流程、物料调度，有利于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实现产业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生态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数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利于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治理水平的提升。通过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平台，对生态环境指标实行实时动态监测，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完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加强环境监测，实现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数字经济为低碳出行、绿色消费、远程办公、线上购物等提供了先进的解决方案，有力支撑了生活方式的绿色发展。5.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合作研发、区域性数字经济合作共建以及全球经济人文交往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是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国际研发合作为人类发展谋求共同利益。通过开展数字技术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等活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作用，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世界难题。数字经济的技术性、融合性特征可以推动各国产业的迭代升级与合作发展，数字技术的使用还可以增加交易流程的透明度与简便性，降低国际贸易成本，缩短交易周期，赋能国际贸易蓬勃发展。二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合作，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加强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合作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找到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从而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和企业建立起数据共享的平台，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减少数字鸿沟、缩短数字贫富差距，同时有利于各国合作探索构建数据安全监管与保护体系，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则。三是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深化国际经济与人文交往，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随着人文交流载体与内容的数字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加便捷高效地浸润各国人民，从而加强全球文明交流共鉴。

四、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拥有超越资本主义的重要保证

数字经济发展是普世的，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又是独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加速发展，并且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力量。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必胜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与实践强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首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中央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作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发展促进生产力进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其次，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西方政党“政治内耗、效率低下”的弊病，具有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的非凡组织能力与领导特性，能够激发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并充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保障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进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最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与总体发展布局谋划中的核心位置，避免了西方政党竞选体制带来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不连贯性，能够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数字中国布局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确保现代化建设能够锚定奋斗目标不断前行。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胜法宝。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优势所在中国式现代化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不断筑强经济基础，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对现代化道路的强力支撑作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天然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明显的制度优势以及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公有制的“普照之光”，既解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对社会化生产的阻碍，又避免了单一公有制存在的僵化、缺乏活力的问题，能够充分发挥公有制的强大整合力，释放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动力，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进入社会生产过程中；既能避免贫富悬殊现象的出现，又能激发数据生产要素活力，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效率缺乏的弊端，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经济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数字营商环境等能够有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所在。3.坚持人民至上是价值指归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坚持人民至上、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制度保证。只有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解决关系人民利益的各种问题，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向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决定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和发展逻辑，超越了西方“以资为本”的价值立场和逻辑导向，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如数字技术研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和数字资本使用、数字场景营造等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满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非遵循资本逻辑发展导向。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让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被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才能避免贫富差距、精神空虚、生态恶化和“数字霸权主义”等。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让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切合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特征，才能将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使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人民性特点，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之规律，避免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阶级分化与矛盾对立的老路。

结  语

基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得出，数字经济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的重要驱动力量。因此，要坚定数字经济发展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保持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研发攻关，实现数字技术自立自强，保持世界前沿水平；要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区域、城乡差距，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坚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导向，当前尤其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要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数据要素价值挖掘与使用机制建设，缩小数字鸿沟，保障数据安全；要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使数字经济成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基石；数字技术攻关、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人才培养，因此要在教育强国目标导向下，加大对数字人才培养力度，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关键支撑。

编辑：刘一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3期“经济理论与实践”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