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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策略] 蔡小菊: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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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菊,女,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人类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情怀,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必然选择。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化虽然最先生成于西方世界,但西方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版本和绝对模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轨迹,而是多元和有差异的。不同民族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伟大创造和实践成果,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这幅图景既有物的层面,亦有精神层面。作为一项深刻变革实践,精神追求、精神动力、精神气质、精神境界等精神性因素广泛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凸显出了别具一格且又不可替代的精神气象和优势。实践表明,精神上拥有特色、力量和高度,才能站得稳、立得住、行得远。“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中国式现代化从形成到推进、从理论到实践、从内在修为到外在图景,都呈现出独特且鲜明的精神属性规定、精神价值取向、精神动力支持和精神风貌气度。深入分析这一精神标识和优势,有助于进一步洞悉和把握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精神密钥。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精神内核
自然界生物的运动往往是自在的,甚至充满盲目性,但人类社会的运动往往是充满自为性和目的性的。现代化作为一项深刻的社会变迁或变革运动,不仅要考虑它的实践性问题,还要考虑其背后的观念认知、情感态度和思想活动。也就是说,现代化的精神维度不可忽视。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起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相对于过去的历史是明显的文明进步,“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塑造了新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文明形态”。但驱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发生的内在机制,不能只考虑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的驱动,更要考虑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开启的启蒙现代性探索。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迷信,高扬理性,推动了韦伯描述的世界“祛魅”过程。宗教神威的衰落、世俗生活的肯定、理性权威取代神的权威、人取代神,是催生资本主义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精神力量。韦伯把“理性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在他看来,西方之所以能最早踏上现代化,问题的核心在西方文化内在固有的“理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会衍生“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而“资本主义企业则在此心态上找到最适合的精神推动力”。总之,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运动,物质性、制度性和精神性因素都不可忽视,而且缺一不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指导思想和精神内核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最大精神标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和践行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和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伟大创造。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华民族,西方现代性文明猛烈冲击中华文明,使得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这场中西文明的碰撞中,西方工业文明明显占据了上风,东方古老的农业文明被迫与西方文明产生联系,被动卷入现代化浪潮。巨大的民族危机驱使一些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先后掀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变革性运动,也进行了旨在开启新的国民性改造的传播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文化探索。这些探索使得一些现代化要素在中国扎根,但最终都没有促使中华民族摆脱真正的危机,也没有引领中华民族取得理想的现代化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旧制度的羁绊、帝国主义殖民压榨的本意以及简单移植西方现代性要素,是这些现代化探索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现代化的冲动虽已被激发,但显然西方现代化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在何方?历史仍在继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促使“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特别是“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现代化探索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命运转机。马克思主义作为致力于人类解放的科学信仰,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后,催生了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社会政治统治者的新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提出反帝反封建目标,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基础、制度架构、思想文化体系的颠覆性重构,促使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建构的命运转变。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总结反思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等伟大实践,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和推进的历程,无论思想观念如何多元碰撞,实践创造如何丰富多彩,环境形势如何错综复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根“精神红线”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在内涵属性、价值目标、方式方法、发展图景等方面都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追求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但共产主义既是“远大理想”,又是“现实的历史过程”。“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所以共产主义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需要立足实际不断加强有关元素的现实实践与积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具体国情、奋斗目标和战略规划相结合而绘制的发展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引领和激发下的中国创造,而且中国式现代化每推进一步,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道路上的“实践累积”和“成果铺垫”。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动典型,有力地驳斥了“共产主义渺茫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思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走向强起来的同时,也惠及了世界上诸多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煽动性、蛊惑性和攻击性论调却从未断绝。20世纪末苏联改革的失败和最终解体,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苏联在现代化改革上丢弃了马克思主义,掉进了西方设置的思想舆论陷阱。苏东悲剧加剧了“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的叫嚣,也导致少数“全盘西化”主张再次沉渣泛起。此外,针对中国改革的错误论调如“资本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也时而泛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造成不小的舆论和心理干扰。一些心怀叵测的西方大国习惯于殖民思维,总是散布“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舆论,不断借机攻击、围堵甚至破坏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企图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基,妄图操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资本主义。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习近平也反复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面对各种干扰和破坏,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对照马克思主义信仰所倡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和视野,以中国式现代化之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升马克思主义解释力、说服力和引领力。中国式现代化因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个精神内核,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呈现出了人民性、公共性、普惠性、和平性等显著的道义性精神品格。
二、坚持独立自主探索和选择的精神风骨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的扩张,推动了民族性或地域性的历史加速走向了世界历史,“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现代性的开辟和世界历史的推进,“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来,并因此而使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率先开动的现代化车轮,“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尽管这种文明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但相对于以往的传统社会形态是明显的进步。西方现代化凭借其巨大的生产力创造、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体系以及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形成了鲜明的现代化西方样板和形态,但西方现代化并不能与现代化直接画等号,并不代表着现代化的唯一版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明确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和观念“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现代化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变革运动,内涉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科技、教育等多方位因素,注定是多元差异而非一元同质。不同的国家需要结合不同的具体国情、人民意愿和文化传统选择适宜的现代化道路,“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这就需要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主动性和创造性。独立自主是一种实践活动和理性自觉,更是一种精神品格、意志和骨气。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与风貌,就是要在道路、制度、理论的“选择、创造、发展和评价上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和依附他人心理,不受迷惑和‘绑架’,坚持立场、独立思考、自我主张、自主决策、自立自强,进而拥有坚定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自信的一种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与意志品质”。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和意志,其创造力和凝聚力就是微弱甚至涣散的。“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判断、自主决策和自我主张的实践创造,是独立自主精神风骨的典型体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化文明已经发展起来的背景下开辟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临着西方因素影响。西方现代化受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驾驭,本身就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即始终视自身具有绝对优越性和价值普遍性,所以一直保持着现代化扩张和移植的殖民思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现代化探索的坎坷命运和曲折经历表明,西方现代化既不是绝对正义的化身,也不是完美万能的模板。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直接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只跟着西方脚步,而是要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和途径。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经历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失败教训之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自觉,不仅推翻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三座大山”,还破除了对西方现代化和苏联现代化的迷信,规避了精神依附和随波逐流的弊端,自主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主张“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跨越、建设和谐社会等实践创造,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迈上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这一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主创造,既具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所要求的人民性原则和立场,又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中华文明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彰显,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标识和精神特质。这种坚守独特“魂脉”和“根脉”的实践创新,是立足自身实际需求和本土特色的创新,也是独立自主精神气质和底气的鲜活体现。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还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评判标准和话语体系。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坚持系统协调的发展方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提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理念,拒绝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民主话语;提倡新发展理念,反对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发展话语。这些都深刻展现了独立自主选择发展主张和道路的精神气质。总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处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现代化是历史性的现实活动,要反对抽象的普遍性,拒绝任何的“拿来主义”和“亦步亦趋”,坚持“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要“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世界上也曾有一些国家因长期依附他人发展路径而导致丧失精神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致使现代化进程困难重重。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走歪路邪路,也不搞封闭僵化,虽然合理吸收借鉴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一些成果和经验,但始终保持着自身在指导思想、发展道路、文化底蕴、文明气质上的独立自主精神,“实现了现代化的术语革命和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当代重构”。这种精神自立、自主和自信的风貌是中国式现代化获得成功且行稳致远的精神密码,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还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主修为的民族精神形象。
三、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精神愿景
现代化是复杂的社会变革,既有物质财富和生产力创造的跃升和变革,也会有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新气息。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必然离不开精神生活的新需求和新变革。马克思说过:“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能没有精神。精神的影响和濡染可以让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体悟超越单纯的感官和静态体验,进而跃升至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情感温度和道德品位,所以现代化必须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凸显精神指标和追求。西方现代化在催生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同时,也促使人的理性精神得到成长,反映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艺术作品也不断推陈出新,但在资本逻辑编织的网络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资本在提高社会生产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实践中人遭遇“抽象的统治”,陷入劳动异化和精神压抑甚至迷失的困境,加剧了人的物化窘境,人的本质和类特性遭遇损害。“启蒙进程曾经设法以技术统治自然来控制世界,最终导致了一个理性化的、物化的社会总体,而人类在其中不是主人而是奴仆和牺牲品,他们的意识被文化产业产品所禁锢。”资本主义现代化加速了物质财富积累甚至膨胀,但同时也致使物欲横流、无休止追求感官刺激、精神世界迷茫空虚、价值判断迷失、精神生活压抑等精神困顿、虚无和贫困现象丛生。可以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物质和精神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现代化,是“为物而役、逐物丧神”的非均衡性现代化。物质财富积累背后的精神空虚与贫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突出病症。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加速了财富的积累,但也“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始终坚持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原则来推进发展,这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单向度困境截然不同。相比于西方现代化的精神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还追求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进程,在为中国现代化奠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和经济资源的严重不足,依靠强大的理想信念支撑、充实饱满的精神世界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我们党带领人民鼓足干劲、苦中取乐,依然取得了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成就,有力地捍卫了国家政权。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增强物质力量,同时还需要发展精神文明,实现人民精神富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人民精神富裕提上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凸显的位置。习近平特别提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断,强调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并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从重视精神文明到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追求和优势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是只针对个体,而是促使全体人民在精神上都获得多样性满足和普遍性富足,达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从我国国情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世界的建构,形成高尚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具有积极健康、理性平和、自尊自信的社会心理,拥有充实丰盈、文明高雅、意义深远的思想活动和文化生活,达到“富口袋”与“富思想”“富价值”“富境界”的有机统一。精神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质量的差距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自由生长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形态的基本特征和诉求,是“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的现实化具象化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精神愿景和期待,体现了对现代化精神维度的规律性认识,更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更高目标追求和不可比拟的精神优势。虽然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长期性和渐进性过程,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稳步推进也必将促使精神生活共富的图景越来越清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图景必然会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享有高品质的精神生活,这也将避免西方现代化物质越丰饶而精神就越凋敝、财富越积累而人的完整性就越消解的悖论,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显著精神优势。
四、胸怀宽广深远的精神格局与境界
现代化不是孤立发生的实践,现代化实践本身加速了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产生个别与一般、自身与他者、现在与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关系,这是现代化文明必须思考和关注的焦点问题。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而资本天然具有自私性、逐利性和排他性,奉行丛林法则,所以西方现代化从始至今都充满着自我至上、压榨掠夺、提前透支等本性,其充满个人色彩的自由主义和狭隘短浅的民族主义精神“把‘自我’现代化视为一种高级的、先进的、唯一的和普世的模式,把‘他者’视为低级的、落后的和应被消灭的另类存在”,为此制造了很多野蛮侵略,造成很多地区变成人间炼狱,把自身的发展繁荣建立在对他人的榨取和对未来的透支上,引发了世界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安全赤字。像美国,在其不到250年的历史中,只有16年没有打仗。仅“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间,美国就发动了200多次对外战争。除了直接参与军事战争之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还时常通过舆论操纵、战略围堵、经济制裁、暗地怂恿、转嫁危机等方式遏制其他国家发展,制造发展不平等和全球动荡风险点。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私和殖民本性,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说:“不管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这种关系使富的国家越富,穷的国家越穷。”相比于西方现代化的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深受中华文明滋养的中国式现代化却表现出了博大深远的精神境界与格局。“‘达则兼济天下’‘协和万邦’‘天下犹一家’‘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的天下大同情怀,以及‘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格局,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品质。”中国式现代化既深受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的价值牵引,又深受中华文明追求世界大同精神的浸润,展现出了融通古今、联通内外、志存高远、推己及人、胸怀天下、共谋“大同”的精神格局与境界,这种格局和境界主要体现在对待和处理自身与他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当下与未来的关系上。在自身与他者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自身发展,还努力促使自身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对世界和平发展展现自己的担当和智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中国“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多一点贡献”,江泽民倡导“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命题,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从一以贯之地援助非洲行动到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世界谋大同的宽大精神格局。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世界现代化经验表明:“传统是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现代化的大变革必然要更新和发展传统。”成功的现代化从来都是双向流动的过程,不成功或不太成功的现代化往往会呈现出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的互相抵抗或消解。世界上不乏一些国家因不能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不理性的反传统而导致现代化受阻的现象。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培育符合时代需求的现代要素,还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历史和传统给予了高度尊重和合理吸纳。习近平说过:“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丢弃中华文明的优秀精髓,而是把富民厚生和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知行合一的哲学智慧、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融入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带有鲜明民族风格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有力且获得强大内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精神密钥。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地复活传统,而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推动其在现代化新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文明“讲新话”“说新理”,获得发展新内涵新层次新境界。在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不封闭不僵化,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习近平强调:“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历来主张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用好国际资源来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设立并不断扩大自贸区试验区等,都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开放包容的精神格局。在当下与未来的关系上,西方现代化由于资本的快速增殖和循环获利的需要,存在着诸多牺牲或透支未来以成就当前、只顾眼前不管将来的现象。像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制造国际局势不稳和地区性战乱,就是典型的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不负责行为。此外,西方的多党制政党制度也容易因利益矛盾导致国家发展战略不连续、政策不一致问题。一些政党为了获得眼前的支持率和维护利益集团利益,随时更改或废除一些发展战略,也不顾及未来长远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避免了这种不顾及未来的尴尬。中国共产党拥有坚定不移的政治初心,拥有制定长远战略的智慧和谋略,而且可以为了长远目标而接力奋斗,直到最终目标实现。这有效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会采取“竭泽而渔”式发展的路子,也不会出现满足当下而牺牲未来的行为。中国式现代化从来都是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既坚定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又立足现实踏实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赢得当下又要赢得未来的现代化。总之,精神上的格局和境界决定着行动的高度、宽度、广度和温度。中国式现代化对他者保持共享之情,对过去保持敬畏之心,对外来保持兼容之怀,对未来保持憧憬之念。这种融通古今中外、“有容乃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美天下”的宽大深远的精神境界与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精神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愈走愈宽、愈走愈明的强大精神动力。
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4期“政治与党建栏目“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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