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育种能否提升国内种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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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梨萍

　　中国生物育种产业化正在加速推进。“今天的公司有基因编辑的，也有创制材料的，我们是全基因组选择路径的，都是希望能够在育种这个行业里赶上欧美，让中国人的饭碗真正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近日，在由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投资联合体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主办的第三期农业科技金融高端对话现场，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中科荃银”)副总经理王攀表示，当下国内育种行业处于新技术与传统技术融合的时期。但其认为，无论何种技术，它的真正商业化并不会“一夜之间把所有旧技术淘汰。”

　　王攀同时表示，多种技术路径的“百花齐放”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成功率，“如果每个人都做一样的事情，一方面效率比较低，另一方面很可能会让我们国家错过生物育种领先的机会。”

　　北京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下称“大北农生物技术”)副总裁安喜榜则提醒，纵观不同的阶段，生物育种技术在不断迭代，迭代的时间则在变得越来越短。“如果大家不去追赶，或者看不准投资方向，或者坚持得不够，那永远都只是一个跟随者。”

　　安喜榜表示，中国在生物育种方面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一个或者是半个身段，而当下也是中国生物育种开始追赶的好机会。

　　“农业转基因已箭在弦上”

　　生物育种是农业核心技术之一。所谓的生物育种，就是利用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等方法原理，利用转基因、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和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培育生物新品种的过程。

　　安喜榜表示，每种技术包含很多方面，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领域推动了整个生物技术的推广和发展。对育种过程而言，这些技术的应用带来的直接改变就是“从拆盲盒到精准育种”。

　　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被业内视作是“农作物转基因产业化元年”，国内育种企业对该赛道寄予厚望。

　　实际上，自1996年美国在全球率先实现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这一技术的推广在国际上至今已有28年。国内对该技术的研发并没有缺席，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863高技术研究和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973基础研究中早有部署和跟踪。1986年，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棉花在中国也首次进入了田间试验。

　　不过，直至2020年的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转基因产业始终处于研究、谨慎推广阶段。而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农作物转基因产业化进入了小步前进相对活跃的态势。

　　“国内现在刚刚起步。”安喜榜如是评价国内目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现状。

　　生物育种市场前景如何?安喜榜给出相应数据：2017年全球转基因市值是172亿美元，2022年达到了25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4%左右;基因编辑方面，2017年市值为31亿美元，到2022年增长到62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14.5%。“未来随着技术的推进、资本的进入，基因编辑赛道会有很好的成长，想象的空间更大。”

　　就国内而言，安喜榜提到，中国生物育种市场价值占全球的比重为1.5%左右，“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有很大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完成三年试点的种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在2024年也进入了示范阶段，种植省份和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国家对转基因种植面积的计划是1000万亩，并且完善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安喜榜提到，“在2030年，转基因种植面积预计能达到5亿亩。”从种植省份来看，2024年有8个省份允许种植转基因玉米、大豆，其中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北已经全省开放，云南、四川、广西、甘肃则放开部分区域，“未来还会有更多省份加入其中。”

　　安喜榜进一步表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到2030年，中国玉米、大豆转基因种植比例将达到近85%。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转基因性状的上市公司，“大北农性状占比能达到40%以上。”

　　其强调，转基因产业化对农业的影响包括带来价值翻倍、品种审定等监管变革、行业集中度提升等产业变革、种植模式等种植变革。

　　“2024年已经有8个省(允许种植)了，其中4个省全省开放，2025年我们相信会有两位数的省份加入。”安喜榜表示，三年示范之后，预判国家转基因种植会放开，“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了，我们坚信中国的生物育种，包括转基因，会在中国快速推广。”

　　业内呼吁：生物育种赛道投资要有耐心

　　“如果没有下定决心长期坚持，最好不要来这个行业;如果没有耐心陪伴，投资机构也不要投这个行业。”在上述高端对话现场，武汉艾迪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汪杰如是呼吁。

　　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创始人之一尚志强同样表示，“投资机构要有耐心，从业者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大家对这个行业要保持信心。”

　　安喜榜在现场则直言，“进入这个行业，大家不要急功近利，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王攀则提到，从传统的育种企业中可以看到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发展路径，而现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行业里的科技创新企业，“我们愿意探路，也许会失败，但是未来的成功一定在这一类企业身上。”

　　农银投资乡村振兴投资团队执行总经理张若枫在现场表示，在农业科技领域，近年来生物育种赛道是一个热点领域，农银投资对该赛道持乐观态度。作为农业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农银投资系服务“三农”的“国家队”。

　　张若枫进一步谈及生物育种赛道投资背后的基础逻辑：人口持续增长下全球对粮食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生物育种可以提供很好的办法;环境气候压力越来越大，生物育种可以带来作物抗逆性解决方案;生物育种技术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用量，可以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符合绿色低碳发展的需求和趋势;生物育种在提升育种效率和精准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王攀在现场还谈到一点，即重塑种粮产业价值链。如何让真正好的技术、好的品种、好的产品最终获得更好价格、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们想把这件事情探索出来。”他同时坦言，“传统种业已经很多年了，中国种业创新很难，但是必须要，否则这个行业就无法具备能够和国外种业公司一较高下的实力。”

　　此外，王攀还提及了市场痛点之一，也是一个“顽疾”。“中国育种当中好的科研都不是在企业里，企业没有好的成果但做商业化推广是最好的，那么这些成果怎么和市场挂钩?这也是一个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王攀所在的中科荃银实际上就是加快实验成果转换的一种新探索。

　　中科荃银的成立可追溯至2016年，彼时荃银高科(300087.SZ)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下称“中科院上海植生生态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下称“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下称“中科院合肥物质所”)、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等6家科研院所联合组建了“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也被称为“6+1”科企合作新模式。

　　中科荃银则由荃银高科、中科院上海植生生态所、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以及上述“6+1”联盟部分知名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投资成立。

　　上述创新联盟聚合了我国水稻界掌握先进育种技术的科研人员，现代种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荃银高科彼时曾表示，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将相关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有利于提高创新联盟成员间的合作紧密度，使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研究有效结合，促进科研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真正做到创新联盟“立足水稻种业、面向市场需求、着眼设计育种、创新合作机制、实现共赢发展”的宗旨。

　　成立合资公司实际上是创新联盟运作机制的重要创新和突破。在国家现行科技创新体制下，探索一条符合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和企业三方诉求的路径，这对加速我国种业行业科企合作成果转化意义重大。

　　在上述对话现场，尚志强还提及了中国种业巨头缺位的问题。其以当下各行各业的热词“国际化”为例，“很多行业利用中国的制造能力、中国的优势实现走出去，但我们的种业行业走出去效果不太好。”

　　其进一步表示，从育种水平而言，特别在“一带一路”和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中国的水稻技术能力是领先的，但在产业化走出去中仍存在很多障碍。在其看来，中国水稻在走出去过程中，没有巨头引领，而很多走出去的小企业又没有抱团，“在国际上我们输出了很多种子，或者说走出去的企业也很多，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赚钱，甚至还有很多踩坑的。”（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