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娟：共同富裕视角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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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一

共同富裕与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马克思等（2012）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推进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要遵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逐渐解决地区差异、发展水平差异、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富裕、逐步富裕。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最早提到了“共同富裕”的概念，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历程贯穿于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始终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追求目标，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探索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将中国由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国家。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奋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当前，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难点在农民。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提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全体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这一方面依赖于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更依赖于构建完善和发达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以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谋划乡村产业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既要顺应乡村产业的转变趋势，依照市场规律推动其发展，又要确保农民可以从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红利，实现收入的跨越式增长，因此应推动构建共富型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作为其全部26条内容之一，并专门进行了决策部署，把“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作为到2025年需要实现的目标内容。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也为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提供强劲支撑。

农业作为乡村的基础产业，高效的农业生产会带来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提高；此外，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民的增收也至关重要。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乡村信息产业、休闲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等对农民的增收作用得到了广泛探讨，如农村电商能够显著增加农民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增加农民收入；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明显且具有良好的持续性，农民也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民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发展乡村产业方面经历了不同的探索阶段，乡村产业内部的利益关系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出从“流通性利益联结”到“生产性利益联结”再到“分配性利益联结”的演变轨迹。对于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农民+合作社+公司”的订单合同模式以及“农民+合作社”的传统合作模式仍占主导，土地股份合作、合作社联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合作模式逐渐兴起，同时也出现了多种联结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且利益联结机制日趋紧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能有效地保障农民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全面发展中受益。

2019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乡村产业虽然以农业产业为基础，却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是“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这一丰富内涵恰好表述了构建中国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和基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8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乡村振兴“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总的来说，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就是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要求，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以提高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为根本目标，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经营体系为基础支撑，通过农村改革和科技创新，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形成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等优势特色明显，资源配置高效、要素分工明确、利益联结机制紧密的多元化产业形态和多功能产业体系，通过农企契约、利益分红、股份合作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最终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二

共同富裕视角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
（一）共同富裕视角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考察了产业的演进及其引发的社会变迁，指出大工业生产方式通过集中资本和劳动力，创造出比传统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也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马克思产业演进理论中国化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指导中国推进了工业化、城镇化及其生态化转型。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1999）曾经指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邓小平（1989）也曾指出，“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我国的工业化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推进了城镇化，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工业化的推进导致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缓慢，此外也正如马克思（2012）所言，大工业造成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会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业演进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为应有之义。农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新时期，建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这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产业演进理论的真实写照。

分配制度是国家财富分配的基础，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将分配环节置于社会再生产整体框架内，从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内涵为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求，按需分配的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个人劳动依然是实行按需分配的前提。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实现共产主义，完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提供了最科学的理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产业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我国构建共富型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我国向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加速迈进。推进构建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既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背景下，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新的伟大实践。

（二）共同富裕视角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现实条件

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国家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为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总的来说，当前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产业基础扎实，具备了构建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条件与优势。

1. 农业的基础保障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增加，达118332千公顷，粮食作物总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 3万亿斤以上，粮食作物单产每公顷达5802千克，粮食自给能力持续加强；2022年生猪出栏量69995万头，比上年增长10. 62%，生猪供应日益稳定；菜果蔬肉蛋奶日渐丰富，各类农产品生产稳定、供给充足。同时，农业的生态保障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保育自然生态、调节微气候，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农产品加工业迅速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农产品加工设备的数量质量实现双增长，加工能力在持续提高。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有共约9万家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总计超19. 4万亿元；加工转化率由2015年的65%提升到72%；由于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和延伸，农产品加工业附加值稳中有增并屡创新高，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 52：1；加工能力重点在农产品主产区和优势特色产业区聚集，产区结构布局更加合理。一批与主导产业相关联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技术试验基地、技术集成中心等不断建立，农产品加工链条中高科技的成果转化及创新升级也在不断推进。

3. 农业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央财政资金共计投资344亿元用于支持各地优势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其中涵盖了10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88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及1109个农业产业强镇。这些项目在省市县镇等不同层面，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开展一二三产融合、绿色发展、科技创新、联农带农等全方位支持，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地区农业竞争力日渐提升。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县、国家农业科技园、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等融合载体为多重产业发展搭建了高水平平台，不断吸引人才技术资源向园区集聚。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创业领域不断拓宽，由种养业到农产品加工，再到农村服务业，体现出了创业层次的逐步提升。

4. 乡村产业形态多元化发展持续推进。以农产品供应为基础的“农业+N”业态的发展带来乡村产业融合程度不断深化，“农业+互联网”“农业+绿色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农业+教育康养”等各种模式竞相出现。基于乡村特色资源的农业多功能性价值被逐步发掘，在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生态+产品+农民”“科技+平台+园区”“互联网+企业+合作社”“文化+旅游+村集体”等多种形式，促进了乡村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同时，联农带农机制、扶农益农方式更加丰富多元，通过财政直接补贴、入股分红、农社契约、集体经济合作等联结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三

共同富裕视角下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主要模式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产业支撑，乡村产业的发展模式既是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具体形式，也是各地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依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各地结合自身优势，依托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科技链、集群链等，基于产业发展、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衍生出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联合体模式、多业态齐发展紧密联结型模式、单一产品复合多元化发展模式、生态科技赋能型模式等多元化模式，与农民或村集体联合起来构建了共富型的利益联结机制，以此来保证农民在链条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利益分配，多渠道多途径增加其收入，促进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一）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联合体型：宁波案例

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联合体是指乡村产业中农户、村集体、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农业市场主体在乡村产业中的各环节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在产业发展、市场地位、经济活动目标上是高度统一的利益联结组合。

宁波构建的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产业联合体，即农民、村集体、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大联合，在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产业链的不同阶段开展联合，提高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以海通集团尤为典型，海通集团作为国内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通过打造农产品全产业链服务，涵盖产前科学化规划、产中标准化种植、产后精深加工及产品营销、配合全链条科技创新、金融保险、信息提供等服务，促进了“高精尖”蔬菜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共同富裕。该企业年带动农户10万余户，产值16. 7亿元，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2021年11月，宁波市向社会推出24个农业产业化共富联合体，其中包括象山柑橘、慈城年糕、奉化竹笋、余姚榨菜等。这些联合体通过延链、扩链、补链、增链实现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打通了全产业链条，加快了农业农村高质高效发展，推动了农业全产业全链条全环节的提质增效、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增值和全产业融合发展目标。

1. 宁波案例的利益联结模式与分配机制。农民、甬丰蔬菜种植场、海通集团分别作为农业生产者、合作社、龙头企业，在宁波的农业产业中，利益联结机制主要是商品契约和劳动契约。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或者通过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商品契约主要为蔬菜，因此农户通过将高质量的蔬菜销售获得较好的收益。合作社作为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生产的组织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民的利益，能在商品契约谈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农户和合作社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益分配。劳动契约有助于联结龙头企业和农民，农民通过利益联结，实现劳动生产要素增值获得额外收益；蔬菜商品契约可以保证农民种出来的菜有价格有销路，从而更加调动其劳动积极性，实现农户和龙头企业的双赢。其利益联结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如图1所示。

2. 模式特点。这类模式在商品契约和劳动契约的一端是农民提供商品和劳动，另一端是高科技或者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海通集团在产品研发领域有着持续的投入和较高的产出，同时也肩负着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各类主体成为了产业联合体，农民的中心地位在这类产业模式得到充分重视，其共富型特征明显。

（二）多业态齐发展紧密联结型：青岛案例

多业态齐发展紧密联结型模式是指乡村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产业不同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复合型的，也就是农户与企业的利益关联产生于农产品、劳动创造、土地、农旅、文旅等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中，其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存在多重方式。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藏马镇，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先天自然地理优势，因此该镇在发展传统种植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乡村旅游、休闲康养、影视文化等新产业新业态，农旅文旅、一二三产实现深度融合。当地公开数据显示，藏马镇建设的影视外景地总投资18亿元，发展了影视产业，电影拍摄带来群演需求增加，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阿朵花屿作为旅游研学基地，2021年国庆亮相以来受到游客的欢迎，通过组织各种旅游研学活动，使游客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马家疃村引进投资主体，将村里30多处长期闲置的房屋打造成集度假康养、休闲民宿、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乡村会客厅”，着力打造旧时光氛围，吸引游客休闲娱乐。藏马山滑雪场逐步打造成了青岛滑雪行业的领先者。此外，藏马镇还打造了一系列基于多元化产业基地的创新创业平台。

1. 藏马镇乡村产业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藏马镇非农乡村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增加了村民收入，带动农民走向共富。从图2中可以看到，村民在不同的乡村产业中充分调动了不同的生产要素，与乡村产业中相关方产生利益联结，参与利益分配。在影视文化产业中主要通过劳动创收；在健康医养产业中，农民作为土地承包权人和劳动提供者相应地得到土地租赁费用和劳动所得；在乡村旅游产业中村民更处于中心地位，是工作人员、管理者，甚至是小规模旅游服务提供实体的所有人，提供企业服务、参与企业管理、参与多种利益分配。多样化的利益联结与多种形式的利益分配有效地保证了村民在整个乡村产业发展中有较高的参与度，其经济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2. 模式特点。藏马镇的乡村产业模式呈现多业态齐发展的特点，乡村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劳动力、闲置住房和管理才能，均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利益最大化。农民在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土地的承包权益所有人、劳动力创收者、闲置住房出租的受益人、应得报酬的企业管理者，甚至企业所有者，体现出了村民在利益联结和分配中的中心地位，是共富型乡村产业发展的理想模式。镇政府和村集体在其中承担了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镇政府和村集体在引入社会资金过程中是以乡村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作为出发点，体现出了共富型乡村产业发展的特点，也扩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增加了村民收入，实现了乡村多元产业发展下的村民共富。


（三）单一产品复合多元化发展型：浦江案例

农村的特色农产品由于在产品质量、品牌化、市场化、种植文化等方面独具一格，通过延长农产品的纵向产业链，发掘种植文化，促进产业融合等方式，单一农产品也可以形成大产业，提高农民收益，增强乡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浦江县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质量优化，不断加大对葡萄产业的支持政策、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持续加大从技术引进培训到市场激活培育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推动葡萄产业从单一的种植向文化、旅游等多方面、多元化发展，使“小葡萄”成为全县点绿成金、农民致富增收的“大产业”。

葡萄种植产业是浦江县的农业支柱产业。浦江支持葡萄种植企业通过数字赋能打造农业发展示范样板。十里阳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浦江首个“超级葡萄农场”试点企业，其利用数字化、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一个360度全流程可溯源数字化管理基地。浦江县政府为了做大做强葡萄产业，建立覆盖县、乡、生产主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成功打造“葡萄一件事”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推进生产、管理、销售等社会化服务、品种品质品牌保护、农业支持政策等“一件事”集成改革；成功布局葡萄专业物流中心项目，打造全程冷链、点对点配送等核心服务。通过持续的大产业打造，浦江葡萄畅销全国，还远销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迪拜、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2020年全县葡萄产业产值超11. 4亿元。

1. 浦江葡萄产业发展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浦江葡萄产业立足于葡萄生产，以农户种植和企业种植同时推进。农户种植可以获得农业生产收益。十里阳光企业与农户开展包括土地租赁、产品与技术的交易，农户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和销售产品收益。政府为整个葡萄产业的发展进行宏观规划和产业打造，开展可追溯系统建设和专业物流中心建设、技术推广、惠农政策和产销对接工作。在大产业基础上，农户开展生态旅游服务获得所有者权益、作为管理者得到利润，或者参与到企业的生态旅游服务中，获得房屋租金及劳动报酬。
2. 模式特点。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单一产品专业化程度高，品牌效应好，市场竞争力强。浦江在葡萄产业基础上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以质量为根本，以科技为核心，形成了产品质量和市场效应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产品产业做足做好的基础上，围绕葡萄产业开发生态旅游产品效果显著，在种植基础上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形成葡萄大产业。在这一模式中，政府在产业品牌打造、配套设施建设、产品质量把控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为产业发展进行宏观把控，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为当地优势主导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有利于保障产业更长久、可持续地发展。


（四）生态科技赋能型：密云案例

生态科技与乡村产业有机结合有助于调整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扩展产业链，丰富产业业态，促进产业多元融合，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乡村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密云区在稳定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秉承生态赋能、三产融合、品牌打造、科技引领“四大理念”，着力打造特色蜂业、水库渔业、环湖杂粮、山区果业、平原蔬菜等五大主导产业集群，实现农业、旅游、文化等领域深度融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增长，全面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助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以密云水库渔业为例，课题组现场调研发现，密云区深化“渔业净水，净水渔业”理念，积极打造“密云水库鱼”品牌，以“生态+”“科技+”赋能水库鱼，提升水库鱼市场影响力与品牌价值，到2021年完成13. 9万亩密云水库鱼有机认证；开展密云水库鱼类净水系统研究并科学制定增殖放流与捕捞管理制度，加强密云水库水产养殖监管；组建区级渔业产销联社和溪翁庄镇等5个镇级渔业产销合作社，渔民加入镇级渔业产销合作社，按照合作社的统一捕捞时限、船网规格等要求开展捕捞作业，5家镇级产销合作社与企业、电商等签订合作协议，将渔民捕获的鱼统一管理、统一分级分类定价销售，平均销售价格较2020年提高了20%~30%；举办“农民丰收节”“鱼王文化节”等特色农旅大型活动，提高水库鱼生态价值与品牌影响力。通过生态科技赋能五大产业，分级分类定价，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收入较2020年大幅提升。

1. 密云区的乡村产业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密云区乡村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生态和科技赋能。政府在“密云农业”“密云水库鱼”“蜂盛蜜匀”等品牌打造、基础设施配套、数字体系建设、顺向推动与逆向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宏观把控和政策支持，为农业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

基于生态和科技赋能，高品质的农产品直接带来了高价格，各市场主体获得了高于一般农产品20%~30%的经济利益，更提高了其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积极性。企业是科技、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提供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农户和合作社是生态和科技的直接经济受益者，同时其农业生产实践也有力地促进了科技的应用、推广和示范。
2. 模式特点。密云区立足生态涵养区和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的功能定位，深入践行“两山理论”，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激发产业内生动力。产业发展充分借力生态优势和科技创新，为乡村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更大可能，全面发挥首都农业区的引领示范作用。同时，基于优势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全区农旅、文旅深度融合，通过分级分类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共同富裕。


（五）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模式的特征和理论机理

四种不同产业模式特点差异明显，乡村产业联合体型和单一产品复合多元化发展型仍然基于传统农业产业，以农业产出为基础，在产业链条上纵向发展；而多业态齐发展联结型和生态科技赋能型则拓宽了乡村产业业态，更加关注乡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乡村振兴重要举措。在不同的产业模式下，由于农村生产要素参与度不同，其利益连接和分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农民和企业的沟通桥梁，在不同乡村产业模式下其具体的服务内容有所侧重。四个案例在当前我国现代乡村产业发展中是较为典型的模式，其在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政府作用等方面各有特点，如表1所示。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永葆生机活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遵循了守正创新之道，不断地制度创新解放和激发了农村资源要素活力，使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农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我国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产业理论和分配理论的指导，针对不同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农民等不同主体依托地方特色产业优势，通过利益链紧密联结合作，构建了适合本地的共富型产业模式，不同地区乡村产业特征、土地自然属性、农民契约习惯，信任关系等差异，以及合作结构多样性、边界的模糊性等特征必然会导致乡村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模式的差异，但马克思主义的产业理论和分配理论始终一以贯之，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目前多地已经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做好公共服务、市场主导参与充分竞争、农民利益被充分挖掘保障，农民、合作社、村集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被激发的产业体系。

四

共同富裕视角下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现实问题
当前，我国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具有了一定产业基础，同时全国各地也陆续涌现出一些共富型乡村产业构建的典型案例，但是共富型产业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进而推进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

（一）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不完善

目前，我国农村产业布局已基本形成、产业链条更加完善、产业形态逐步丰富。尽管如此，当前我国农村产业体系构建仍存在不足之处，距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仍有一定的差距。具体来说，从全国看，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实现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等乡村产业体系发展的多重目标任务依然艰巨，与农民共富的产业多元化多模式发展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多主体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等利益联结仍不完善，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与现代经营管理仍不匹配，较高水平的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仍没有形成。

（二）农业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仍不够高

当前乡村产业质量发展效益仍然不高，市场竞争力总体不强。目前，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之间的链接不够紧密，大多数农产品只停留在原材料供应阶段，缺乏完整的生产到消费的链条联结；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有待完善提高；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仍然不充分，农村生产和生活服务能力有限。此外，还存在产业融合程度较低，乡村的多元价值功能开发不够充分的问题。同时，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表现在经营主体年龄较大、创新动力不足、思想守旧等，同时农产品加工创新能力、加工工艺等方面也有待提高；休闲旅游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缺乏精细化、个性化、特色化的打造，品牌溢价水平不高。

（三）农业产业要素活力不强

乡村产业目前仍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金融服务深度尚浅、广度未及、力度不足，金融产品品类相似度高且受信息不对称及信贷评估难等限制，致使供需双方未能建立起有效衔接。农村资源变资产方面的土地问题尤为突出，由于转化渠道尚未全面畅通、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土地闲置、产出率低、粗放利用现象，同时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所需土地资源却呈供不应求之态，各地在土地资产化产生的出让金使用上也未能做到向农业农村发展倾斜。劳动力数量和质量限制了乡村共富产业的发展。乡村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第三产业缺乏高质量的人才；农村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强，科技、经营等各类人才服务乡村产业的激励保障机制尚缺乏；先进技术要素向乡村扩散渗透力弱。

（四）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产业中不突出

农民是乡村振兴和产业共富的直接利益关系人，实现共富就要体现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以切身实践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但目前一些乡村产业发展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不强，农民很难参与到乡村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比如通过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来带动小农户，小农户的主体性地位无法得到保障，在合同签订和产品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形成了大公司侵占小农户利益的局面，农民的利益被夺取后，乡村产业必然难以真正地实现振兴，更何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五）产业发展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不合理

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各方的利益联结机制缺乏多样性，已存在的联结机制中，农民大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难以体现其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比如，“公司+农户”形式是农业生产中采用较多的形式，农民是农业生产的参与者，也与带来管理和资金的社会工商企业产生了利益联结，但由于小农户普遍缺乏与合作经营相关的基础或专业知识，在合同准备期、签订期以及存续期常出现有损于小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加之有效监督不足，致使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失衡，农户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利益分配方面，往往由于农产品流通环节组织化程度更高，因此农户通过销售农产品获得的利益占比较小，利益分配明显较少。乡村产业的第二、第三产业也存在着类似不利于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其附加值更高，但这些利益大部分流向了工商资本和乡村精英。

五

共同富裕视角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路径优化
针对共富型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优化路径。

（一）因地制宜构建适合不同区域的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等区域差异明显，因此构建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认清区位优势十分重要，要建立适合不同区域的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因此，要科学把握差异性，注重地域特色，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尊重乡村产业发展规律与客观现实，依托当地农业、资源和文化等禀赋，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地方特色鲜明的乡村“土特产”，彰显地域特色、承载传播乡村价值、体现乡土气息。在构建共富型乡村产业体系过程中，要重视农民的首创精神，勇于探索，不断总结，相互借鉴。

（二）促进农村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有效融合

农村产业融合要求打破重组农业内部原有产业、对旧的农业产业链条进行拓宽延长，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发新的农业产业链条和新的涉农行业、职业，嵌入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和服务，吸引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实现与第二、第三产业的交叉性融合，进而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农业生产、流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乡村产业体系有效融合的过程也是农业价值链提升的过程，是发掘食品保障、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的过程，也是实现“生态+”“科技+”“休闲+”“文化+”等多元价值的过程。乡村产业融合为农户带来从社会、经济及生态上的多重效益，创新出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户可以享受到“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所产生的附加值。

（三）深化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改革

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致力于破除影响和限制共富型产业发展的制度樊篱，在合理范围内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在共富型乡村产业发展中首要生产要素的作用。促进农村土地多种形式流转，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代耕代种等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多元化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充分发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推动农村地区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挖掘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等闲置资产的潜在价值，实现农民的可持续性增收。坚持制度引人，促进本土乡村人才回流，加强农村劳动力专业技术和经营能力培训，不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在保障劳动要素数量的前提下通过劳动力质量要效益、促发展。

（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让农民成为参与者和真正的受益者。首先，灵活探索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的实现形式，通过互利共享、三产融合、绿色开放、模式创新等方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动能。其次，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鼓励村党支部、村集体领办或参股农民合作社，进一步规范收益分配；鼓励村集体组建服务型经济实体，以统一管理、有偿服务等形式，提供劳力、信息、技术、流通、物资等服务，承接农村公益事业、乡村公路养（管）护、道路河道保洁等服务事项，对外提供有偿劳动输出等中介服务；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参与到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中来，组织和发动农民，提高农民在农业产业体系中利益分配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五）构建乡村产业差异化利益联结机制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现代乡村产业建设过程中各主体间存在多种差异性的利益联结方式，如市场主体以逐利为主要目的，在与农民利益联结过程中，会以最大化自我利益为出发点，这势必会侵占一部分农民利益，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小农户的主要联结主体，会以双方利益共赢为出发点，因此实践中要通过合同条款等形式形成一定约束，保证农民最大化的利益实现。乡村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工商业资本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要强化农民组织，全面确保农民利益并有效扩大农户增收空间。逐步减少政府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将工作重心聚焦到完善惠农性利益保障机制、构建差异化利益联结机制上来，由此可以实现各方共享共赢、维护农村产业发展，并最终推进产业共富的达成。利益分配方面，乡村产业链深化过程中的各环节应保障农民参与权利和利益分配权利，使农民享受到租金及分红等财产性收入，乡村产业所获得的政府支持保障其可以获取财政补贴等性质的转移性收入，乡村产业发展的新业态也要致力于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保障其工资性收入。基层政府应坚决督促乡村产业主体保障农民的工资和租金等分配按时足额发放。


（参考文献略。项目来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课题“构建共富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思路、问题与对策研究”，原载于《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