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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辉，男，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焦德武，男，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特支计划”A类创新人才，“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领军人才
随着信息化浪潮的风起云涌，数字技术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快数字化发展、维护“数字正义”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建设数字中国，必须“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要实现“数字正义”，基础性要求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均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我国之所以高度重视“数字鸿沟”问题，原因在于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表现。梳理数字鸿沟的产生、形成、演变过程可见，它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连接互联网时，人们发现各种人群接入互联网时存在差异性；而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扩张，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普及差距，这就是“数字鸿沟”。进入21世纪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是仿佛“世界正在被抹平”。而实际上，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沟壑纵横，数字鸿沟仍然广泛存在。从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代中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然而，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进程中，还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农村等发展中地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然而，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发展中地区还面临着经济贫困、知识贫乏、精神贫瘠的状况。消除城乡差距，弥合数字鸿沟，让每个人感受数字正义，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数字鸿沟内涵的演化
学术史视域下的数字鸿沟和政策语境中的数字鸿沟，由于适用对象、目标功能等差异存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别，但其指向都是解决数字不平等、实现数字正义问题，都是让低收入群体数字能力获得提升。（一）从“知识沟”到“数字鸿沟”：不同群体接收信息的差异从信息传播角度出发，数字鸿沟理论可以追溯至知识沟理论。知识沟理论的基本内涵是：“当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流通不断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该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社会分化，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而公共信息传播就是非常好的渠道。基于此，美国政府推出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希望借此来平衡教育机会，让所有家庭有一个均等的良好学前准备。针对该节目传播效果的调查令人意外，虽然节目对美国社会地位低的儿童和社会地位高的儿童同样有效，但在社会地位高的群体中效果更好。研究者发现，旨在促进贫困儿童更多获取知识的节目，却拉大了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传播学者蒂奇纳、多诺休和欧里恩也关注到这一现象，他们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典的知识沟假说。知识沟的产生源于不同社会群体接收信息能力差异之假说。关于知识沟产生的原因，蒂奇诺等人列举了五个方面：传播技能的差异，信息储备的差异，社会交往的差异，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大众媒介的特性。在知识沟的争论中，随着讨论的深入，有学者认为知识沟实际上涉及受众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不平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对公共知识获取，而不仅仅是个体差异。媒介使用导致信息贫困者越来越贫困，原因在于随着信息的流动，不同群体的知识获取速度有所不同。由于对新媒体技术拥有与控制的能力不同，不同社会群体的传播媒介技术使用又导致“信息沟”。1974年，美国学者卡茨曼提出“信息沟”理论，认为新的传播媒介的使用，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并非机会均等，社会地位较高的富裕阶层，可能会提前掌握和熟练使用新媒介技术。而且，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更迭，升级换代的周期越来越快，将会在不同群体之间造成“旧的信息沟”还未填平，“新的信息沟”又出现的状况。信息沟可以看作是知识沟理论的扩展，知识沟侧重学习过程中信息获取的差异，信息沟则侧重学习渠道与学习资料方面的差异。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数字鸿沟的概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数字鸿沟的概念来源于对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之间差异性的认识。1995年，美国商业部电信和信息局发布《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数字鸿沟现象。实际上，数字鸿沟只是一个笼统的标签或比喻，用来说明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上存在的差距。这里的“数字”，主要指互联网，也包括其他信息传播技术；“鸿沟”包括富国与穷国之间，社会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社会不同教育程度、性别、年龄之间，根据传播技能不同划分的群体之间的差别。从“知识沟”“信息沟”到“数字鸿沟”，描述的是不同群体对信息接收和使用的差异，其主要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而信息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供给，弥合数字鸿沟是政府重要职责，这也成为中西方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根本差异之所在。（二）媒介技术使用所产生的数字鸿沟：从技术接入到知识接收的差异数字鸿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数字鸿沟应该超越技术范畴，更加关注社会、心理、文化背景等因素，并提出三道数字鸿沟的内涵：第一道数字鸿沟是信息通信技术（ICT）获取的差异，第二道数字鸿沟是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方式的差异，第三道数字鸿沟是互联网使用不平等。也有学者认为，数字鸿沟主要包括的三个方面应该是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这与前者大同小异。还有学者提出数字鸿沟包括接入、使用与知识获取三道鸿沟，说法上更清晰明确。但是接入、使用和知识获取三个角度的内涵，不同的研究者又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梵迪克看来，“接入沟”有四个方面：精神接入，指缺少兴趣、电脑焦虑和新技术缺乏吸引力而导致的基本数字经验匮乏；物质接入，指缺少设备；技能接入，指技术界面不友好、教育和社会支持不足；使用接入，指使用机会的缺乏或分布不均。“使用沟”则在使用时间、使用方式、使用目的方面存在差异。以互联网使用为例，受众是获得工具技能、信息技能还是策略技能；是为了电子邮件和调查研究、购物和获取财经资源，还是为了表达观点、娱乐，其获益程度也不一样。“知识沟”则与媒介内容和议题差异、信息功能、地理范围、知识的复杂性、传播渠道差异有关。从接入、使用、知识获取三者间的内在逻辑性看，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的确对人们的知识获取有着显著影响，并进而影响公众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数字鸿沟与知识贫穷相连接，通过知识贫困来反溯技术（获取或使用）贫穷是一种符合实际的逻辑。数字鸿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作为媒介技术接入造成结果之假说，不同的研究者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上述文章通过实证研究，为“传播技术的分布和使用不公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提供了佐证，而知识上的差距是这些负面影响中的一个方面。从数字技术普及与带来的红利来说，互联网接入只是开端，相对于“接入沟”，“使用沟”才是更应该关注的，它对低收入群体知识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更为重要。研究也发现，使用时长、使用方式、接触内容、参与路径，可能都是弥合数字鸿沟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三）作为贫富分化的数字鸿沟：政府干预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是不同群体媒介使用数字红利不等的产物，其结果会导致社会发展不均衡，也就是指向“数字正义”。传播学意义上的数字鸿沟主要关注的是媒介技术与媒介使用机会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而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更多把这种不平等造成的经济后果作为研究旨趣。邦法德利关于1997—2000年瑞士数据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高的用户一般将互联网用于获取经济收益，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用户则更多地将互联网用于娱乐。邱泽奇等研究了用户跨越接入鸿沟对淘宝的使用，获得了数字红利，认为互联网技术提供了均等收益的机会，也存在红利差异，是一种互联网资本，这种资本能产生红利，甚至产生乘数效应；中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使中国在填平接入鸿沟上，走在了世界前列。数字鸿沟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所产生的信息贫富差异。胡鞍钢等以全球化视野，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了数字鸿沟，考察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间的数字鸿沟，认为经济发展和信息化水平、传统信息技术普及与信息技术普及、国际互联网普及等，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在数字技术革命加速推进过程中，以共同富裕为视角的数字鸿沟面临着数据、算法、算力等为基础的新挑战。低收入群体往往视新技术、新平台为信息与娱乐的渠道，相对缺乏安全意识，还容易受信息茧房影响。而以算法为底层逻辑的传播样态，可能导致数字社会的自动不平等，让低收入群体遭受算法歧视，并进一步恶化数字平等问题。因此，数字鸿沟需要政府积极干预，如果放弃干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自发地产生并继续扩大数字鸿沟，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导致数字不平等。从这个意义说，弥合数字鸿沟不仅是缩小潜在的不可见的知识能力差距，还是涉及公平、正义、发展、获得感、幸福感等执政为民方略的重大课题。二、弥合数字鸿沟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在学术层面，数字鸿沟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的“拥有”和“缺席”之间的差距问题，在此二元对立中，强调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在政策层面，数字鸿沟更多等同于“数字不平等”，是从经济社会层面言及低收入群体如何融入共同富裕战略。作为数字鸿沟外在形式的社会、经济差异性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则是政府维护数字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一）规制数字资本的逐利性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共同”，体现了共享、平等，对财富与文化的均等占有；“富裕”，体现了全体成员对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拥有的程度。这两点都内在地要求解决数字不平等问题。只有通过“接入”，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数字发展的红利；只有通过“使用”，才能提升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偏远山区人口技能，获得教育，把知识与信息“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只有通过“知识能力”提升，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享受物质丰裕的同时，还能在精神文明层面有所提升，从而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数据显示，在基础接入上，我国通过将网络接入贫困地区的做法，释放数字红利，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截至2022年年底，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100%，5G网络覆盖全国96%的乡镇镇区；在发展使用上，贫困地区数字使用几乎实现全覆盖，推动共同富裕的农村电商得以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25%，电子商务实现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电子商务交易额从2017年的29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43.83万亿元；在能力提升上，我国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积极建设内容，持续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低收入群体使用互联网学习、创业、生活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在数字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数字不平等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也在显现：一是加大农业生产效率变革难度，农民难以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及时掌握土壤、水体、光照、气候、虫害等农情；二是削弱乡村产业融合创新，农村对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了解不及时，容易导致组织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产业融合度低、市场竞争不强的后果；三是减缓现代要素流入，乡村缺乏城市数字人才聚集的优势，对数字化容易产生焦虑，甚至产生排斥感；四是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数字使用对技能的要求，往往成为农民表达意愿和公共参与的阻碍机制。但是，更为广泛的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不平等现象持续加剧，特别是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新样态，其逐利性质并未改变。出于数字增值而引致的数字鸿沟、数据滥用、虚假信息，正成为全球共同关心的话题。在宏观层面上，如何解决全球数字不平等、维护数字正义问题，如何以学术研究为起点推动学术界与政府、产业合作交流问题，仍然还有较大空间。对于我国正在扎实推进的共同富裕而言，政府除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公共服务效能以维护数字正义外，对数字资本具有的牟利性也要警惕，必要时要进行监管，以防止平台和数字资本无序扩展。（二）建设数字中国的正义性数字不公平问题并非数字技术带来的，而取决于人的意志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制度对人与技术、人与机器关系的调整，调整的目的是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实现共同富裕就可以看作这种平等目标之一。要想系统性地调适数字不平等，不仅要弥合数字鸿沟，还要进一步利用好数字要素，在不利中找到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路径。1.促进经济发展乡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弥合城乡间的数字鸿沟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2022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数字乡村发展计划行动（2022—2025）》则从智慧农业创新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方面，对“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作出部署安排，并鼓励建设智慧农场、智慧牧场、智慧渔场等，加快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但是，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化、智能化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城乡之间仍然存在数字鸿沟。使用互联网为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带来显著促进效应的同时，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并不显著。实现共同富裕，重要的是弥补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偏低，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在农村，在低收入群体。农村各方面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网络接入，也就是第一道数字鸿沟。截至2023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85.1%，但是农村地区的普及率只有60.5%；农村地区的网民规模为3.01亿，占网民整体的27.9%；在教育、就业、文化服务等方面，农村地区和城市也还有较大差距。解决数字不平等，弥合数字鸿沟，可以为农民带来更多红利。以电商扶贫为例，到2021年，我国累计带动771万农民就地就业、创业，带动618.8万贫困人口增收。弥合数字鸿沟，释放数字红利，可以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可以通过数据监测、风险预警、数字化管理，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舌尖心头。通过农业数据、农村电视云平台、数字技术、农产品治理、品牌传播，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更上一个台阶，从而为共同富裕奠定数字基础。2.提升治理水平当今社会，全球化、商业化、媒介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元过程”，媒介作为社会的调节器，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核心协调力量。媒介嵌入社会系统不仅能实现对政府的监管与共治，还能实现公民的自我管理与完善。邬贺铨院士在互联网大会上强调，“第二道数字鸿沟，是数据的利用能力”。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对数据的利用，以有利于国家治理；另一个是公众对数据的利用，以提升个人能力。对于数据使用主体来说，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常态，在实现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生活富足方面，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成为农村地区或贫困地区人群的重要技能，如何获取、处理、创造数字资源，成为不同群体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重要方面。从现实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着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知识、就业、能力等实际困难，即使跨越第一道数字鸿沟，农村或贫困地区有了数字化基础设施，仍然面临着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传统、惯习、理念等方面的差异。这种自上而下的数字乡村建设同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基础不匹配。因此，政府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多让数据说话，少让百姓跑腿，突破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间的时空区隔，降低治理成本。可以通过数据平台建设，调动贫困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了解贫困人口真实的需求，精准匹配，构建贫困人口与资源对接适应模式，提升其创造财富的可能。而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数字化同样可以实现自治与自我提升。比如，利用政府和相关组织提供的数据，有针对性地选择作物种类、畜牧渔类型、产品加工与销售渠道等，促进生产要素与生产需求科学匹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撑。弥合数字鸿沟可以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着乡村与贫苦地区社会生活的网络化、数字化，公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多跑路”“农民少跑腿”已经成为现实，乡村生活便利化得以实现，加之数字红利加速外溢，贫困地区社会面貌将会发生巨大变化。3.推动创新扩散创新扩散理论是传播学经典理论，其集大成者是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罗杰斯发现大众媒介对社会和文化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通过媒介可以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罗杰斯提出了创新扩散S曲线，即认为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扩散是一个社会过程，只要抓住扩散的四个主要要素：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新产品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采用。之所以关注创新扩散理论，是因为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通过技术创新与创新的扩散，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当前农村或者贫困地区最缺乏的是知识能力，即数字鸿沟的第三道鸿沟。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农业技术创新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但是，就目前来看，农业技术创新面临人才、环境、技术等多重困境，要借助数字乡村建设，积极促进农业和贫困人口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接受。通过数字化建设，以网络为平台，实现贫困地区掌握农业技术的弯道超车，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关注创新扩散还有更深一层用意。在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中，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均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创新来自外部，由外来机构主导其推动与推广。但是，在农村和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后，实际上有一个反向的扩散过程，即贫困地区利用数字平台，把土味、乡村生活扩散至城市，在城乡流动中实现乡村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比如，通过数字平台，“土豆院士”朱有勇可以为偏远农村实现增值；以李子柒、张同学为代表的“三农”短视频，也引来大量围观，不仅使传播主体实现了财富增值，其“带货”等也为贫困地区产品走出去作出贡献。（三）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当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媒体是接触社会和接受知识的重要渠道，媒体独特的功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反映城市生活或者以城市人的视角来看乡村生活的内容较多，这致使“个人期望和集体期望都迅速增大”，这让贫困地区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与期望过高交织在一起。大众传媒没有成为弥合鸿沟的利器，反倒成了制造不切合实际预期的源泉。因此，弥合数字鸿沟，除了第一道接入沟、第二道使用沟、第三道能力和知识沟之外，还应弥补城市与乡村内容呈现之“沟”。这两年火起来的电视剧《人世间》、《山海情》、“三农”短视频、“村BA”网络直播等，都是一种乡村叙事的呈现，成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渠道，也能有效弥补城乡话语与内容差异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媒介作为精神生活的载体，对公众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凝聚作用。习近平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精气神是一个民族的面貌，是对共同富裕感知的外化，有了精神，不仅生活感充实，也更有干事创业的劲头。二是激发创造性。大众传媒通过丰富的内容，激发贫困地区人群在科技致富、科学管理农产品等方面的创造力，大量的精神创造活动产生各种有益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能够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善化人的心灵，充盈人的内心世界。三是实现精神享受。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仅取决于人的物质财富，也取决于人对快乐的认知与价值追求，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享受精神生活的富足成为人的一种追求。数字媒介可以为公众提供文化、艺术、社交等精神生活产品，推动群众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三、数字正义助推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 新技术的迭代更新要求我们不断思考数字正义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方式与空间，回溯数字鸿沟的存在缘由：一是教育程度的影响，二是收入较低，三是媒介接触与使用不足。在信息充裕时代，仅仅通过接入、使用与知识能力提升来弥补群体差异是不切合实际的。不同群体因先天因素、后天教育、所处环境、社会交往等影响，会形成群体与群体间的“鸿沟”。要弥合数字鸿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除关于数字鸿沟理论的学术与政策探讨，还需要结合数字正义建设的内涵与实践，围绕基础设施、协调机制等方面展开。（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弥合数字鸿沟过程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创新水平、抑制环境污染等。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国家已经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数字创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集纳平台、场景应用中心、区域交流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升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数据到户的“最后一公里”，使更多界面友好、操作便捷、资费低廉的数字产品和技术覆盖老年人、低收入者等群体。进一步落实“数字中国”战略部署，推动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和偏远地区渗透；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农村电商等发展，发挥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与联动作用，为弥合数字鸿沟奠定发展基础；构建农村、偏远地区与城市、发达地区联动发展机制，通过功能衔接与互补，弥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二）构建统筹协调机制城乡数字鸿沟与农村家庭财富增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增强农村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水平，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农村家庭财富的增长。这一任务主体责任在政府，政府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强化数字应用整合，提高涉贫资源的集约化水平。特别要提升数字经济在贫困地区的发展水平，通过乡村特色产业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增加农民财富赋能。要打通部门间壁垒，解决扶贫、致富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配合不顺畅问题，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数字鸿沟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光靠政府来解决，还需要调动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个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社会组织能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比如，构建农业合作社。小农经济相对分散，难以集约化经营，这对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利，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方式，形成规模经济。加入合作社，不仅可以把零散的特色农业和经济作物销售出去，还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水平。农业合作社在行业标准、技术创新、品牌打造等方面，都具有非常好的优势，可以助力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特色产品的销售，从而增加农户的收入。发挥社会组织灵活的体制优势，在贫困人口培训、为个体赋能方面发挥作用。目前，世界上多国政府与社会机构加强对老年人数字技能的培训。例如，新加坡政府与企业合作推出了“超市学习之旅”，指导老年人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在超市购物；还推出“数码乐龄计划”，其中一个项目是由企业全职员工和志愿者组成的1000名“数字大使”，在112个市场、咖啡馆和企业食堂，为老年人学习使用二维码支付提供帮助。我国在政府支持之外，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培训农民运用数字技术能力改善生活状态；通过对老龄人口数字设备使用能力的辅导，弥合高收入与低收入、低收入群体内部之间的数字鸿沟。除了政策导引与技术适应性外，还要“鼓励亲友、村（居）委会、老年协会、志愿者等为老年人运用智能化产品提供相应帮助”；立足实际情况，加大对数字使用困难群体的援助体系建设，引导数字化平台、社会组织、志愿者致力于数字技术使用的援助。（三）由覆盖面转向渗透率前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多集中在覆盖面、到达水平，这主要是解决数字鸿沟中“接入”问题，接下来要持续关注低收入群体的“使用”问题、“知识能力”问题。随着数字化深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治理方式、运行体制机制和知识传递方式等都正在经历着深层次的调整，这对低收入群体数字化使用提出新的挑战。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具有排他性，“接入”是第一步，只有提供一定的基础设施，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才能从中获益。但是，数字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使用问题，只有通过使用，才能让非竞争性（消费者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使用，并不会发生拥挤行为，只会使用基础设施提供的连接服务、数据存储服务等）的数字基础设施发挥最大效用，即当前“数字鸿沟”正在从“接入鸿沟”转向“能力鸿沟”。因此，下一步工作重点应突出渗透率，解决低收入人群是否使用、如何使用、使用了什么等问题。应注重对低收入群体媒介使用情况的收集，构建信息反馈机制。根据经济状况、在线时长、资源使用、信息传播等数据分析，畅通信息反馈渠道，解决低收入人群诉求；构建第三方质量评估机制，对政府提供的系统、平台展开评估，推动提升数字信息的到达率。在渗透率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不均衡性，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难题。进入21世纪后，美国农村地区每10个家庭就有5个没有宽带连接，其4G基站覆盖率仅为54%。为此，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宣布了由400多个商业和非政府IT组织签署的“消除数字鸿沟国家行动呼吁”，力图把数字鸿沟转变为数字机遇。因此，可以通过加大政府供给的方式予以解决。同时，政府应引导增加投融资渠道，增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融合，放大数字基础设施效能等。（四）健全数字技能培训机制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要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数据使用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最新的知识与技能，切实提高群众的数字信息素养和数字技术使用技能。帮助低收入群体学会数字技术操作，明确有哪些数字资源可以使用，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创新创业等。帮助群众打造农产品外溢渠道，为群众致富提供技术支撑。对于技术带来的信息茧房等问题，要通过引导、规制平台，优化算法，规避算法带来的风险。把提升数字技能、推动共同富裕相关内容纳入国家治理范畴，从政府层面回应技术发展，引导新兴技术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保护低收入群体免受潜在风险伤害。另一方面，要完善医疗、教育在线系统。在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少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因此，要借助数字基础设施，为贫困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如，通过远程诊疗、在线医生等方式，让困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较好的医疗服务；通过同屏共学等形式，让困难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此外，还要注重特殊群体保障机制的构建，着力构建全时在线、渠道多元、全国通办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深入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工作。结 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这种数字不平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要充分发挥各种力量，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弥合数字鸿沟，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使命。在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中，数字鸿沟是效果研究的重要成果，从知识沟、信息沟到数字鸿沟概念的变迁，代表着学术界对于数字不平等认知的变化。在实践的层面，接入、使用和认知状况，带来了技术使用甚至经济社会的鸿沟现象。规避数字鸿沟现象，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思考，强化整体性治理。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应有获得数字技术、使用信息的权利。要从治理出发，适应数字发展和数字转型，优化数字发展和算法流程，强化平台治理，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从基础设施、统筹协调、增加渗透率和健全数字技能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数字平等，为实现共同富裕发挥数字技术的贡献。编辑：沐紫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7期“新闻与传播”栏目“数字鸿沟与数字正义研究”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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