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伦理视角下老年人数字身份的“遮蔽”与“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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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吾兵，男，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的提出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变革，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与高效。然而，这一转型浪潮在惠及广泛人群的同时，也为老年人构筑了一道“数字鸿沟”，使得他们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面临重重挑战。在深入剖析老年人缩小“数字鸿沟”、实现与数字社会对接的宏大叙事中，针对老年人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所遭遇的种种障碍、其根源所在以及应对策略等研究，学术界已经构筑了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维度——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显得边缘化，其潜在的深远影响与核心价值亟待深入挖掘与全面阐发。当前，数字社会已崛起为与现实世界并行且互补的“第二生活空间”，数字身份已悄然成为个体在虚拟疆域中的显著性“印章”。数字身份是“在网络环境下，由个体在线活动提供，能被检测到或被数据算法得出的所有能表明主体身份信息的数据聚合体和数字化映射”。它本质上是在数字环境中，由个体在线活动所生成、可被技术手段检测或算法解析的一系列数据集合，这些数据综合反映了主体的身份信息、行为轨迹及社会交往特征，是个人在数字世界的独特标识和个性化表达。老年人数字身份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特殊境遇的深刻洞察与积极回应。面对技术快速迭代所带来的高准入门槛、认知能力的局限及传统社会习惯的束缚，老年人往往难以轻松融入数字环境，其数字身份常常被“遮蔽”。参照对数字身份的理解，老年人在数字空间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可识别、可追溯的数据集合以及对其数字活动的承认，即形成了老年人数字身份的轮廓。老年人数字身份应被理解为一种建构过程，即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行动策略，打破技术与认知的壁垒，为老年人量身打造一个既安全又友好的数字参与平台，使他们能够顺利融入数字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新身份的“认同”至关重要。对老年人而言，他们对这一新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其在数字化时代存在感的确认，更是其跨越心理障碍、迈向深度数字融入的先决条件与核心驱动力。当数字身份内化为老年人自我认知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一种深层次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时，方能宣示他们成功逾越了“数字鸿沟”。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老年人在技术层面的适应与掌握，更意味着他们在数字社会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了“技术—心灵”的和谐统一。因此，关注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问题，不仅是深化老年人数字融入研究的逻辑起点，更是推动老年人全面融入数字生活的关键“靶点”。

二、数字身份认同之于老年人数字融入重要性的面向

在吉登斯的理论视野中，身份认同被诠释为“每个人基于其个人经历的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这一概念与作为普遍现象的“自我”相区分，它预设了一种反身性的认知机制。换言之，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并非先天赋予或自然形成的连续性结果，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性活动中依据一定的社会惯例被创造性地构建并持续维护着的。更通俗地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个体需要不断地吸纳、反思与自我相关的外部信息，将这些信息融入对“自我”特性的认知之中并加以承认，从而形成一个稳定而清晰的“我”的概念。正如认同伦理学大师阿皮亚所强调的：“认同这个观念已经被构筑进对自我创造和社会性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中了。”“采取一种认同，让它成为我的，就是让认同去构造我的生活方式。也即，我的认同具有其内在的模式，这种模式帮助我来思考我的生活。”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尤为重要，它标志着老年人开始接纳并审视自己在数字空间中的新身份，愿意通过这一身份来表达自我、交流思想，并积极参与数字社会生活。从更深层次来看，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老年人主动适应数字社会变迁，积极规划数字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具体而言，这种认同在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实性存在维度：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场景的“通行证”数字生活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老年人而言，数字身份是他们在虚拟空间中的“通行证”，是参与数字生活、享受数字服务的前提和基础。而数字身份认同是他们融入这一新兴生活场景的现实性存在的体现。第一，数字身份认同在老年人融入社会生活场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场景被数字化，如出行、购物、医疗健康、金融支付、社交等。老年人若要在这些领域享受便利，就必须拥有并熟练使用数字身份。例如，通过电子社保卡、电子身份证等数字身份凭证，老年人可以便捷地办理社保业务、进出公共场所，避免了传统纸质证件带来的不便和遗失风险。老年人需要认同自己的数字身份，将其视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第二，数字身份认同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规划具有深远意义。在数字时代，日常生活规划往往依赖于各种数字工具和服务。通过数字身份，老年人可以方便地管理自己的日程安排、健康数据、财务信息等，实现生活的智能化和个性化。这种管理方式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有条理和安全感，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与期待。同时，数字身份还为老年人提供了与其他群体交流和互动的平台，他们通过网络媒体、在线论坛等渠道保持与社会的联系，拓宽社交圈子，能够避免因年龄增长而导致的社会隔离感。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存在的直观表征，日常生活的数字化程度直接映射了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品质。当老年人能够熟练运用数字身份规划日常之时，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也使得他们感受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进而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这使老年人能在数字社会中定位自身，确立“现实性存在”感。这种积极的身份认同反馈循环促进了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加强，成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在数字世界中自如生活的核心要素。2.自主性发展维度：老年人自我积极发展的“助推器”数字身份认同显著体现了老年人对自主性发展的强烈追求。认同伦理学将“自主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自主的个人会将其自给自足的潜能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不会满足于他人为其设定的计划，也不会根据环境强加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表现”。在这里，个人自主性不仅被视为一种价值，更被提升为一种理想，指引人们深入审视并净化自我的灵魂。它也成为克服外在影响与限制、自由提升自我、形成生活指导思想与行动准则的导向。“一个人自我导向的程度表现为他/她将其整个生活轨迹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秩序。”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老年人追求的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或适应技术，而是渴望能够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与事务。而数字身份认同的建立和深化，正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这样的助推力，帮助他们发挥自主性，自主参与社会生活以及规划未来社会，从而顺利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第一，数字身份认同为老年人自主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借助数字身份的认证与授权机制，老年人能够依据个人的兴趣和偏好，自由地选择加入各类社交圈子、兴趣小组或公益活动。这种基于自主性的选择机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社交生活，也使他们在参与过程中体验到成就感和社会融入的满足感。此外，数字身份还为老年人开辟了表达观点、提出建议的渠道，使得他们能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公共决策的过程中，进而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贡献智慧与宝贵经验。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中的主体地位，也展示了他们对社会发展具有的持续影响力。第二，数字身份认同对老年人规划未来社会参与路径具有重要助益。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老年人能够通过反身性思考，对自己数字身份的运用和管理进行深刻反思与审视，总结经验教训并调整行为策略，以更为积极和理性的姿态面对未来的社会参与机会。这种反身性思考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自我认知与管理能力，而且有助于他们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定未来参与的计划，从而在未来的社会活动中展现出更强的自信与从容。在更广阔的视角中，数字身份认同与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相契合。在数字化时代，老年人如能实现数字身份认同，就不再是被动的技术接受者，而是成为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和事务的积极行动者。数字身份认同与深化使老年人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健康信息、参与健身活动、享受文化娱乐等，维护身心的健康和活力。同时，数字身份认同还为老年人提供了继续学习数字技术、提升自我能力的机会，这种积极参与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自我发展的社会价值，使他们成为积极老龄化的践行者和受益者。3.本体性存在维度：老年人“数字自我”实现的“指南针”数字世界以其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构建了一个既虚拟又真实的生存空间。正如吉登斯对现代性危机描写的那样：“时空的‘虚空化’启动了建立单一的、无预先存在物的‘世界’的过程。”现代性带给自我的危机是自我本体丢失和存在性的焦虑。而吉登斯开出的良方是通过自我身份的认同，找到本体性自我的存在感，就会“有着充分的自尊自爱进而得以维持一种自我依然‘活着’的感觉”。吉登斯所描述的“时空的‘虚空化’”现象，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许多老年人而言，这个新领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更是对身份定位、自我认知乃至存在价值的深刻考验，甚至造成自我本体丢失的危机感。而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帮助老年人找到本体性存在，是老年人“数字自我”实现的“指南针”。第一，数字身份认同帮助老年人定位在数字世界的“坐标”。数字世界的迅猛发展对老年人而言，既是新奇的机遇也是未知的挑战，往往伴随着虚无与排斥的双重焦虑。通过数字身份认同，老年人能够重新定位自己在数字社会中的角色，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传统社会的守护者，更是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一员。这种认同感的建立，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因技术隔阂带来的虚无与排斥焦虑，推动他们在数字世界中找到归属感，进而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数字社会。第二，数字身份认同帮助老年人深化自我认知。吉登斯指出，自我身份认同是个体基于个人经历的反身性理解所形成的“自我概念”，是一个动态且多维度的过程，它随着个体经历的不断丰富而发展。在数字时代，老年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身份不再局限于“社会人”的范畴，而是拓展到了“数字人”的新领域。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有助于老年人更加全面地理解自己，形成更加稳固和积极的“数字自我”概念。通过积极参与数字生活，老年人可以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丰富自己的数字身份，进而实现自我认知的深化与升华。第三，数字身份认同帮助老年人形塑“数字自我”的价值。数字身份认同在塑造老年人的“数字自我”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数字身份认同的建立不仅为老年人敞开了实现其“数字自我”价值的大门，同时也标志了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由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创造、分享、贡献的参与者的转变。这一转变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学习、智能技术等多种平台得以实现，使老年人有机会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在数字社会中展现自身的才华与智慧，赢得尊重与认可。这一过程不仅帮助老年人重新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也使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的“跨代际”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推动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三、“遮蔽”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的多重困境

随着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度融合与交织发展，老年人在当下社会的生活与先前的历史境遇大不相同。这种变化不仅导致生活舞台的迁移，而且更深刻地撼动其生活方式的根基。虚拟空间交流逐渐侵蚀了传统面对面的互动，而信息的即时传递则极大地重塑了“世界”的边界与内涵。置身于这样的“现象性世界”里，老年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抉择，他们在自我认同的层面上遭遇了多重独特的张力与艰辛。这些困境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遮蔽了老年人数字身份的“光芒”，阻碍了他们全面而真实地展现自我、认同自我。1.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模糊，引发老年人数字身份接受与认同困难在数字化时代，虚拟空间成为个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媒介、在线购物、远程医疗、数字支付等应用广泛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了一个高度互联、即时响应的虚拟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将数字虚拟的触角延伸至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繁华的都市中心，还是偏远的乡村角落，都能感受到其无处不在。这种深度的融合，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使得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学者戴维斯从行为科学理论中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TAM），“认为用户对更新的技术所采取的接受或抵制的实际行动受个体意愿（态度）的影响，个体意愿（态度）则由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两个变量决定”。技术接受模型揭示了影响技术接纳的三大核心要素：个人特征（如年龄、学习能力）、社会支持（如家庭、社区的技术援助）以及技术易用性（如界面友好性、操作简便性）。在快速迭代的数字环境中，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他们被称为“数字原住民”，这种融合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对于老年人而言，这种快速迭代的数字环境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往往因技术感知的迟钝、学习能力的下降以及社会支持的不足，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从而在数字浪潮中感到迷茫和焦虑。这种不适应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技术接受度，更挑战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既有认知框架，难以对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明确区分，使他们逐渐成为被数字世界边缘化的“数字遗民”。更为严重的是，数字身份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老年人对其认同的难度。数字身份，这一虚拟空间中的独特存在标识，以其高度的灵活性与可塑性，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创造、修改与传播。与之相对，现实身份则根植于生物特征、社会经历与人际关系的深厚土壤之中，形成了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自我认知。然而，对于老年人而言，这种虚拟与现实身份的断裂却带来了深刻的认同困惑。他们习惯于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实际的生活体验来构建和确认自我身份，但在虚拟空间中，这种传统的确认机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老年人发现自己在虚拟领域的存在变得模糊且难以捉摸，难以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特质与数字身份有效对接，这种错位感导致了深刻的认同困惑。此外，数字身份的多重性与匿名性也让他们心生忧虑，担心出现隐私泄露与误解的风险。根据认知失调理论，这种现实与虚拟身份之间的不一致性，会引发强烈的心理紧张与不适感，使老年人在双重身份的徘徊中，更加困惑于自我认同的稳定性，难以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找到明确的自我定位。2.权威与卑微之间的摇摆，引发老年人身份地位的冲突在传统社会架构中，老年人作为知识与经验的传承者，往往被置于社会与家庭的核心地位，享有较高的尊重与权威。这种地位的奠定，根植于农耕文明背景下家族作为基本生产与生活单位的社会结构之中。正如台湾学者杨国枢所阐述的，农耕社会是传统社会的形态，而在这种社会，“土地的维护、耕种及农作物的照料、收获，都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必须依靠持久且稳定的小团体共同运作；因而发展出以‘家族’为组织及运作单位的特殊社会结构，以有效适应农耕的经济生活形态”。想保持这种家庭、家族在现实中的延存，晚辈要从前辈那里获得春种秋收以及季节变化的知识，而只有带着尊重和敬佩之心，才可以从老年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存经验，年轻人需要服从老年人，老年人具有权威地位，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美国学者米德的“前喻文化”理论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即在此文化模式下，老年人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权威地位不可撼动。然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稳固的社会权力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方式，更在代际之间构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美国“数字教父”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把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但真正的文化差距其实会出现在世代之间”。他敏锐地指出，孩童往往比成年人更容易接触和适应网络，尤其是所谓的“Z世代”（多指1995-2009年出生的年轻人），他们自幼便与网络数字环境紧密相连，以其独特的数字素养和适应能力，使得他们在信息获取、思想潮流、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数字社会的话语引领者。相比之下，老年人在这一领域的劣势日益凸显，难以在数字时代找到自己的声音，其传统权威地位在数字洪流中渐趋式微，甚至出现了从“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深刻转变。更为复杂的是，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其卑微感。“刻板印象是基于她所属的某个社会群体具有某种特征的信念而赋予个体成员一种特性，成为那个群体的成员与拥有这种特征之间确实有一种统计学的关联，但事实上这名成员并不具有那种特征。”“一旦给人们贴上标签，对符合这种标签的人的看法将带来社会后果和心理后果。尤其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人们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计划的方式。因此标签开始影响我们所说的身份确认的过程。”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偏见，将老年人群体普遍地描绘为抗拒变化、难以适应新技术的群体，这种标签化的处理不仅忽视了老年人群体的多样性与个体差异，更加深了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危机。客观来讲，这种在权威与卑微之间“摇摆”的身份地位冲突，对老年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挑战。它不仅让老年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适应，更可能引发深层次的身心焦虑与不安，甚至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面对数字时代的冲击，许多老年人可能选择退缩至原有的生活轨道，拒绝或难以认同自己的数字身份，从而加剧了与数字社会的脱节与隔阂。3.意义感与虚无感的交汇，引发老年人本体存在的焦虑现实世界的身份认同是基于时空的连续性和社会互动的丰富性构建的。纵观人类历史，人们总是生活在与他人密切联系的社会情境中，无论在工作、休闲还是家庭的情境中，个体通常生活在一组可比较的社会环境中，而时空环境的不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规划，体现着自我意义感。吉登斯用“生活方式的小扇面”表达了这层含义：“在某个场景中遵循的行动模式或许会与在其他场景中遵循的模式有着实质性不同。我把这种阶段称为‘生活方式的小扇面’……生活方式小扇面是地区化了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吉登斯进一步提出，自我存在意义感并非一种静态的、既定的状态，它更是一种“自反性”认知。“自反性认同不是给定的，即个体行动系统之延续性结果，而是要在个体反思性活动中依据管理被创造和维持的某种东西。”自反性强调个体在面对外部世界时，能够主动地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调整，以我“应该这样生活”，“构造其生活感的东西”，从而构建出一种稳定而富有韧性的意义感。对于老年群体而言，这种意义感的构建过程尤为复杂而深刻。他们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见证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价值观的更迭。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依托于熟人社会与家庭结构的双重支撑，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与自我价值感。在熟人社会中，他们通过长期的交往与合作，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与信任关系，这些关系成为他们意义感的重要来源。而在家庭结构中，老年人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作为长辈的权威与智慧象征，还是作为子女的精神支柱与情感寄托，他们都为家庭的和睦与幸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步入退休生活后，很多老年人并未因离开职场而失去意义感。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继续在家庭与社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参与社区活动，传授人生经验，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他们还通过反思自己的过去、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与策略，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角色定位。在这些活动中，老年人不仅找到了新的价值实现途径，也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生命意义感。然而，数字社会的兴起却对老年人意义感的稳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由数据、算法和虚拟空间构成的新世界，对老年人来说既陌生又具吸引力。数字社会通过提供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能养老等服务，本可以为老年人带来极大的便利与机遇，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然而，由于这些服务和产品往往忽视了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使得这些便利与机遇并未能真正惠及他们。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难以找到符合自身需求与习惯的存在方式，从而产生了一种被边缘化、无意义的感受。更为严重的是，数字社会的虚拟性、高度的计算性以及日益凸显的隐私安全问题，严重侵蚀了老年人在现实世界中习以为常的基本信任感。在数字世界中，信息的真伪难辨、隐私的泄露风险无处不在，这使得老年人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基本信任的建立是自我身份认同的精致化。同样也是与他人和客观世界身份认同的精致化之条件。”这种信任的缺失让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感到迷茫与无助。当老年人在现实与数字两个世界中的存在体验形成鲜明对比时，意义感与虚无感之间的深刻矛盾便凸显无疑。这种反差不仅触发了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的存在焦虑，导致自我认同的迷失与方向感的丧失，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我的能力与价值是否已经被时代所淘汰。这种本体性存在的焦虑是数字时代老年人身份认同困境的集中体现。

四、数字化时代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实现的路径

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的困境，根源错综复杂，受技术、家庭、社会变迁及个人特质等多个维度的交织影响。具体而言，这一困境表征可形象地概括为“三重沟堑”——“数字鸿沟”“数字代沟”与“数字难沟”，每一“沟壑”均深刻揭示了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面临的独特挑战。“数字鸿沟”作为技术接入与应用不平等的直接体现，凸显了老年群体在技术快速迭代中的滞后状态，限制了其数字技能的习得与运用；“数字代沟”则深刻反映了代际间在数字文化认知、价值观念及行为范式上的深刻断裂，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加剧了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的边缘化趋势；而“数字难沟”则触及老年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包括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对新技术的心理抵触情绪以及长期形成的非数字化生活习惯，这些内在因素构成了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的深层次挑战。因此，推进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技术、社会与个体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身份认同的多重“沟堑”。1.缩小“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关照解决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问题的首要任务是缩小“数字鸿沟”，克服老年人在“数字融入”方面的难题。传统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从技术维度入手，形成了“接入沟”“使用沟”与“知识沟”的“三沟”理论框架。沿袭这一理路，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的“解蔽”也需首先从技术层面出发。我们知道，数字社会建设应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但这不应仅是技术的单向突进，而应是实现技术与伦理的双轮驱动。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技术洪流中容易滞后的老年群体，构建一个“技术—伦理”的二维框架至关重要，确保技术发展既高效便捷又充满温情与关怀，让老年人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尊严与权利的保障，实现真正的“数字平等”。其实，吉登斯关于“技术环境道德贫瘠性”的洞见就指出：“自我的规划必须要在一个技术有竞争力然而在道德上贫瘠的社会环境中以反身性的方式获得。”亚里士多德“技术以善为目标”的古典智慧，“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这些观点共同强调了一个核心议题：技术实践中必须融入伦理考量。因此，在推动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反身性思考，将技术与伦理紧密结合，创造一个既有利于技术发展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使老年人在这一环境中能够自信地规划自我生活，实现身份认同。数字技术关照老年人的具体路径方面，先前的主张多聚焦于“适老化”改造上，以扫除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障碍，解决他们“触网难”的问题。2021年中央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提出着力解决老年群体、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智能技术产品时遇到的困难，开发“适老化”的数字技术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数字技术产品从“适老化”要求出发，诸如手机微信、QQ等一批App应用软件相继推出“关怀模式”“长辈模式”等适老化版本的产品，这对改善老年人数字社会生活参与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当前“适老化”产品多停留于形式层面的调整，如大字体、高对比度等，缺乏深层次的“人机交互”优化，老年人数字体验感“钝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数字技术应主动改变，在“适老化”基础上还要走向“乐老化”。“乐老化”数字技术可以理解为：“是促进老龄化和信息技术协同发展的创新型科技，是在科技向善思维指引下兼顾科技发展与老年群体数字化使用能力的科技。”很明显，这是一种创新科技理念，它强调老龄化与信息技术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向善为引领，深入考虑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和数字化使用能力。通过优秀的产品设计，解决老年人在使用数字产品时可能遇到的“不好用、不想用、不愿用”等问题，让老年群体能轻松愉快地使用数字产品，在使用数字产品中找到身份认同感。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产品设计要“乐老”，即从老年视角出发，开发专属智能终端，优化系统界面，减少复杂程序，消除心理距离，赋予产品“温度”，实现无障碍交互；产品功能要“乐老”：深入调研老年需求，提供多样化、实用的产品功能，如增加语音交互、简化操作流程等，以解决“不想用”的问题；产品服务要“乐老”：在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他们的社交、健康等深层次需求，丰富其数字生活场景，提升自我效能感与精神追求，树立数字自信。要缩小数字鸿沟，实现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需要技术与伦理的深度融合与“乐老化”的转型。通过这一路径，不仅能够缩小数字鸿沟，还能让老年人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感受到尊严与权利的保障，使其在数字社会中找到归属与认同。2.跨越“数字代沟”：“他者”对老年人数字身份的承认“数字代沟”是指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老年群体因知识储备、技能掌握及兴趣差异等因素受限，与其他年龄段人群间出现的显著鸿沟与隔阂。这一现象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应用层面，触及老年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老年人常被尊崇为智慧与经验的化身，其社会地位与受尊重程度均处高位，身份标识为“权威”与“尊贵”。然而，步入数字时代，技术鸿沟导致老年人难以融入这一新环境，可能感受到来自“他者”的忽视与排斥，进而产生边缘化乃至“卑微”的自我认知，其身份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老年人在数字领域的身份认同困境，本质上是时空变迁下个体自我认知与外界评价体系间失衡的体现，尤为关键的是，这种失衡往往源于“他者认同”的缺失。他者认同，作为个体在与外界交互过程中通过他者的认可、接纳与理解所构建的正面自我形象与价值感，对老年人而言具有非凡意义。它不仅是老年人克服技术障碍、重拾自信的关键，也是打破社会对于老年群体在数字领域刻板印象、增进代际理解与尊重的桥梁。胡塞尔和笛卡尔等人的观点揭示了人类认知他者的局限性，即我们只能感知他者的身体，却无法直接触及其内在意识。“对别人，我仅仅能了解其身体，因为我无法接近那人的意识。”然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却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他强调，自我意识与他者的认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语言这一公共性媒介相互交织。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建立“基本信任”、实现认同的桥梁。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并非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源自主体性(subjectivity)，恰恰相反，是主体性源自主体间性。”在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的他者视域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有效的语言沟通，打破代际之间的壁垒，促进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使老年人数字身份得到他者的“承认”。具体来说，年轻一代应主动承担起“桥梁”的角色，用老年人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向他们传授数字知识和技能；同时，也要耐心倾听老年人的需求和困惑，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支持。通过这种双向的、积极的互动以及他者对老年人数字行为的赞许和承认，逐步建立起老年人与他者在数字世界的平等感，促进老年人的自我认同感。“数字反哺”作为一种新兴的代际互动模式，为跨越“数字代沟”提供了重要途径。“数字反哺”作为老年人信息能力与素养建设的关键环节，是一种内生型可持续的力量。周晓虹等学者就认为：“文化反哺是解决代际鸿沟和数字鸿沟的有效方式。”“数字反哺”指的是年轻一代将自己在数字技术上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老年人，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利用数字世界。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而且能够促进代际的沟通与理解，增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在家庭中，子女作为“数字反哺”的主体，应主动承担教授父母使用数字产品的责任。通过耐心细致的指导，帮助父母克服对新技术的畏惧心理，掌握基本的数字技能。同时，子女还应关注父母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变化，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在社会层面，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应共同努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友好的数字服务。政府应通过立法保障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的权益，降低其“触网”面临的风险；企业应积极研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产品和服务，并定期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活动；社区组织则应举办各类数字文化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数字生活体验。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逐步填平老年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数字代沟”，促进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的全面参与和融入。3.消弭“数字难沟”：老年人自我对数字身份认同的筑就在认同伦理的框架下，身份认同的精髓深植于个体内部的自我接纳、承认与和解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身份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动态演变。吉登斯的理论强调，自我发展的轨迹是一个由内在驱动力引导的过程，其中生命历史的构建或重构均围绕个体内部的参照点展开。“从个体构建或重构生命历史之方式来看，关键的参照点‘来自内部’。”因此，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对自我数字身份的追寻与认同，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自我认同重构之旅，其实现程度直接关联着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的身份认同深度。面对数字社会构筑的“沟堑”，老年人遭遇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障碍，更是心理、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挑战。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技术融入的困难，更是数字关系处理的复杂性和数字自我呈现的局限性，这些共同构成了难以消弭的“数字难沟”。在数字世界中，老年人“犹如驾驶重型卡车般会有力不从心之感”，曾经熟悉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不确定性和反身性思索的现代生活。反身性在吉登斯那里主要是现代性的一种动力机制（同样，对考察数字社会也具有借鉴意义），它是一种对现代性影响下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和努力适应性改变的姿态。现代性的反身性是指“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面向及其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对受到新信息或知识影响而产生的长时间修正之敏感性”。相应地，老年人在数字社会里反身性的回应，就是老年人意识到数字社会对生活带来的可能影响，积极适应外部境遇变化，构建符合老年人自我的日常生活图景，从而建立新的自我认同感。“‘我将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只有在如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方能得到答案，而且只有在自我认同的不断呈现中方能得到解释。”认同，作为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一种生活方式重构，其核心在于寻找并确立符合自我价值观的生活模式。阿皮亚在《认同伦理学》中有着清晰的阐释：“构造其生活感的东西，与其说是一张蓝图，不如用我们今天所说‘认同’一词。在此说像这样生活说的就是认同。”泰勒也认为认同的焦点包括“由现代早期发展而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此可见，认同不仅仅是蓝图式的规划，而且体现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瞬间中，是对自我存在方式的肯定与确认。因此，认同伦理理论揭示了认同作为生活方式重构的核心，它要求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不仅要学会使用技术工具，更要深刻理解并融入数字生活方式，通过实践行动逐步塑造独特的“数字自我”。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掌握，更是对数字生活哲学的深刻领悟与个性化表达。具体而言，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筑就的哲学理路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于深化反身性思考。这要求老年人超越单纯的技术学习与应用层面，转而深入剖析自身的数字体验，从中提炼出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彰显个性的数字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对技术工具的理性驾驭，更是对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深刻领悟与自我表达。二是老年人应通过一系列实践行动，逐步在数字平台上构建起独特的“数字自我”。如精心规划数字生活、踊跃参与各类数字活动以及灵活运用数字工具维系社交关系。这些行动不仅增强了他们作为数字人的融入感，也促进了其自我认同在虚拟空间中的延伸与拓展。三是老年人在数字平台上勇于自我表达与创造，分享宝贵的人生智慧与正能量。这些行为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数字生活体验，而且能够在数字社会中树立积极向上的形象，从而增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与归属感。质言之，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重建自我认同的历程，既是对技术变迁的积极适应与回应，更是对现代性背景下自我认同深刻理解的生动体现。它展示了老年人在面对数字社会境遇时如何通过不懈的探索与实践，逐步确立并巩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从而在数字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我价值的再次飞跃。

结  语

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议题已成为老年人深度融入数字社会的关键点，但其复杂性与多维特征却不容忽视。这一议题不仅触及技术创新的前沿，还深刻关联着伦理道德的考量、社会结构深层次的变革以及文化观念的更新，凸显了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之间平衡发展的迫切需求。实现老年人数字身份的有效认同，绝非技术突破所能单独承载，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及老年人自身的共同努力。在此过程中，认同伦理应被确立为行动的基石，它强调对老年人主体性的深切尊重，保障他们在数字世界中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与自由表达的空间，确保他们在数字世界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尊重。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数字技术将逐步成为推动老年人生活质量跃升、社交网络拓展及个人潜能实现的强大引擎，老年人将能更加自信地拥抱数字技术，享受其带来的便捷与乐趣，从而在数字世界中寻找到归属感与价值认同。另外，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老年群体的内在多样性与个体差异性是老年人数字身份认同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摒弃“一刀切”的模式，转而采取一种更加灵活、包容的策略，即尊重个体差异、保障选择自由，为不同老年人量身定制多元化、个性化的指导方案，以精准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与偏好，让每位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尊严。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包容性”数字社会构建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它不仅彰显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深切关怀与高度尊重，更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与人文关怀深度的重要标尺。

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0期“伦理与道德”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