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政策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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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继2023年9月7日率先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就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日益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仍然有一些重要政策和实践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廓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把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点。有鉴于此，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科学处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若干相关关系

（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

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是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及其规模化、群体性迸发提供了新的契机，促使新质生产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甚至是引领力。在许多地方、许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跃升，还会对生产力系统的功能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传统生产力可有可无，更不意味着传统生产力不再重要。在任何经济中，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都属于“小众”，只不过在发达经济中，相对于欠发达经济，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成长的“土壤”更加适宜，更有利于其集群性、连锁性成长而已。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如果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不仅有悖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方向，而且容易影响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当然，从鼓励创新的角度来看，适度优先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支持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支持应该遵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况且，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带动传统生产力转型升级和整个生产力系统的功能提升，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甚至耦合共生的发展格局。实际上，在多数地方、多数领域，传统生产力往往是新质生产力发育的母体或要素支撑，也可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方。有学者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换赛道”，这实际上是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误读。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讲话中都提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而“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更多的是指拓展发展领域、发展赛道，与转换发展领域、发展赛道，显然不是一回事，不宜把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割裂开来。

（二）新科技与现有科技的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有学者提出，只是产生量变的科技创新还不是新质生产力，只有产生质变的科技创新才能被称为新质生产力；科技的生产力作用不仅仅在于产业的科技含量，更重要的是由量变到质变所反映的新科技的质态，即具有革命性的科技创新；只有产生质变的科技创新才能被称为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新科技属于国际前沿的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性科技。还有学者认为，传统生产力所对应的科技进步主要是模仿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原始创新。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科技的狭义理解，不利于拓展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因此，对现有科技的优化组合和集成创新，如果能够带来技术效能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或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带来生产力系统功能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突破性跃升，也可谓形成了新质生产力。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方面不仅潜力较大，还容易在推进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方面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许多国家高度重视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此有关。

（三）求新求高与求真务实的关系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要求在战略上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并将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序结合起来，构建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层次有序、梯次跟进、阶段继起、空间并存的发展格局。但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忌好高骛远、急于求成，更要防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泛化和“庸俗化”，更不能“乱贴标签”“以假乱真”。即便是颠覆性、前沿性、原创性新技术，也需要注意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否则，技术吹得“震天响”，但离用户需求太远又有何益？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以科技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也要防止出现“先进技术往往不实用、实用技术往往不先进”的问题，甚至高新技术未必就一定会提高企业竞争力。根据奥利弗·索姆、伊娃·柯娜尔对德国制造业创新之谜的研究发现，绝大部分企业的创新并不一定源于制度化的内部研发活动，而可能从企业自身或外部现有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技术的新结合中产生，甚至国家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来自高研发投入带来的持续竞争力，还来自非研发企业、非研发密集型企业积极创新带来的持续竞争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秉持脚踏实地、讲究实效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将其作为发展经济、追求政绩的“时尚”，其结果就是与推进高质量发展背道而驰的，也并非真正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与

发挥有机社会作用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里面应该包括发挥有机社会作用，特别是鼓励行业组织、产业联盟甚至平台型企业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行业治理，并赋能市场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鼓励行业组织、产业联盟甚至平台型企业增强行业公共产品供给功能，推进行业品牌和创新能力建设，降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本和风险。如加强对市场主体特别是行业发展“领头雁”的行为引导，鼓励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主体之间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新质生产力协同成长，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主体加强标准合作和品牌共创，搭建有利于产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平台等。

（五）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关系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内发展中的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矛盾交织，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封锁，甚至由“科技战”转向“金融战”等。加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的转化提速，但转化过程的复杂性和超预期因素明显增加。这些因素导致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幅提升。因此，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重要性、紧迫性凸显，要求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结合起来。如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其带动效应和溢出作用都很强，堪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支撑；但除金融等少数领域外，在多数产业链供应链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因此，在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内，如何将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结合起来，将推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与增强其在逆境中承受、适应和快速修复的能力结合起来，仍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益往往是与高风险相伴而生的，没有风险的高收益通常是很难存在的；惧怕风险又要追求“安全最大化”，很可能导致高质量发展落空，更难以持续。因此，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谨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底线要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

（六）新质生产力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尊重其一般性和普遍规律，也要考虑新质生产力在要素属性、要素组合和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要求上的特殊性，切忌“张冠李戴”。如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会带动科技、金融、人才、大数据等现代要素融入产业链供应链，促进生产力要素品质属性的跃升和生产力系统的功能升级。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参与融合的相关产业属性和发展要求，以及融合过程中的不确定、难预期因素。通过推进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与通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有其产业属性差异。如在与农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关注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命有机体的生长发育规律。

二、科学研判中国制造业发展方位及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潜能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所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27.5%。但由于产业关联、创新生态和网络效应等原因，制造业对国民经济乃至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往往远远超出其占GDP和就业的比重。新质生产力的特点之一是创新，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那么，科学研判中国制造业发展及其所处地位，对于准确把握中国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不仅早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如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世界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第一大国，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增长迅速。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虽然仍需要不断巩固和增强竞争优势，但其电池、电机、电控技术已在一定程度上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尽管如此，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质疑仍然存在，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属于低端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服装、家具、鞋帽、玩具等传统产业均属于低端制造业。这些问题归结到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客观、全面、准确地看待中国制造业，要不要支持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对于制造业发展进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选择，也影响到对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的信心、耐心和韧劲。廓清相关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明确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思路，也有利于激发制造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潜能，更好地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一）关于中国制造业属于低端产业的判断实之武断和片面

不能将传统制造业视作低端产业而将其淘汰出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从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仍有较大潜力。在现代汉语中，低端是指同类事物中档次、价位较低者，或多或少地带有贬义；按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语境，甚至要将其淘汰出局。人们通常所说的低端产业，要么指其产业技术含量低，要么指其处于价值链低端。但是，任何产业都有技术高低之分，甚至在高技术产业中也有低技术环节（企业），在低技术产业中也有高技术环节（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说，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技术和产能。按照现行产业政策，确实有些制造企业或产能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同时不符合市场需求，并在污染和碳排放方面“踩了红线”，需要将其作为落后产能淘汰出局。也确实有些制造产品生产落后于消费结构升级，缺乏消费需求支撑，属于产业发展的落伍者。然而，多数传统制造业或其生产环节虽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但民生需求很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要坚持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动摇，不能将其视同低端产业而要求其简单退出。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经明确，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注意这一点。

要辩证看待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之间的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二者中竞争、合作发展。就音乐作品而言，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的本质差别，不在于其艺术质量的高低，而在于其是否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我们不能因为通俗音乐不是高雅音乐就要将其淘汰，产业发展也不能因为传统产业不是现代的或现代产业就要淘汰它。即便是在传统的高排放产业，近年来也有许多企业通过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型升级。简单将其淘汰出局，会抑制关联产业发展，甚至会阻碍产业发展新动能培育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比如，传统的电镀行业具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特征，但电镀是制造业基础工艺之一，随着电子、汽车、航空航天等产业的发展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电镀行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而且，近年来中国严格控制电镀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电镀行业向清洁高效、绿色循环发展方向转型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有些地方通过兴办电镀产业园等举措，成功化解了电镀行业中小企业应用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废水处理难问题。况且，许多制造业环节看似低技术、低附加值，但实际上正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生态，形成了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强大产业链配套协作优势，还吸纳了大量就业，如许多产业集群中劳动密集型的众多小微制造企业。简单要求将这些企业淘汰出局，可能会影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因为“鱼儿离不开水”，这些小微企业共同构成了高附加值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良好“水环境”。

中国制造业是个广域的谱系且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由此使制造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更加优化。从静态观点来看，中国人口众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制造业发展基础和消费需求、增长潜力方面差异较大，中国制造业覆盖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从价值链低端到价值链高端的不同层次，在制造业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环节之间，甚至相同环节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往往也有很大不同。其中既包括传统生产力，也包括新质生产力。简单认为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或者认为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产业是低端制造，都是有欠公允和不准确的。从动态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过程，既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加快分化的过程，由此推动中国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行业领跑型企业、并跑型企业迅速涌现，在部分行业，产业的控制力也在快速增强。这些企业往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领航者”或“开路先锋”。

（二）警惕滥用“微笑曲线”而形成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方位的误导误判

盲目照搬“微笑曲线”容易形成误导误判，制造业全产业链都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潜能。20世纪90年代，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微笑曲线”理论，认为电脑业上游的研发设计（如技术、专利）、下游的营销服务（包括品牌推广等）等环节的附加值较高，而中游的生产制造和组装加工环节的附加值较低；为了获取更高利润，企业必须从产业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这实际上是对电脑业产业链不同环节附加值分布的形象表述和粗略概括，且不说将其拓展到电脑业之外可能存在行业适用性问题，即使将其延伸到作为企业集合体的产业层面也可能存在“合成谬误”的局限。时至今日，虽然有些企业家或产业经济研究者仍然对“微笑曲线”津津乐道，但对“微笑曲线”的质疑和批评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有人质疑其是否真正存在。仅仅依据“微笑曲线”，就简单得出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结论是武断的，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早有研究者提出，在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生产方式中，“微笑曲线”已不再适用。2004年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所长中村末广根据对日本制造业的调查，提出了基本上跟“微笑曲线”相反的“武藏曲线”，认为产品组装、制造等生产制造环节的附加值高于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发展好生产制造能够获得较高回报。

市场结构、科技进步和企业能力是影响企业附加值的关键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注意因地制宜、因行业制宜。通常而言，越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越是科技进步慢的产业环节，附加值往往越低；越是趋向垄断的市场结构，越是科技进步快的行业，附加值往往越高；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垄断，容易提高其附加值。因此，在电脑业中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附加值高于生产制造，很大程度上同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的市场结构容易形成垄断或其科技进步较快有关。在生产制造环节推进转型升级，提高其发展门槛或加快科技进步步伐，同样可以提高其附加值，甚至导致其附加值高于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等环节。而轻视生产制造环节对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恰恰是“微笑曲线”理论的重要不足。就企业而言，提升其产业价值链的根本途径在于顺应产业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并与自身资源和能力相匹配；企业自身的资源组织和对外协作能力，未必能够支撑企业撇开生产制造环节，直接进入研发设计或营销服务环节。即便有可能，也会导致这两类原本高附加值的行业出现进入拥挤、产能过剩和附加值降低的问题。何况，制造企业转型从事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之路，往往是“败九成一”，风险极高。

（三）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新质生产力成长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7.5%，分别较2015年和2018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2021年增加了0.2个百分点，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自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方针。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该进一步重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和创新之要的作用，挖掘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引导支持制造业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赋能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制造业不同环节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命运共同体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成长，要求其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包括研发设计、营销服务和生产制造环节，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正如加里·皮萨诺、威利·史所发现的，在创新链上，制造和研发很多时候相辅相成，在某些产业中更是密不可分，制造本身就是创新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制造环节的过度外包首先会引起产业链外移，最终可能导致创新链迁移；“在创新过程中制造是不可或缺的”，“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在很多时候，制造与优秀的大学、出色的研发活动和充满活力的风险资本同等重要”。暂且不考虑企业的能力或比较优势，试想，如果大家都不去搞生产制造和组装加工，都去搞研发设计或营销服务，那研发设计或营销服务究竟供谁使用？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加里·皮萨诺、威利·史基于对美国的研究提出，一个发达的现代经济体要想真正实现繁荣富强，就必须有一个强大、多样且富有创新性的制造业，借此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更多就业机会；“制造能力的削弱将会危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健康状况”，往往导致产业创新出现断层，使创新成为无源之水。日本学者汤之上隆的研究显示，对新技术变化和市场机会缺乏与时俱进的敏锐性和更新换代的及时性，忽视产品的标准化和通用化，是日本制造业陷入“创新窘境”并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日本制造业的重生需要重拾模仿性创新能力。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教训警示我们，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顾此失彼、有所偏废，不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提升价值链，也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成长。

2．推动产业融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成长

近年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由此促使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和发展服务型制造亮点纷呈，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精彩夺目，中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为提升产业乃至制造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在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如操作系统和管理软件、大数据等）、下游的营销服务环节（包括品牌推广等）等与生产制造融合发展的态势正在加快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相长关系也逐渐形成。如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都是产业融合的结晶，产业融合正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和手机制造业。许多传统制造业也因此实现涅槃重生，转型成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开拓了新的路径。比如，有些家居制造企业通过深度推进数字化转型，成为专门从事全屋定制、家用橱柜、衣柜、厨卫电器、用水设备、移动家具和家居消费品生产、研发及供应的设计服务企业，已在全球拥有上千家设计服务中心，成为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样的企业显然不是处于价值链低端，而是早已进入价值链高端，其发展过程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成长过程。

3．协调推进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创新创业生态优化，完善新质生产力成长生态

优化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创新创业生态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和创新创业创造能力，推进企业提质增效、节本降险，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价值链升级，也有利于新质生产力“集群式”“连锁式”成长。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形成让企业家安心、省心、舒心、对未来有信心，让投资者感到便利、高效、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氛围。努力用优化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冲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转弱、风险隐患增多导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要结合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推动形成创新创业者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不担心出事的企业运行和创新创业环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推动产业创新，努力构建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差异化竞争格局，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在培育产品、技术、市场等领域的垄断地位和强化创新能力、竞争优势中发挥带动作用，规避许多行业同质竞争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对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负面影响。

4．鼓励企业增强发展能力，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

企业家，尤其是科技型企业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和“开路先锋”。企业家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市场机会，并将其变成盈利项目和产业竞争优势。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本位”的经济。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实施促进企业家成长、企业家队伍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至关重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是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摇篮”，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潜力所在。德国经济学家奥利弗·索姆、伊娃·柯娜尔基于对德国制造业创新之谜的研究发现，绝大部分企业的创新并不一定源于制度化的内部研发活动，而可能从企业自身或外部现有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技术的新结合中产生；除了基于技术研发的创新，非技术维度或“创新模式”，如服务、市场营销、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和源于实践的知识，也被视为有助于企业取得经济成功的独特的创新类型，甚至德国低技术产业善于将社会上的现有技术和知识进行智能化改进，并将其与新的高端技术有效组合，因而拥有非常惊人的集成创新能力与巨大的创新潜力[8]4-6。要以优化企业家成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为导向，加强企业家培训交流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企业提升资源动员、要素组织、市场开拓和产业创新能力，引导企业根据自身能力优化产业选择和要素配置，科学选择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提升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鼓励企业协同推进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引导企业增强对外协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鼓励企业通过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能力。

三、辩证看待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规模早已居全球第一，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也对城乡居民增收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活跃力量；但从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仍然存在高端车载芯片和操作系统受制于人、自主可控能力不足的问题。而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中，关键核心技术往往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客观看待中国关键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准确把握这一问题，需要科学分析当前为什么中国有些制造业产品造不出来，并根据具体情况因类制宜、分类施策。

第一种情况是，中国部分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没有实现重大突破，与国外差距较大，形“卡脖子”问题。如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方面仍有许多“卡脖子”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要注意做好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大文章，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突破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构建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新引擎，增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支撑能力，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全面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和有序发展。

第二种情况是，基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发展基础，中国当前没有能力，也没有太大必要什么都自己生产。尽管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全球化仍然是主流，推进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参与全球分工，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注意这一点，不宜苛求面面俱到。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不能什么都搞自给自足，越是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在积极参与高水平国际分工中增强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要区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真问题和伪问题。如果把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没有必要生产或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全部归结为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那真正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是很难真正被有效化解的。如果天天都喊“狼”来了，甚至把“羊”都当作“狼”，真正“狼”来时，往往可能会束手无策。如中国作为世界圆珠笔生产大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圆珠笔头的球座体大量依靠进口。有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从生产设备到原材料，球座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少数国家手中，中国缺乏制造这种球座体的高韧度精密钢材（笔尖钢），也缺乏其所需的精细化加工工艺。但是，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相关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任务后，经过几年研发，很快就实现了笔尖钢从研发到制造再到量产的转化，而且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一锅炉的产量即可满足国际市场十年的需求量。可见，这并非真正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显增加。因此，相对于以往，应该更加重视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但是，随着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产业竞争加剧，还会面临新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此，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是要“双管齐下”。

一是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动态、长效化解机制。统筹处理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发挥民营经济作用的关系，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创新，打造发展新赛道。要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鼓励民营经济、社会力量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灵活性结合起来，推进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重大突破。通过民营经济，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问题。

二是加强变革性技术和“撒手锏”技术研发，另辟捷径探寻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化解之道。这些变革性技术和“撒手锏”技术往往会直接带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相对于燃油车技术，融入了多种变革性技术。要注意突破一批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撒手锏”技术，形成“一招致命”的杀伤力，使对方不敢随意对中国“卡脖子”。(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改革与战略》202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