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瑛：积极应对全球“三链”重塑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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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瑛（上海商学院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贺瑛工作室首席专家）

  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有效运转，“掉链子”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如何应对疫情下“三链”布局重新调整是当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认清“三链”不同状况是重塑和再造“三链”的根本保证。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布局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然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原本已经脆弱的经济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围攻。我们看到，受疫情影响，有的国家游轮、会展等产业链断裂，旅游、体育、餐饮等产业链暂时休克，也看到汽车、电子行业原材料、零部件断供造成的供应链断裂，航空、运输业停摆产生的供应链休克，以及由此引发的价值链的扭曲和失效。
  但与此同时，疫情也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出现“逐渐复苏”“更加优化”等走势。比如医疗产业、在线教育、在线会议、电子商务等行业的产业链更加强化；边检、海关等特殊供应链环节更加有效衔接；餐饮、旅游等产业链逐渐复苏；特殊关键价值链作用凸显。
  全球化态势势不可当。疫情只是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暂时受损，经过精心救治及加强自我免疫，“三链”修复是必然的。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布局和运转，大部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产品与服务在各国之间交易复杂度都比较高，经过长期磨合，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分工位置出现较大范围更替难以在短期内发生。
  面对疫情后“三链”重塑与再造的机会窗口，我们应该主动作为、主动谋划。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全球布局是跨国公司基于全球资源配置形成的，受强大的市场力量所主导，资本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化的资源配置，包括追逐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等。由于资本和技术要素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这就使资本和技术不断地从资源和劳动力“相对高地”移出，移至资源和劳动力“相对洼地”。作为研发、销售方的发达经济体处于高回报区间的U形两端，而作为生产、加工方的发展中经济体则处于低回报区间的U形底端。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实施资本、技术出海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和劳动力“相对洼地”；另一方面也应阻断国内“冷钱”无序“出海”和国外“热钱”的“一锤子买卖”，通过创新实现价值链向上迁移。
  要突破“三链”布局瓶颈，实现“三链”可持续发展，即有效平衡“三链”布局中的效率和韧性关系，做有韧性的“三链”。效率导向推动了跨国公司过去30年的外包大潮，预计跨国公司在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过程中，不会完全追求利润、效益最大化，避险考量将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意味着中国先前具有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不再那么明显。对此，我们应通过叠加“增值因素”来留住原有“链条环节”。目前，中国防疫成效显著，这可能成为外资加速向中国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对此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拥抱这一布局，承接这种转移。同时，应遵循“韧性导向”原则加强自身在全球“三链”中的布局。
  要通过区分不同链条特性，积极抢占“三链”布局高点。中国的“三链”已经深深嵌入世界“三链”之中。就产业链而言，全球产业链“三足鼎立”状况业已形成，目前全球基本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产业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产业链，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产业链。面对疫情带来的空前挑战，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深化国际合作中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确保“三链”畅通。
  首先，区别对待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不同链条具体情况，实施差别化策略。疫情暴发期重在防止“三链”断裂；疫情稳定期要做好“三链”修复；疫情结束后要完善“三链”布局，关键在于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加速产业升级进程；加大供应链闭合考量，提升供应链安全系数；拉长价值链高端延伸，决胜价值链中端市场。
  其次，要把握“三链”“四化”趋势。对于关键产业、关键产业环节和关键核心企业，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对于一般产业、环节和企业，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对于价值链布局，则依据全球价值链业已缩短，而区域价值链日益加强的基本态势，走区域化之路。同时要注重“三链”的数字化转型，主动搭建数字平台和相关的生态系统，降低“三链”管理和交易成本，为高效、灵活的跨界价值传递提供新渠道、新载体，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再次，要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国际合作与治理，通过发表供应链安全联合声明，建立供应链安全体系，探索“供应链合作计划”，由此打造富有弹性的“三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