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 罗必良：贸易风险、农产品竞争与国家农业安全观重构

国粮

张露（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从非典型肺炎到埃博拉，再到新冠肺炎疫情，从高致病性禽流感到非洲猪瘟，再到东非蝗灾，从美国加利福利亚森林火灾到巴西亚马孙森林火灾，再到澳大利亚丛林大火，全球已经进入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的时代。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撕裂的背景下，仍在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所引发的隔离与封锁，将进一步扰乱全球经济。已有经验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疫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冲击更强，更易导致贫穷和饥饿，农业也将因此而面临更加多元的风险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农业内在的高自然依赖性、弱产出连续性、短产品贮存期和低需求可控性，使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易损性，而在疫情风险叠加的情境下，农业所遭遇的损伤将更为严重。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面对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必须更加坚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农业安全底线。公共安全事件频发与国际贸易格局扭曲，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农业发展观，即传统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发展思路是否仍契合正在发生的重大格局转变？经典的“低成本、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是否还依然能够赢得比较优势与贸易红利？本文试图分析农产品国际贸易面临的风险，揭示传统农业竞争力思维的可能性缺陷，阐明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性转换，进而提出保障中国农业安全的未来策略选择。
  一、农产品国际贸易面临的多重风险
  传统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主要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但新的影响因素，包括生态失衡引发的自然灾害事件尤其是各类病毒疫情蔓延引发的生物安全事件，正在打破既有的贸易格局，并有可能诱导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型。
  第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不稳。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苏联相互对抗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从欧洲共同体到欧洲国家联盟，欧洲的一体化发展战略使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亚洲国家也迅速崛起，主要表现为：日本赶超英、美、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韩国、新加坡等步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俄罗斯的复兴则衔接起欧亚大陆，形成对欧亚以外力量的有力制约，促使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然而，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争斗频繁、震动不断，突出表现为英国脱离欧盟和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国计民生的农业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谈判的重要筹码。
  第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伴随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保护政策层出不穷。传统的保护政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边境保护政策升级，如增加进口关税或者降低出口关税；二是“黄箱”政策增多，如对农业实行补贴或者低价保护；三是“绿箱”政策强化，如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改善等。新生的保护形式也不容小觑，突出表现为农产品进口检测标准严苛和技术性贸易壁垒趋强。例如，美国对进口农产品设置区域性差别化的检疫流程，造成部分地区农产品通关时间延长、成本增加；同时在进口食品安全方面设置高技术规范或者实施强制性认证。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包装及运输等原由的退货频繁发生，使得农产品出口企业面临较大的退货风险。
  第三，严重的环境灾害事件频发。农业生产依赖于自然资源与环境，在资源环境条件恶化的当下，国际农产品供给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澳大利亚丛林大火造成乳制品、肉类和羊毛等农产品的产量出现明显下降，预计2020年澳大利亚羊存栏数量减少2.4%，牛存栏数量降低1.8%，羊毛产量较2019年减产9.2%；东非蝗灾蔓延使得埃塞俄比亚、埃及、巴基斯坦等国超过2000万人陷入粮食安全危机；而巴西亚马孙森林火灾被归咎于落后农业对森林资源的过度挤占，造成作物减产的同时也引发国际市场对巴西农产品的抵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耕地资源的过度利用、灌溉水源的污染破坏和极端气候灾害的频发，已然使得农业的脆弱性和易损性增强。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指出，2015—2018年是自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4年，严重威胁了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第四，各类病毒疫情广泛传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国家以食品安全为由，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如约旦暂停从中国进口动植物产品，印度尼西亚暂停从中国进口活体动物，俄罗斯限制中国活体鱼类和水生生物入境。而就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海外疫情又来势汹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构成全球性大流行。在此背景下，针对本国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措施愈演愈烈，如越南暂停签订新的大米出口合同，哈萨克斯坦限制11种农产品的出口等。随之产生的贸易影响再次波及中国农产品贸易。以猪肉为例，中国猪肉最主要的进口源为欧洲，而当前欧洲疫情严重，一些国家实施了封闭措施，对华猪肉出口量相应减少，这可能加剧中国猪肉市场供给紧张状况。此外，2018年暴发并持续传播的非洲猪瘟，引致全球猪肉供应萎缩，2019年世界猪肉产量较2018年下降8.5％。各类疫情的暴发可能诱发贸易保护与民粹主义，进而导致一些国家采取紧急措施以管控危机，而这会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走向集中和封闭。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地缘政治格局与贸易保护问题，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等经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积累，已经能够进行大体的趋势预判，也能够提出相对有效的应对措施。然而，对于环境灾害事件尤其是病毒疫情传播，人类除了采用隔离之外尚未找到有效的防御手段。一方面，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还较为有限。例如，SARS病毒尽管已经过去多年，但迄今为止科学家依然对其自然宿主和传播路径没有定论。另一方面，病毒呈现较强的变异性。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世界各地暴发的亚型不同，不同时期在同一地区暴发的亚型也不同。因此，人类能采取的只是被动的隔离、阻断措施，而由此所形成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产品贸易风险激增，从而对国家农业安全构成较大威胁。
  二、传统农业竞争力思维可能的缺陷
  公共安全事件和生态失衡引发的农产品贸易紧张局势，可能预示着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新一轮调整。尽管因政治关系断裂引发的农产品危机仍有寻求其他伙伴协助的机会，但疫情和灾害引发的农产品危机则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找寻替代贸易伙伴策略的可行空间急剧缩减。就出口方而言，疫情和灾害的突发性、严重性和广泛性会加剧农产品主产国家或地区的感知风险，继而致使其增强对本国农产品的战略储备，由此出口份额被大幅压缩。其中，大量维持低水平甚至中等水平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就此退出国际贸易。农产品国际贸易份额随之向少数国家和地区集中，而贸易集中度的上升就意味着出口方政治和经济话语权的显著增强。就进口方而言，本国农产品的产能尚不足以满足消费需求，贸易紧张局势也会加剧其感知风险，致使其倾向于以更高的价格或更优惠的政策在全球市场争取更多的进口储备。考虑进口国之间的农产品储备竞争，以及农产品的保质期短造成的战略储备高迭代频率，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出口方的谈判能力。
  据此，在新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形势下，重新讨论中国农业竞争力战略就显得尤为必要。农业竞争力通常被理解为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产品以保持贸易顺差或者平衡的能力。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传统经济学逻辑是低成本策略与差异化策略。低成本优势构筑的基础是“人有我优”的良好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如劳动力优势和机械化设备），而差异化策略构筑的基础则是“人无我有”的独特农业生产资源（如特有的土质和水质）、环境（如特有的气温和降水）或者技术（如特有的经验和模式）。然而，与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固有的生命周期性和节律性，使得改进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的投资面临可观的投资锁定效应，例如投资的农业机械仅能在特定时期、特定作物的特定生产环节使用，且作物成熟期趋同使得机械的利用效率改进困难，从而造成改进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的投资动力不足。差异化的运营空间则更为受限，因为资源和环境的自然属性，使其本身几乎不具备可调控性。而资源环境利用的独特性发掘则面临高昂的前期成本和市场风险，对普遍低附加值的农业来说并不适用。此外，差异化的前提是自由贸易格局的持续稳定，如此才能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显然，在可以预见的较长时期内，农业贸易壁垒不仅无法消除，反而会日趋严重。
  从中国国情与农情来看，2019年中国农村人口为55 162万人，按照2013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公布的耕地面积计算，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25公顷。基于土地均分原则的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则再次加剧了土地细碎化问题。虽然政府致力于通过确权激励要素市场发育，推进农地规模经营，改善农业规模经济性以提升农业竞争力，然而收效不大。与北美地区人少地多的大农业模式不同，在人多地少的小农家庭经营情形下，通过农地的规模经济性降低生产成本以谋求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尚不具可行性。同时，2019年中国年末人口已突破14亿，如何确保用占比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比世界20%的人口，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始终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若将注意力转移至差异化的农产品供给，则势必会削弱关键农产品自给能力的控制力。此外，中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不足，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若以初级产品出口形成差异化，就可能被困于农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而若以农业加工品代替初级产品，就必须依靠先进技术的引进或者模仿，在此方面我国并无后发优势，也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可见，受制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农情，传统竞争力思维存在一定缺陷。
  必须承认，由于遵循新古典主义完全市场假设，竞争力理论主要采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品竞争力”的分析框架，短期、静态、线性地描述和寻找操作策略，因而存在明显的刚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从比较成本角度来看，利用充裕要素禀赋在获取当期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意味着资源的消耗、更新与替代，一旦其补充的速度低于消耗的速度，或者替代成本不能维持在原有的较低水平上，就势必会失去下一轮的竞争优势。第二，就差异化角度而言，依赖独特的资源、技术与农艺，必然形成专用性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而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锁定效应，势必导致应对市场调整尤其是贸易摩擦的可调适性约束，因而引发套牢与沉淀成本高昂的风险。第三，竞争力策略往往表达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实施方案，使得参与国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一定是不完整的。一旦发生全球性重大生物性安全事件，就容易导致贸易链断裂，农业的“两种资源”就难以得到有效配置，“两个市场”就难以得到有效对接，结构性短缺无疑会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的重大隐患。对于作为小农大国、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警惕。
  三、从竞争力到安全观：中国农业的战略性思维转换
  传统农业竞争力的定位侧重国际市场上出售产品以保持贸易顺差或者平衡，因而强调通过低成本与差异化获取竞争优势。而这两个竞争战略的实施依赖于全球化的市场开放，即在产品市场方面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调整产品结构与贸易结构，在资源市场方面则可以按照资源丰缺进行产品替代与国际农业投资。显然，病毒与灾害引发的不确定性所引致的贸易断裂、交通阻隔与国境封锁，将导致上述格局不复存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发展思路也势必因此而失效。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是，农业竞争力还包括另一个重要内涵，即抵御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供应的稳定和农户生计可持续。由此，农业竞争力也表现为农业安全保障力。
  在国际自由贸易市场格局中，农业竞争表现为“优胜劣汰”；在不确定性背景下，农业政策的取向则是在竞争扭曲格局中“独善其身”。后者对于人口大国而言尤为重要。考虑人多地少且技术有限的现实情形，中国农业竞争力构建的核心应落脚于国家农业安全。在重大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基本策略，首要的不是如何提高竞争力，而是如何提高防御力；不是如何谋求某个时期或阶段的可赢利性，而是如何谋求自身能力建设的长期可持续；不是为了如何获得“收益最大化”，而是追求“风险最小化”与“安全最大化”。
  （一）从“优胜劣汰”转向“独善其身”：安全最大化
  农业安全以产品安全为基础，以生态安全为红线，以社会安全为底线。
  1.产品安全
  产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农业最基础的功能是产品与要素供给功能，本土市场的产品安全是构筑农业竞争力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数量安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即始终保持绝对的粮食自给率以避免“粮荒”等公共事件的发生；二是营养安全，以维持人体所需营养元素供给为参照，构建起完备的作物种植结构体系，保障营养自给率。质量安全也表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减少种养活动中的化学品用量，包括农药、化肥和兽药减量等；二是降低食品加工中的各类添加剂用量，同时强化清洁生产流程，避免食品安全事件及其健康危害。
  2.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涵盖资源保护与环境修复。农业对资源和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维护农业的生态安全是构筑农业竞争力不可逾越的红线。一方面需要提升土地、水等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无序利用引致的浪费；另一方面要降低农业源污染物的排放，避免土壤重金属富集、水体富营养化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问题。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农业兼具生态产品供给和生态系统支持双重功能，科学、绿色的农业发展可以形成固碳、保持水土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价值。在农业多元功能挖掘视角下，生态安全维护并不必然以牺牲农业生产效率为代价。
  3.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涵括农民安居乐业与社会长治久安。农业产业仍承担着重要的就业岗位供给职责，同时农村人口数量也占据人口总数的显著比例。可见农业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而保障社会稳定是农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底线。这就要求保障农业从业者的生计可持续，避免返贫现象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农业产业附加值的提升，增强农业吸引力。同时，强化农村基层治理，采取恰当的措施稳定并促进农业经营，保障农村社会秩序。
  （二）从产品竞争转向功能拓展：谋求可持续
  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动荡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农业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而农业使命的实现则依托于产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基于传统的食品或者工业生产要素供给功能来提升农业产业附加价值难以取得显著成效。为此，需要着力于挖掘农业的其他价值功能，开发出功能型产品以及多元服务形态。具体来说，从产品竞争转向功能拓展的发展思路可以阐释为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基于农业康养功能的价值提升。高压力、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激发出城镇居民对乡村亲近自然、民风淳朴氛围的向往。田园景观（如梯田）与农家体验（如农家乐）随之成为旅游消费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预计2020年国内休闲农业与农村旅游特色村规模会达10万个，可以带动5000万农民从乡村旅游服务中受益。可见，结合乡村田园生活的亲近自然和返璞归真特性，发挥农业的康养功能，设立休闲农庄与农耕体验服务，让“产品农业”回归“生命农业”，可以显著增加农业产业附加值，吸引资本注入农业产业发展与农村生态改善，从而实现社会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协同并进。基础设施条件与耕作环境改善的农业和农村，又可能进一步形成对产品安全的反哺和促进。
  二是基于农业人文功能的价值提升。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明伴生出中华儿女浓重的乡土情结，而其中蕴含着的基于农业独特人文功能的开发潜力被长久忽视。结合地域个性化的农耕文明衍生出的特色民俗传统，让“产品农业”回归“情感农业”，既可以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如民俗村），又可以打造地域乡愁品牌产品（如地理标志农产品）。农产品的品牌化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产品品质管理的规范化，从而形成对生产行为的有效规制，这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避免生产中的败德行为与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品牌所产生的价值附加。
  必须强调的是，农业所具有的多样化功能与广泛的外部经济性，通常被视为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典型领域，既不易进行明晰的产权界定，又难以生成价格进行市场出清，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要么引发搭便车行为，或者引发供给不足问题。但是，农业特有的从“饱腹”到“营养”“天然”“有机”“美观”甚至“有趣”的潜在赢利空间，通过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业康养、品牌农业与情感消费，不仅有助于农业功能型产品的开发与价值实现，而且能够使农民在获得产品性收入的同时获取更多的功能性财产的增收。事实上，即使因农业劳作而得以产生和维系的技艺、经验等，经由口头传授与世代传承，也可以成为一门艺术而被进一步视为文化遗产，使其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与广泛的经济价值，从而构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四、保障中国农业安全的基本策略
  中国农业竞争战略思维需要从低成本策略转向低风险策略，不应仅从经济成本考虑贸易赢利性，而应从政治成本角度考虑国家风险性。同时，也需要从差异化策略转向完备化策略，不是仅从比较优势考虑国际分工，而应从供应链断裂角度来考虑国内供给的产业完整性。因此，立足于新的安全观，保证供给、激活动能、相机竞争、化解风险，应该成为我国农业政策选择的基本策略。
  第一，“保一块”：立足本土市场需求健全种养结构，保证粮食和营养供应自给。中国人口众多且农产品为高频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本土市场容量广阔，中国产出的农产品并不强烈依赖于国际市场消费。同时，受技术等生产条件制约，中国出口农产品长期处于国际供应价值链的低端，与其将有限的农业要素禀赋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输出至国际市场，不如着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更好地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已然引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主粮消费量略有降低，而肉、蛋、奶的需求显著增加。频繁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如镉大米、毒生姜事件，使消费者特别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日益关注甚至偏好消费环境友好的农产品。因此，潜在的结构调整包括两个向度，即在完全保障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充分支撑本土居民营养需求的种养品种体系，另一方面发展环境友好、健康有益的绿色农产品供应体系。
  第二，“活一块”：立足小农家庭经营深化农业分工，激活农业的专业市场服务。伴随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环节（如整地、播种、施肥、统防统治、收割和秸秆处置）的可分性增强，由此形成良好的纵向分工空间，专业化的服务主体可以选择既定的生产环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甚至提供全生产环节的托管服务。而纵向分工发育的基础，即充分的服务市场需求，则可以依赖小农户的连片种养。邻近农户开展连片种植以及利用专业生产服务并不触及农户敏感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既可以避免生产要素交易中由于农户自身知识、设备和技能不足引发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又可以基于服务供应商的大批量、规模化采购获得谈判能力，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生产要素，因而对农户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通过专业化的服务，获得服务的规模经营性，可以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也可以为农业多元功能发挥提供充分的生产要素积累。
  第三，“拓一块”：立足农业多元功能避免低端竞争，拓宽务农的利润增长空间。在农业中，基于产品和要素供给功能的竞争多停留于价值链的低端，而基于人文和康养等功能的拓展，则可以显著提升农业的附加价值，为农业安全的维护构筑起有力的产业支撑力。农业的人文功能表现为宏观层面对中华悠久农耕文明及其演进历程的传承与发扬，以及微观层面对乡土风情、家乡风味的留存与传递。农业的康养功能则表现为优渥的农业和农村生态，能够提供亲自然环境、原生态餐饮、慢节奏生活，从而缓解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和慢性疾病危害。可以选择的策略包括：在农业资源禀赋有限且交通便利性欠缺的地区，如少数民族聚居地，结合其特殊的民俗文化传统，开发民俗体验服务或特色纪念品生产销售；在城市近郊且交通便利的地区，结合其靠近城市消费市场的优势，开发农家采摘、垂钓与耕种等体验服务项目；在农业耕种的密集区域，结合其大面积规模化形成的景观优势，开发观赏性的农业服务项目，如油菜花田等。
  第四，“争一块”：立足农业产能基础利用海外市场，争创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倡导重视农业安全，保证农业自给自足，并不意味着隔绝国际农产品贸易。政治方面，中国作为有责任的大国，必然需要承担起降低国际粮食安全风险、维护正常贸易秩序的大国责任；经济方面，国际市场既有着广阔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又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资源。据此，可行的策略包括：一方面，在充分保障本土供应的前提下，集中于若干优势产能，如具有明显成本优势的蔬菜和水果品种，充分借力海外市场，消化正常时期的剩余产能，获得外汇收入且增进出口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机会；另一方面，对不具备良好资源禀赋条件的品种、资源消耗密集型的品种以及市场需求旺盛的品种，可利用海外市场来弥补匮乏的产能，要特别注重同上述各类品种的丰产区建立起稳定的合约关系或者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以保证特殊时期或者敏感时期供应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五，“防一块”：立足贸易环境监测建立预警体系，预防重大安全事件的冲击。为防止地缘政治风险、重大贸易摩擦、病毒疫情扩散和环境灾害事件对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畜产品，如猪肉、鸡肉等）供应的冲击，应形成敏锐的农产品市场风险监测体系，密切注视国际交易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变动情况。同时，构建起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对突发的、重大的贸易环境变动作出及时和恰当的响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往环境监测偏重于国际市场，而相对忽视国内市场。伴随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动可能迅速引发本土消费市场的响应，从而造成国内供需格局的显著改变。因此，贸易环境的监测与响应机制需要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
  五、结语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世界各国大体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从而形成了包括中间品在内的不同环节的全球布局，由此通过产业投资与国际贸易形成全球产业链。在分工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产业链已经呈现显著的精细化与依存性关系，对于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任何国家或地区来说，均存在程度不同的产业碎片化现象。相互分工、相互连通与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性。其中，信息的畅通、市场的开放与物流的通达所表达的连通性是其核心命脉。但是，与经济全球化相比，病毒与疫病的传播则有着更为显著的连通性。由全球化、贸易化及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性与流动性，大大加剧了传染病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传播。病毒的传播性与全球的连通性叠加，放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扰乱了经济全球化的流程与秩序。鉴于全球范围内的农业分工所导致的产业碎片化，疫情的蔓延及其不确定性，势必放大未来国际农产品贸易网络格局不断撕裂的风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始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此，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强化主动防范观念，确保长治久安，树立以产品安全为基础、以生态安全为红线、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战略思维，重构国家农业安全观。
  在战略目标上，应该谋求“安全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一目标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生态资源安全；二是在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的前提下，追求产品质量安全；三是在努力改善农民生存境况的同时，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核心是推进我国农业的高质量与绿色化发展。与之相一致，必须进一步谋求“三个转变”：一是从绿色产品到绿色生产全流程的转变，过去主要突出结果，现在更加突出全流程，强调从生产环境、种养环节到农产品加工全产业链的绿色。二是从点到面的转变，在关注农产品的食物功能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产品的生态、文化等多元化复合功能。三是农业绿色发展支持要从资金项目为主向资金、技术、制度的全方位支持转变，更加强调体制机制创新，更加注重发挥技术的支撑作用和制度的长远保障作用，从而为农业绿色发展构建全方位的长效支撑保障机制。
  在战略实施上，应该从广度、深度、高度与安全度上进行农业绿色发展的战略谋划。第一，在广度上优结构。要依赖生物有机体的转化功能，运用食物网络规律，从陆地到水域，从耕地到山地，从农作物到农业生物，以生产出多种初级与高级的洁净农业生物产品，加快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升级转型。第二，在深度上提品质。利用生物功能转化的生物加工和利用技术功能转化的经济加工，不断发掘资源和产品的功能潜力，实行“初级生产—生物加工—经济加工—经济精加工”的功能深化开发，突破低层次的产品生产结构，形成绿色发展的“大农业”“新业态”。第三，在高度上拓功能。农业除了提供物质产品的消费需求外，还通过对自然的利用、改造与配置，为人们提供生态景观，提供环境美的精神消费品，从而将资源表面自然力的原始利用，推进到资源、产品、景观、健康、文化的全面立体开发，突破低水平的资源利用结构。第四，在安全度上避竞争。应规避国际市场的正面竞争，选择风险最小化的安全策略，加强农产品数量及质量安全管理（产品安全），建立健全野生动物保护、资源可再生、生态可持续等监管规范（生态安全），实现农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社会安全），全方位推进中国农业高质量、绿色化、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