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透视农村社会结构之嬗变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农地流转是学界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常新的重要话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且地块极为细碎的农业大国来说，农地经营及其产权流转有着特殊的性质及其交易含义。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信任机制以及关系网络，在农地资源分配与配置中不仅隐含着机理的特殊性，也表现出功能的重要性。尽管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逻辑不一致，且可能抑制农业经营绩效的改善，但其内含的价值不仅在于维系农村的基本人际网络和社会秩序，还在于巩固家庭经营的基本地位和发挥小农户的组织优势，从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抑制农业经营成本过快上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一系列推动要素配置市场化文件的印发，农村经济社会不仅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与解构，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冲击。由此带来的可能性后果是，乡村自发秩序为法律所取代，以人情网络为纽带的资源配置方式为市场所支配，人们信奉的不再是“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任何付出代价的活动越发呈现出以市价为线索的交易活动。青年学者仇童伟博士撰写的《中国农地流转市场转型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4月版）正是建立在上述背景之下。该书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现状、机理和效应三个方面，系统探讨了农地流转“差序格局”是如何撕裂的，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要素配置、种植结构和农业绩效等多重影响，从而在微观层面揭示了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整体脉络与宏观图景。本书主要特点如下：

一、关注特殊现象，从“小事”着手，力求“小题大做”，着眼于特殊现象，或有悖常理的事件，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把小问题做成大故事，是我一贯的主张。本书正是基于该理念展开的。通过对农地流转市场中熟人间交易市场化的事实性描述，挖掘其背后的产权逻辑、职业分化逻辑、公共干预逻辑以及社会互动逻辑，从而向读者阐述了这一转型趋势的前因。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要素配置和经济绩效可能造成的影响，挖掘这一转型的可能性后果。

二、遵循理论传统，将理论与现实对接，力求有所发现。经济研究不仅在于借助理论来解释现象，更在于通过对特殊现象的分析，拓展理论边界和深化理论内涵。本书在探讨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内在机制时，先后使用了迪克西特的贸易模型、哈特的参照系理论以及贝克尔的社会互动模型。这些理论从交易费用、合约执行、心理认知等不同侧面探讨了人类的经济行为，较为合理地被用于解释农地流转行为是如何在熟人关系网络中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的。应该说，无论是参照系理论抑或社会互动理论，均以竞争性市场行为或大众心理为基础，缺乏对关系网络及其功能的关注。本书的结论表明，即使在人情关系盛行的交易活动中，“眼红”“嫉妒”等心理因素仍会使得交易主体产生保持与其他交易一致的需求，从而表明参照系理论和社会互动理论在熟人社会交易中仍成立。

三、聚焦核心问题，重视关联性与延伸性，力求一般化提升。正如本书引言和后记中所阐述的，从理论上来说，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本身可能并不重要，但农地流转市场化所体现的社会转型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农地作为传统乡村中重要的生计资产，其配置方式体现了社会关系网络和乡村秩序的基本运行逻辑。显然，当该资产的配置完全转变为市场交易，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乡村秩序出现解构或崩溃？现在提到乡村振兴，大家都在谈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必然要求要素配置的市场化，但市场化是不是唯一或者终极的方式？文化传统是法律的重要补充，社会网络与市场网络也从来不是非此即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大国来说，乡村传统秩序在维护国家稳定与社会安全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本书在讨论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延伸到对“市场决定论”的反思，并拓展到对市场、法制、传统等多重力量权衡的一般化思考。从特殊现象、理论对接到一般化提升，不仅是我主张的研究范式，也是本书所呈现的努力。(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