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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明 周红冰(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运用全球史观来解释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联系成为一种史学潮流。西方学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等人,逐步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桎梏,分别阐述了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观点。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又进一步提出了“新全球史”观念,承认了历史时期多种形式的人类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各地区的历史交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农业层面上的交流与联系,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重要。近代之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因此,在全球史的研究背景下,如何把握中国农业在世界上的历史定位,就成为解释近代以来全球各地区交流联系的关键所在。
从野蛮到文明:食物革命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原始农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认为,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首次获得了控制食物来源的能力,“人类开始有选择地去种植、栽培可以供人食用的草、根茎和树木,并加以改良”。由此,人类也从原始的“茹毛饮血”状态最终走向了文明社会。
这场由农业而引发的“食物”革命,发生范围包含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19至20世纪,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几种不同的世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例如,法国学者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提出的农业作物驯化起源说,苏联学者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的世界八大栽培植物起源中心说等。尽管这些学说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中国始终被认为是栽培植物的中心起源地之一。据相关统计,现今全世界640种主要农作物中,中国原产的农作物数量占到了136种,约占全世界农作物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也充分证明,中国在原始农业发展和植物驯化的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分析,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先民就完成了对粟、黍、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栽培驯化。其中,河北磁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万年前窖藏的粟和黍;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浙江上山等遗址中则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栽培水稻遗存。野生大豆原产于中国,驯化时间稍晚于粟、黍等作物,但在史前时代已经实现了人工栽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粟、黍、水稻、大豆的种植范围日益扩大,遍布黄河和长江流域,成为中国先民最为倚重的食物来源。
伴随着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东西迁徙,中国原产的粮食作物开始在稍后的历史时期自东向西传入西亚、欧洲等地区。因此,在农业诞生之初,中国所地处的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了世界栽培作物交流的集散中心。一批具有优良种植特性的农作物被人为筛选出来,由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农业的诞生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推动因素。
多元文化的交汇:中国传统农业的外部吸收
作为农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中国拥有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史。在农业诞生的最初阶段,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就已经率先完成了对动植物的初步驯化,从而进入了原始的农耕时代。此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逐渐建立起具有自主特色的中华农耕文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同样离不开与世界各地农业的交流,以此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早在史前时代,西亚地区原产的麦类作物就已经传入到中国。此后,中外农业交流的深度与广度逐渐提高。尤其是在农作物传播领域,借助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丰富和完善,继而影响到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进程。
例如,早期的中外农业交流借助于陆上丝绸之路,大量的域外农作物品种经由今新疆、甘肃等地传入中原内地。今天人们所常见的西瓜、葡萄、石榴、大蒜、菠菜等蔬果都是在汉代以后借助陆上交通传入中国。隋唐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原产于东南亚的占城稻也因其优良的栽培种植属性而被引入中国,从而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格局,并直接影响到了宋代中国核心农区的南移。15世纪后,西方地理大发现使得美洲原产作物开始传往欧亚非地区。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引进了大量的美洲原产作物。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耐瘠的美洲作物迅速改变了中国农业作物的种植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产潜力。
从整体上看,中古时代中国农业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包、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域外农作物的传入,既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又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发展与革新。
全球化与人类的进步:中国农业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在工业时代来临前,世界各地区的人员流动与文明交往皆离不开农业上的物质支持。农业也就成为世界各地交往的直接动力。因此,中国作为中古时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一直充当着世界文明交流中转站的地位,并推动了农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水稻人工驯化栽培的国家。从公元前25世纪开始,水稻逐步由东亚传播到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公元前5到3世纪,水稻传播至近东地区,后又传入欧洲;16世纪至19世纪,水稻在美洲获得广泛传播。由此,水稻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种植推广,从而成为世界性的主粮来源。大豆原产于中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食物和土地肥料来源。在中古时代,大豆在亚洲地区获得广泛传播种植;15世纪后,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大豆又传入欧洲、美洲各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茶叶种植、采摘的国家。公元6世纪,制茶技术和饮茶文化传入朝鲜、日本等地。16世纪开始,茶叶作为饮品开始风靡欧洲;17世纪传入美洲后,也迅速成为美洲与亚洲贸易的大宗商品。由此,中国的原产作物对世界农业乃至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农业作物亦充当了世界各地文化交流、商业贸易过程中的急先锋和代表者,继而影响了世界文明的整体走向。
此外,中国所拥有的先进农业技术和耕作理念也深受西方推崇,从而影响了西方农业的发展。在中古时代,中国农业工具长期领先于欧亚非其他地区。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统计,中国的龙骨水车领先欧洲约1500年,石碾约领先欧洲1300年,水力驱动的石碾则领先欧洲900年。美国学者保罗·莱塞(Paul Leser)认为,中国所代表的东亚耕犁具有近代耕犁的基本特征,十八世纪后才由东亚传入欧洲。这些农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传统农业的发展,进而引发了近代欧洲农业革命,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所代表的“精耕细作”式农学思想,也引来了欧美地区的广泛关注和学习。18世纪,《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农学著作纷纷传入欧洲,引发欧洲农学思想的革新。欧洲近代农业化学之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就认为,中国用养结合的施肥制度使得土地长期保持肥力,并不断提高土壤的生产力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20世纪初,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 金(F. H. King)也指出,中国所代表的东亚农耕生产方式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东亚农业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善于积肥、强调集约经营等特点,值得美国乃至西方借鉴。由此可知,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到思想理念都深刻影响到西方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结语
农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起到了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作为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拥有悠久的农业发展史,并创造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耕文明体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传统农业充分吸收、借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优秀成果,在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融合下逐渐走向成熟。因此,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与进步是全球各地区交流互动的历史结果。同时,中国农业也扮演了向外输出先进农耕技术和农学理念的角色,对近代西方农业的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交流仍持续不断,全球范围内农业贸易的开展、农业技术的交流乃至农业文化的传播,都证明了农业对于世界文明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进的今天,农业仍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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