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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姝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威胁全球安全的因素复杂而多元。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警示人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将是直接威胁人类社会安全的“最大变量”。
在每一次挑战来临之时,除了做好精神与物质方面的超前准备,人类怎么办?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办?
? 非传统安全:层出不穷,威胁人类
如何理解“非传统安全”?这需要从它的对立面“传统安全”说起。人们通常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将安全问题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冷战期间,在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东西方全面对峙的紧张态势下,如何预防再次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式的大国战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围绕着避免军事冲突、确保国家安全而展开,当时流行的大搞军备竞争、建立防务联盟凸显了这一点。概括而言,冷战期间这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关乎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生死存亡的安全,被称为传统安全。传统安全问题往往由边界或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等因素引起,其应对和解决往往诉诸于外交和军事手段。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解体,大国全面对抗、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换言之,尽管局部冲突和地区性战争从未平息,但战争危险渐行渐远,不复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威胁。
反过来,诸如走私贩毒、跨国犯罪、部落冲突、粮食紧缺等一些原本就存在、但在冷战背景下受到忽视或掩盖的问题则不断凸显;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对人类和平与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如著名的“9·11”事件后,又相继出现伦敦地铁爆炸、巴黎查理周刊惨案等恐怖袭击;继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全球其他地区又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在艾滋病全球蔓延的同时,又出现非典、埃博拉病毒、甲流、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公共卫生安全频频告急;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带来了黑客入侵、个人信息泄密问题;频繁的人类活动导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姑且不论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森林火灾等自然和地质灾害。
这些此起彼伏、破坏程度不亚于战争的事件,逐步取代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与冲突,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与福祉的首要因素。所有这些不同于传统安全的、非军事性质的威胁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个开放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前进,非传统安全的名单越拉越长。
? 非传统安全:五大突出特征
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有如下突出特征:
① 涵盖范围广泛。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非传统安全则突破了上述界限,延伸至经济、科技、金融、文化、社会、环境、资源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② 行为主体多样。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是国家。非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则复杂的多,除国家外,还有社会组织和团体、群体与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是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可能是多个行为体共同引发的,起因复杂,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合力应对。国家是治理主体,但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
③ 指涉对象发生变化,由国家过渡到人。传统安全以避免战争为根本。相比之下,非传统安全则更多地指向“人”,不仅指个体的人,也指全人类。正如很多学者提出的,非传统安全在内涵上突破了国家本位,向上拓展至全人类的安全,向下拓展至社会和个体的安全。安全观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环境问题、重特大传染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无不体现着非传统安全的这一特点。
④ 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人员、物资、商品、服务的高流动性和行业与行业、国与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蝴蝶效应十分显著。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空间上突破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蔓延,使任何国家和个人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又突破了部门或行业界限,表现出从一个行业或领域影响到另一个行业或领取的趋势,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应对和治理难度非常高。
⑤ 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中的很多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重特大传染病、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特点,往往难以预测,突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
概言之,由于上述几大特征,“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也由于这些特征,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置起来十分复杂,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十分艰巨的挑战。
? 国际社会如何有效应对?
冷战后迄今,非传统安全危机频发,若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首先,要树立加强非传统安全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特别要充分认识全球化对非传统安全危害的扩散和放大效应,提前做好预案,建立长效预警机制,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避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历史一再证明,鉴于非传统安全的突发性和临时性特征,人们经常后知后觉,事到临头才仓促应对,进行亡羊补牢式的补救,结果要么效果不佳,要么代价巨大。
其次,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改变,也是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在以传统安全为主的冷战时期,国与国之间是竞争对抗、此消彼长、零和博弈关系。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依存度大幅度提升,一国之灾难和威胁,也是他国和全人类的灾难和威胁。凡此种种,都要求人们抛弃“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培育集体安全意识,加强对话与沟通,树立包容合作的集体安全新理念。
特别要强调的是,非传统安全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应坚决杜绝用意识形态的老眼光看问题,把传统安全议题政治化,如把5G这样的科技问题与政治挂钩,渲染其对国家安全的损害。甚至搞“双标”,如反恐: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反恐,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中国的反恐则被扣上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帽子。同为抑制病毒扩散封城,中国被指责为侵犯人权、西方就是力挽狂澜,凡此种种,令人不齿。人类共同的敌人是灾难,不是彼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只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病毒也好,其他安全威胁也罢,它们不分国界,也不讲政治,哪种都不讲。只有同舟共济,方能共克时艰!
最后,重视国际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技能,欠缺哪一方面都难以做出有效应对,但在现实中没有哪一国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国际组织则不同,它们往往聚焦于某个领域,术业有专攻。特别是联合国,有众多行业性的制度安排——如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能够弥补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短板。而且,在具有复杂性和跨国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一国独木难撑,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国际组织凭借国际视野和在国际层面相对丰富而成熟的处置经验,以及全球性的协调能力,无疑具有先天优势。
? 中国怎么办?
第一,应积极参与塑造国际规范,注入中国理念。整体而言,大多数国际组织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的,作为先发国家,他们已经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制定好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和后加入国只能被动接受,导致集体协商经常扭曲为后来者和弱国被迫服从先来者和强国,前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往往被无视,在贸易、金融、人权、能源等问题上莫不如此。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世界体系的深度融入,今后应转变角色,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塑造,特别是要在关键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接受、尊重和维护既有国际规则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推动改革或修正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在赢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同时,使国际规则充分关照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规范更加公正合理。
比如,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空间和技术安全等一些出现较晚、尚有政策制定空间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注入其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安全新秩序,避免相关国际组织沦为个别国家满足私利的工具。
在通讯技术领域,中国应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本着平等、开放、共享的理念,以更加透明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开展5G技术合作,制定适合不同国家国情的5G实施方案,构建安全、民主、包容、普惠的技术规则体系,以实际行动来破除美国所谓“中国5G技术威胁西方国家制度”的无耻谎言。
在空间技术领域,中国同样本着开放技术合作、共赢互利的原则,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技术发展合作及对外太空的和平利用,使之服务于全人类的安全和福祉,避免成为大国争霸的新场域。
第二,应分享经验、强化合作。中国一贯以国际组织为框架,在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治理上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共享经验。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正积极践行了这一点。今后,中国应在相应的国际组织框架内,继续和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建立公共卫生安全长效预警机制、进行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研究;针对疫情带来的众多次生灾害,在其他国际机构框架内共商经济社会振兴方案。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世人眼中,中国已然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非传统安全的治理给中国提供了提升与展现软实力、打破上述不实论调、塑造良好大国形象的机会。在诸如气候变化问题、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中国已然展示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感和担当。今后要进一步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积极践行我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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