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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了“人类优先”的重要理念，他指出，“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人类优先”理念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延伸，是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发出的呼吁，是中国作为负责任、敢担当大国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一理念顺应时代大势，对当今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又有突出的时代意义。正确把握这一理念需要弄清“人类优先”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人类优先”以及怎样做到“人类优先”。
“人类优先”是将人类的根本、长远、整体利益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特定理念的价值内涵就是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往往以价值排序的方式表现出来。价值观是基于主体认知而作出的理解、判断或抉择，是主体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出人、事、物的价值或作用。价值观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历史性、选择性、主观性的特点，反映主体的认知和需求。价值观对动机有导向作用，对动机模式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样条件下，不同价值观主体的动机模式不同，导致的行为也不同。价值观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强调认识，另一方面强调需要。“人类优先”价值内涵中的“人类”就是指地球上所有的人——不分民族、文化、地域构成的整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所有人构成的整体。“优先”就是有先有后，主要涉及价值排序，将最重要之事放在最首要位置。“人类优先”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完整的表述是将人类的根本、长远、整体利益放在最首要的位置，而不是将个别或小部分国家的利益放在前面。
“人类优先”强调把人类共同利益放在优先地位。首先，要搞清楚“人类优先”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这不是对中国一个国家说的，而是对所有国际行为体说的。“人类优先”首先强调责任的共同性，“人类优先”的主体是全人类，世界各国应形成共识，并采取共同的行动。其次，责任同时又有区别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最后，要弄清楚威胁人类共同利益的挑战有哪些？主要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公正、发展、交流、环境的各类矛盾问题。与“人类优先”相对立的就是“私利优先”，就是把一己私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别国和全人类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优先”理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类优先”是讲条件的，它基于四个条件：当今世界从规范性上讲应当人类优先，从现实性上讲需要人类优先，从辩证性上讲人类优先和国家利益相辅相成，从实践性上讲人类优先的路径探索正在推进。对这一理念的把握不能脱离具体语境，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作庸俗化的理解。
“人类优先”不是虚假和虚伪的意识形态。其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在字面上类似的“国际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关系界曾出现过理想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源于18世纪的启蒙主义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提倡在国家交往中遵循道德标准，加强国际规范，建立“超国家”组织，通过建立世界政府、世界组织来约束各国主权以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理想主义色彩浓重。代表性著述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论国家》和1918年发表的关于战后和平方案的“十四点计划”。这种理念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是一种空想，是难以实现的。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提出所谓“普世价值”，这其实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制造的又一种国际意识形态，目的是为私有资本逻辑开路。其三，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这其实是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思想投降，戈氏语境中所谓的全人类利益是抽象的，他放松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警惕性，放弃了阶级利益，将思想领导权拱手让人，在应该谈阶级利益的时候却以虚幻的人类利益之名放弃了意识形态阵地。事实上，全人类利益和先进阶级的利益是辩证统一的。
“人类优先”理念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为最大多数人的根本价值取向，又突出了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优先”理念不是抽象的，其具体、历史、现实性和针对性基于现实的条件和需要。人类内部包括不同的个人、群体、阶级、阶层、国家等，他们的需要和利益在历史上要么不直接相关，要么因为在实践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而存在冲突，这是由人类生产方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但是人类具体历史现实的需要和利益关系除了冲突、斗争的一面，还有合作和一致的一面，总体上是一种博弈状态。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今天，现实博弈中的合作成分不断增加，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也在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强调共同协同，才对各方有利。所以貌似相像的主张和理念也存在本质区别，把握特定理念一定不能脱离具体语境，一定要看在什么条件下说，针对什么来说。
“人类优先”并不是放弃国家利益或者将国家利益放在后面，而是因为当今世界发展交往方式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只有“人类优先”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如果不“人类优先”反而会损害国家利益。今天的人类利益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利益关系的交织交融为基础的。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是合作博弈有利，还是零和博弈有利的问题了。“人类优先”的潜台词是要正确对待国家利益，正确把握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人类优先”要求所有国家都把人类利益优先，而不单单是中国。如果所有国家都能“人类优先”，这对所有国家也是有利的，这是由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社会交往的成熟程度所产生的需要决定的。“人类优先”不是一种“类”哲学的价值悬设，它是基于能有——现有的矛盾推动，而不是价值悬设的应有——现有的矛盾对立。这种语境下的“人类优先”，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历史现实的分析。所以，“人类优先”理念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的价值取向，又突出了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性，还突出了人类交往范式转换的具体现实性。
唯有坚持“人类优先”理念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局
“人类优先”理念的提出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因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题但同时挑战和变数增多的时代。各国利益相互交织，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命题，而是已经成为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当今人类面临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发展鸿沟、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信仰危机等。这些问题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如果人类不能携手共同应对，就必然导致和平、发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唯有坚持“人类优先”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一理念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些国家比如美国提出所谓“美国优先”，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和人类利益之上的行径。这种“私利优先”的观念和行动，是世界上诸多问题的根源。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发展阶段，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日薄西山，人类命运共同体浮现于地平线，人类世界的理念和交往方式也应适时而变。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秉持“人类优先”理念，人类才能在新时代“共享未来”。从政治上说，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需要“人类优先”；从安全上来说，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需要人类优先；从发展上来说，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需要“人类优先”；从文明上来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需要“人类优先”；从生态上来说，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人类优先”。
实现“人类优先”理念需要秉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人类优先”实际是以最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为先，它是一种价值观和认识论，但更是实践意义上的。“人类优先”的实践要求，关键在“共建”二字。“共’是共同的意思，不是一个或者少数国际行为体，而是所有国家、国际组织和民族共同参与；“建”是互动建构的意思，是通过互动建构形成新的国际关系秩序。
“人类优先”要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均衡、普惠的发展。这就需要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为遵循的国际规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干涉内政和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条倡议：第一，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强调通过协商合作解决矛盾和摩擦才是正道。应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第二，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作，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搞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第三，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力度，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民众。这三条倡议是针对世界经济而言的，但它的指导意义是不限于经济的。因为经济和政治等其他领域在当今时代是紧密联系的。合作、创新、共享适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
“人类优先”理念的实现需要有全人类参与的新的博弈交往范式作为支撑。人类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建构在本质上是博弈性的，在历史上曾形成不同的博弈范式。过去总体上是零和博弈，虽然也有同盟形式的合作博弈，但却是排他性的。即在同盟内部有条件地合作，这是为了一部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所有人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而合作。而这次中国倡导的“人类优先”，在实践操作层面是以总体性的合作博弈，取代之前的零和博弈和片面的合作博弈，可以说吹响了全人类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角。
“人类优先”理念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延伸，其所倡导的新博弈构序逻辑具有一系列特征：更高更全面的目标取向、相互尊重下的主体共生和互联互通、以对话协商合作形成利益统筹协调机制、扩大总收益并使收益分配趋向合理、以扬弃作为基本方法论，通过引领性影响力促进秩序优化，避免和化解恶性对抗、使世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解放和发展世界生产力。这一构序逻辑不仅侧重利益统筹协调，而且将引发世界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深层变革。它不是“应然”的价值悬设，而是在“实然”规律基础上从“能然”角度提出的规划和策略。“人类优先”的理念和实践将围绕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博弈范式向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它以先进理念为指导，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解决矛盾。这种构序占据道义制高点，注重整体协同，打破霸权逻辑，倡导共同构建，可以从根本上缓解一系列国际社会面临的“赤字”。
实现“人类优先”理念需要加强主体互信，倡导国际协商民主，培育发展“先实力”与“和实力”
通过深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优先”理念总体上倡导的是一种合作—演化博弈。首先，它明显具有合作博弈的特征。合作博弈要求联盟的整体收益大于成员单独经营的收益之和。“人类优先”以人类的长远、根本利益为先，强调以合作、共赢扩大整体利益，促进良性关系建构，并强调权力和义务对应，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相协调。合作博弈可在成员内部进行利益调整和转移支付，要求信息共享且协议具有执行力。“人类优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主体互信，倡导国际协商民主，使收益分配更加合理。中国倡导的国际博弈侧重集体行为，追求效率、公平、公正，事实上是通过合理的博弈范式形成积极的集体理性，增进世界各国福祉，使国际行为方获得更大收益，明显具有合作博弈的特征。
其次，它还具有演化博弈的特征。演化博弈是主体根据历史选择策略，不断试错、学习或创新，使博弈通过多次调整达到均衡。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大量国际行为主体通过试错逐渐形成博弈均衡，特定国际关系结构就是演化博弈的平衡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理性是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不同主体理性程度不同，掌握信息也不完全。这符合演化博弈的前提条件——有限理性主体。而世界生产关系发展也存在向稳定态收敛及稳定态转换。国际行为主体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有限理性作出选择，经实践检验，成功策略被不断模仿形成“制度”化的均衡态。同时，国际博弈也会逐渐打破旧均衡态向新均衡态发展。“人类优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弈把握住了国际社会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主动探索规律，带动国际秩序优化发展。通过有效性示范，让国际行为体逐渐认同其合理性、有效性和可行性，在共同建构下使国际交往逐渐从旧平衡态向新平衡态收敛。所以“人类优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具有合作博弈和演化博弈的双重特征，是以合作博弈为基调的演化博弈。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体合作不等于同时合作、同步共建，它仍然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有先行者和引导者，体现为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在政治、安全、发展、文化、环保等方面，在共同努力的前提下，各国均应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但发达国家和大国应当承担的责任更大一些。人类优先既需要共同构建，又需要特定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的倡导和推动。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切实推动“人类优先”理念在政治、安全、经济、文明、生态等领域的实践。中国倡导的“人类优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各领域的子博弈模式可概括为：安全领域——新安全观；政治领域——国际协商民主；经济领域——合作共赢；文明领域——沟通互鉴；生态领域——共生合作。各领域子博弈范式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又相互关联，构成了总体博弈。处理这些博弈关系，中国需要具备相应实力，着重发展两种实力——“先实力”与“和实力”。
关于国家实力，国外学界提出了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等概念，在实现“人类优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应当扬弃上述实力，培育发展“先实力”与“和实力”。所谓“先实力”就是不断培育形成先进性的能力。国际领导力和领导权的支撑，是先进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及与其配合的国际政治、文化要素。所谓“和实力”是将各种主体和因素统筹协调整合，使关系趋于优化的能力。“先实力”是最为根本的实力，它终将转化为其他实力，并从根本上决定其他实力的界限和程度。而“和实力”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注入马克思主义内涵，同时批判借鉴现代国际关系思想精华。中国一方面扬弃硬实力，培育“先实力”，另一方面扬弃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培育“和实力”；以“先实力”为根本基点，以“和实力”形成特色优势，通过结合+扬弃+创新+引领的闭环机制构建新秩序，这样才能不断推进“人类优先”理念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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