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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01 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演进
乡村建设理念源远流长。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色的乡村社会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曾作为拥有最发达的农业、最完善的农业产业形态的农业大国屹立于世界。乡村是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围绕乡村构建，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乡村建设，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时代发展的乡村管理系统，如西周的乡遂制度、秦汉时期的乡亭制度、唐代的乡里制度、宋代至清代的保甲制度等。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井田制、乡官制、里长制、保甲制、宗族乡绅制等管理体制，保障了乡村税赋分派、征伐劳役、仲裁纠纷等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在世界乡村管理史上独具一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乡村建设的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研究乡村运动史的学者陈序经在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一书中说过，“国人重视乡村的观念，本来很早，老子说，‘修之与乡，其德乃长’；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王道易易’，至于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近代以发展乡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乡村建设从理念进入实践开始于清末民初。1904年，河北定县秀才米春明与其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儿子米迪刚一起，在翟城村开展以乡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翟城实验”，成为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最早案本。自1917年开始，阎锡山吸收“翟城实验”的成功经验，在山西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主张与其乡村建设的构想结合起来，发布《县属村治通行简章》，完善乡村组织，发展乡村教育，加强乡村事务管理，希望能够让管辖内的老百姓富裕起来。阎锡山的作法，被当时民国政府推崇为“合理、合时、合情、合势”，成为近代中国出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方政府乡村建设方案。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二三十年间，乡村建设成为民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改变国弱民困现状的努力方向。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众多仁人志士希望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乡村，通过兴办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等方式，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涌现出了“定县实验”“邹平实验”“北碚实验”等三大“乡村建设实验”中心。
近代民族资本家卢作孚是最早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有识之士之一。早在1925年卢作孚就系统阐述了在三峡地区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构想，并于1930年在《乡村建设》一文中对乡村建设作了系统具体的规划，同时在西南重庆西北部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山村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内容涉及经济、文化、治安、游览四个方面，涵盖矿业、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研究、教育、治安、警察等，并且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目标。经过二十余年努力，卢作孚开展的以修铁路、开矿山、办银行和建农场为内容的乡村经济建设把一个居民仅为万人的封闭落后、盗匪横行的北碚乡村，建设成为一个井井有条、山明水秀、富足宽裕、生机勃勃的花园小镇，在乡村建设史上留下了“北碚实验”的佳话。
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来的晏阳初，怀揣教育救国的梦想，在河北定县从乡村平民教育入手开展乡村建设，力图实现“民族再造”的梦想。晏阳初认为，乡村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因此乡村建设重点要关注“人”。他针对中国乡村中“人”的“私”“弱”“穷”“愚”，主张通过“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学校式教育”等“三大方式”，从文艺、公民、卫生和生计的“四大教育”入手，把我国80%以上的农民转变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的中国新农民，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以“人”的改造为突破口、以平民教育为核心内容、以“民族再造”为归宿的乡村建设“定县模式”，旨在启迪心智、培育民德、改善民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与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定县模式”相提并论的还有“邹平模式”。1931年至1937年，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成立农村研究院，并选择山东邹平作为乡村建设试验基地。梁漱溟分析中国乡村落后的原因在于“特别严重文化的失调”，因此，他主张乡村建设要从复兴文化开始，然后通过发展教育、科技，实行民主政治，实现乡村建设现代化。梁漱溟在邹平建设学堂，实行政教合一；发展农村合作社，促兴农业、发展工业；建立乡村自卫组织，维护乡村社会安定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以及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邹平成为当时乡村建设的三大中心之首，来邹平参观的单位组织和国内外学者、官员等络绎不绝。
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成为中国社会觉醒的标志，仅成立乡村建设的有关机构就有600余个，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余个。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主要由有良知的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缺乏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无法唤醒广大民众，因而在乡村建设和发展上的效果并不明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的井冈山和延安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动员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用革命而非“改良”的手段打破千百年来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广大农民一无所有的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乡村是反革命势力最薄弱的地区，农民是受剥削最深、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的群体。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只要在一个地方立住脚跟、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首要工作就是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实行减租减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需求，因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拥护和参与，进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的最早实践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其中就包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组织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
延安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和革命圣地，中共中央曾在此13年，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走向胜利。在贫穷的延安乡村，要维持一个增加了几十万军政人员的“革命政权”，在战争的压力下和物质的封锁中，探索出一条适宜的乡村建设之路成为关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加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军政人员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边生产边抗击敌人，开展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把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等多种要素融为一体，把贫穷的陕北变成丰衣足食的“好江南”，不仅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和百姓，维持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权，而且以这块黄土地为中心，指挥千军万马，开展对敌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出了一条“乡村建设的延安道路”，创造了一种“乡村建设的延安模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乡村建设的大寨模式。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建设的，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绝大多数人缺衣少食，乡村更是贫穷萧条。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封锁和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渐进式地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兴修水利，实施以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提高农业产量；此阶段乡村社会建设获得了发展，文盲率大幅度降低，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净入学率由1949年的20%提高到1978年的94%；乡村“四害”减少，血吸虫病、麻风病、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得到消灭，“赤脚医生”制度改善了乡村医疗条件。
此阶段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依靠统购统销的方式积累资金，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等农产品统一由政府低价收购和高价销售，导致乡村建设始终落后于城市，农民仍然十分贫困。例如，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为了摆脱贫困，开展农业合作化后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量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通讯《大寨之路》，宣传报道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寨村作为典型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他专门为之题写了“农业学大寨”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模式”成为这一时期乡村建设的典型形式，并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乡村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到1978年全国大中小型水库达到8.5万座，大大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全国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264亿斤增长到1978年的6095亿斤。中国以只占全球6%的水资源、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全球22%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其中农业和农村承担起了满足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资本积累需要的主要角色。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小岗村模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从农村开始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时为了改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开启了乡村建设新阶段。
以“改革开放”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遵从广大农民的需求愿望，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始于农民自发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中央连续出台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的相互促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内生动力，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使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适时出台工业反哺农业的举措，2005年，中央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总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至此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此阶段我国水、电、路、网等乡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发达地区的乡村实现自来水入户、垃圾集中处理和推行厕所革命，同时广大农民的医疗、养老等被纳入国家整体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十八洞村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和实现绿色发展。
乡村建设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积累的渐进过程。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省安吉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蕴含着对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早期谋划；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记住乡愁”，将生态宜居作为美丽乡村建设重要内容；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走符合农村实际、充分体现农村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注意乡土气息和乡村风貌的保留；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田园综合体建设，并将“厕所革命”作为乡村建设、提升农民生活质量、补齐农民生活品质短板的一项重要举措，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建设。
消除贫困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另一重大任务和关键内容。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明确要求“不栽盆景，不搭风景”，解决乡村中的贫困不能“手榴弹炸跳蚤”，“遍撒胡椒面”，必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党中央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带领人民通过改厕、改水、改圈、改厨、改路，以及广播电视和公交“村村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探索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经验。
随着脱贫攻坚不断取得新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基本内容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2020年，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2021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发布，将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重心历史性地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且提出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衔接，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乡村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02 乡村建设的价值内涵
乡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和历史，维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许和愿景，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实施的关键点。因此，提升乡村价值是乡村建设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乡村是一个具有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文明共同体。“农村”是相对于“工厂”“商店”之类而言的功能概念，是指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粮食和农作物的地方；而“乡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地域概念，“乡村”具有的功能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在“乡村”这个地域中还可以开展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种产业，乡村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于一身的“五脏俱全”的文明载体。因此，“乡村”比“农村”涵盖的范围更大、涵义更丰富，中央提出“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而不用“农村建设”“农村振兴战略”，一字之差，其内涵的理念和实践、能量和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乡村是一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形成了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情互助关系的生命整体、文明复合体，而不是一个单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诸多要素为一体的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起源于乡村，具有显著的乡村特性，既生生不息又包容万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需要乡村的振兴，乡村不振兴，中华民族难复兴。因此，乡村建设需要系统价值思维，要从传统的“农村思维”定式转型到全面发展的“乡村思维”上来，将乡村视作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生命共同体，从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个方面整体设计、全面建设，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建设不只是乡村经济建设，而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建设；乡村振兴也不是单纯的乡村GDP的振兴，而是让乡村文明整体复兴、全面发展的振兴。只有全面建设、全面振兴的乡村，才能成为具有魅力、潜力和动力的美丽乡村，成为与中华民族同步实现伟大复兴的文明乡村。
（一）乡村建设的生命价值——生命延续发展之本
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乡村作为自然生态的浓缩和村民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既是自然人的道义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也是社会人的社会整合与秩序构建的基本社会单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可以说，乡村是人类进化的根和本，这是因为自然生态浓缩于一身的乡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物质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灵与气的精神世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同样可以说，“人与乡村是生命共同体”。
人的生命是“肉体”和“意识”的结合。“肉体”存在的某种意义是作为“意识”的载体。没有“肉体”，“意识”就失去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意识”，“肉体”存在也就没有意义，只是“行尸走肉”。人类生命的延续和发展首先需要“肉体”的延续和发展，而“肉体”的延续需要人类不断进食以摄取各类营养素。人类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在乡村中通过大自然的转化生产出来的，没有乡村生产出来的各类农产品，“肉体”就无法生存，生命就难以延续。
同情、恻隐、友善、仁爱、利他、诚信等是人的善良本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属于“意识”范畴，而“意识”又是由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衍生出来的，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和人之为人的最深层的基础。人既是会语言和文字的、文化的、社会性的、有意识会思考的、会使用工具的、理性的、精神的、会实践的、有无休止欲望的动物，也是内在的延续不确定的动物。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都是有生命的类，即人类和动物类，而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是“意识”，同时也是“人生存的目的”。马克思则更进一步，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动物的生命活动无目的、无意识，一切听凭于本能，是无意识的生命活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的本质就凝聚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生成最初就是发生在乡村中的渔猎、农耕活动之中，这种结成社会关系的“生产生活”实践“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生产生活”实践既创造了世界，人化了自然，同时也生成了人，形成了人类独有的“类意识和类特性”。该实践不同于蜜蜂、蚂蚁等与生俱来不能进行对象化的所谓“生产”的实践。“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如果没有“乡村”的“生产生活”的社会关系，或者说失去了“乡村”的“灵魂”，这种决定生命价值的“意识”就不复存在，那么人就失去了“生命价值”。故乡村建设最深刻的价值内涵在于赋予了人的“生命价值”。
（二）乡村建设的生活价值——人类生存之源
“生活”是“生存”与“活着”，是“生命”延续和发展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总称，既包括获取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活动，也包括宗教、教育、文化、艺术和人际交往等精神层面的活动。乡村作为人类活动原始的空间和场所，是人类生活的起源地。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强化乡村的生活设施建设，扩大乡村的生活空间和范围，提升乡村的生活价值，使乡村生活带给人们更多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以说，乡村建设的生活价值是最基础、最独特的价值。
乡村建设的生活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守护和传承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脉，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一方面，乡村建设的生活价值体现为生活内容的丰富性，确保所有人生命维持、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尤其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这就需要开拓乡村生活价值的内涵，适应社会发展、人口增加的需要，为人们提供吃穿住用行等各方面丰富多彩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生活价值体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乡村建设，在传承低碳绿色、有利于人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改变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落后生活方式。
（三）乡村建设的生产价值——财富创造积累之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表明在农业作为财富主要来源的重农时代，乡村的生产价值显得尤其重要。乡村具备财富形成所需要的一系列适应性条件，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为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和服务业营造适宜的环境，发展田间生产和庭院经济，形成独特的乡村产业体系，为人类生存提供衣食之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乡村场域为根基，先后发生了农牧部落从狩猎、采集者中分离、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商人阶层产生等三次分工，以及更高形式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等等。在此过程中乡村的生产价值逐渐减弱，传统的乡村生产功能被工业化、城市化、自动化所取代，但乡村的基础性生产功能和价值没有改变，这也正是国家始终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的理论根据。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乡村建设中的生产方式和形态发生了变化，循环农业的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农业与休闲观光业，以及农业与服务业的密切结合，重构了农业生产体系，同样也拓展了财富积累的范围。因此，乡村建设要加强乡村中各产业之间的联系，不能以城镇化为名，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集中上楼变市民，在乡村搞房地产，消灭乡村，消灭农家院落、庭院经济，削弱乡村的生产价值。实际上，乡村建设不但不能削弱乡村的生产价值，反而要加强乡村的生产价值，要更多地培育家庭工厂、乡村车间、手工作坊，留住乡村手艺、乡村工匠。依据乡村建设的生产价值原理，乡村振兴战略将产业兴旺列为首要任务，强调通过乡村建设促成多业并举，以实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既满足村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需求，又达到财富积累的目的。
（四）乡村建设的生态价值——人与自然和谐之链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乡村的元素，绿水青山鸡鸣狗吠是乡村的色彩，家乡味烟火气是乡村的味道，乡村建设的生态价值，就是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融入村落选址、民居建造、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与信仰之中，充分发挥乡村生态屏障和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使人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空间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生态环境和谐一体、浑然天成。
坐落在绿水青山之间的乡村天然具有亲自然性，乡村建设的基础就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传承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智慧，将生态价值融入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原生态多样性，在遵循乡村特点、将现代生活设施有机嵌入乡村生产生活之中的同时，使乡村仍不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地气和烟火气，使乡村变得更加宜居宜业、轻松怡情。否则，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物带来土地污染、水体污染、空气污染，不仅会摧毁乡村的原生态，而且将割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链条；不仅损害乡村建设的生态价值，而且威胁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建设在保护生态价值存量的基础上，更需要的是发展生态价值的增量。
其一，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低排放乃至零排放，成为增加乡村生态价值的关键。乡村建设要重点建设有机生态、循环经济。例如，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循环利用，土地种植作物，粮食供人生活消费，厨余垃圾和作物秸秆等作为饲养家禽家畜的饲料，人和动物的排泄物通过人工湿地处理技术、氧化沟等技术，经过沼气处理、微动力站处理等制成有机肥，等等。这种种养融合和生产与生活的有机循环，保障了乡村生产和生活的绿色、环保和质量的安全可靠，提升了乡村建设的生态价值。
其二，通过乡村中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增加生态价值。土壤和乡村中的树木花草作为有血脉、有灵气、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生命有机体，基于物性之宜，可综合利用以种植不同的作物、饲养不同的畜禽，既充分发挥土壤肥力的作用，又可以物尽其用，把农产品加工成面食、米食、酒、醋等食品饮品，把畜禽鱼虫加工成奶制品、肉制品，把树木花草植物根茎叶花加工成草编、竹编、木工等乡村工艺品，这样既实现了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又满足了人类的各方面需要，使“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转化为生态价值。
其三，通过乡村建设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作为乡村的本色，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人类的生态智慧，在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营造出绿色、低碳、节约、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氛围，更有利于建设养生、养身、养心的“三养”美丽乡村。
（五）乡村建设的文化价值——乡村发展的精神之魂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认为，在城市、乡村与荒野这三种环境中，乡村扮演着帮助人们思考文化与自然问题的重要角色。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和信仰之源；文化是乡村建设的精神之魂，没有文化，乡村就只是砖头瓦片堆砌的躯壳。因此，文化是乡村的活化石，乡村建设中要保存乡村的文化价值。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总要求之一，实际上就是要留住乡村发展的精神之魂，滋养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
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村建设的文化价值指的是保护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乡村文化功能，留住乡村文化的根和魂，使之成为实现乡风文明的有效抓手。根植于乡村场域的农耕文化集中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耕作技术、生产经验、劳动方式、工具改进、民间信仰、风俗习惯，还有由此衍生出来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礼仪、文化娱乐方式、原始图腾崇拜等，以及几千年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和乡规民约，上慈下孝、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中逐渐形成的对自然、世界、自我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蕴含着古老中国“敬畏自然”“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生态精神。乡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加工、挖掘和提升这些文化元素的价值。
发展乡村建设的文化价值，传承乡村发展的精神之魂，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打造好乡村建设文化价值增值的载体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乡村的文化价值载体，蕴藏在村落的空间结构之中，在村落形态、乡村肌理、特色民居、农家院落以及祖坟、祠堂、庙宇、戏台、牌楼等公共空间之中；存在于乡村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在特定的家族关系、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之中；存在于以活的生产和生活样态、活的服饰、活的习俗、活的语言和文字等支撑的乡村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乡村建设就是要活化这些载体，使之无声变有声、无色变有色、无生命变有生命，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的活记忆和活历史。
（六）乡村建设的治理价值——和谐社会形成之核
乡村既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又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链接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乡村是人类驯化自然的产物，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演化出一种独特的“出自上天之手”而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乡村精神”，即一种历史自身演化而来、具有强大自组织能力的自治共同体精神。这种“乡村共同体”呈现出自发演化的高度有机状态，每一个人、每一种机制、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成为天然避风港。
乡村建设治理价值的第一个功能是有利于人的生命的延展。作为生物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的结合体，乡村有美丽的田园风情、和煦阳光、清新空气、恬静环境，人在其中更易于贴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生物性发展。“乡土气息”为人类提供了最适合的生存空间，乡村原生态的食品和饮用水为人们提供身体所需的各类营养，乡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减少人类疾病，延长人的生命长度，也扩展人的生命宽度。
乡村建设治理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社会教化。乡村居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是一种开放透明的方式，特定空间中约定俗成的规则以及文化规范，约束和塑造着人们的行为，发挥着教化作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人们懂得天道不可欺，自然不可骗；塑造了吃苦耐劳、淳朴厚德、团结合作、忠诚踏实的品德。在这种鸡犬之声相闻、邻里乡亲气息相通的生活方式中，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下，伦理和道德等社会资本支撑的榜样和楷模形成群体的社会压力，好的榜样被学习和效仿，坏的典型容易遭到谴责，这样逐渐形成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村治理文化，潜移默化地发挥“善治”作用，成为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有益补充。
03 未来乡村建设的美好图景
未来乡村建设是一项前瞻性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持续不断地在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上拼搏奋斗，一个个贫穷落后的乡村逐步建设成为富裕美丽的乡村。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实现，未来乡村建设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富、人与社会和谐共荣。未来乡村是在风貌上保持农村味，在功能上紧跟都市风，在品质上媲美国际范，能引领时代潮流、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本土特色和韵味的新型乡村，是新时代美丽乡村和数字乡村的递进版、迭代版，是“生命、生存、生产、生活、生态”融汇一体，功能完善、产业突出、环境优美、服务便捷、智慧互联、整体智治、共同富裕的共同体，是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美丽田园、美丽庭院、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相叠加的新形态。
（一）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坐标
价值取向是决定未来乡村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它决定着未来乡村建设的方向和内涵。“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未来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以“人本化、田园化、生态化、数智化、融合化、共享化、现代化”为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坐标，统领未来乡村建设。
“人本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内核。“人本化”是对“神本化”“物本化”的否定，是“未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人本化”意味着未来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人”，动力是“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是“人”。这就是说，未来乡村建设的一切都是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人的价值、人的需要，“物”只是为“人”的需要和发展服务的工具。“人本化”的价值理念的实现，首先体现在未来乡村建设的基础设施上，体现在让生活在乡村的“人”感到温暖、舒适、方便、和谐上。在居住区建设开放式广场、共享食堂、乡村礼堂、共享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方便居民的活动与交流，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商店、医院、学校等布局合理，满足居民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提供免费泊车、家政服务、儿童托管等，使居民感到生活便利、舒适。
“田园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底色。塑造田园风光、田园建筑、田园生活，成为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乡村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失去了“田园”就等于失去了乡村的底色，就没有了乡村的韵味和吸引力。因此，乡村建设的“田园化”价值，旨在挖掘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记忆和对桃源意境、田园生活的向往，重塑乡村魅力，带动并吸引资源、人口等要素回流乡村，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最终呈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城乡融合、美美与共”的美好图景。
“生态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成色。“生态化”是保证乡村宜居的根本条件，没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新鲜空气，乡村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因此，乡村建设的“生态化”，一要保护好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提升其优美度，发展种植业、园艺业、林业，将乡村的水域、山地等生态环境保护好，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要建设维护好农村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厕所、采暖、文体娱乐、医疗保健、养老服务等各方面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设施，提升乡村的宜居程度，使居民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三要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文化，发展具有浓郁自然风情的乡土文化，丰富天道自然的农耕文化。
“数智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手段。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科技元素在未来乡村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未来乡村建设的标配。未来乡村建设的生产环节，例如，种植业从播种、灌溉、施肥、除虫、收割到储藏，全部由数字控制的机械和无人机进行；流通环节实现数智化，从下单、递送到接收，居民可全流程数字化操作，且消费者可以定制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并可通过视频实现产品追溯；分配环节通过数智化，可实现阳光透明、科学智能的收入调控，居民随时可以便捷地进行数智化捐赠、慈善活动，参与切好分好“蛋糕”的共同富裕战略实施；消费环节的数智化成为未来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居民不但可以通过数智化管理日常生活，而且可以享受乡村社区中的邻里盒子、智慧运动场、共享卡拉OK、智慧寄存柜、无人售卖柜、无人医药柜等智慧便民设施。
“融合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路径。未来乡村建设的融合化是一种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破解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并不简单复制和模仿“未来城市”，而是立足乡村实际，以“人的生活场景”营造为核心，搭建乡村多元生活场景，塑造真正现代化的“未来乡村”；二是实现“人”的融合，消除“城里人”“乡里人”以及“本地人”“外来人”之间的区别，所有人成为“村里人”，享受同等条件的公共服务；三是实现生产方式的融合，数智化将一二三产业、线上线下、“乡愁＋创业”的特色场景与“乡愁产业”“乡愁经济”融合；四是实现生活方式的融合，乡村居民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共享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落脚点。未来乡村建设紧紧围绕乡村生产、生活等主题，整合乡村文化、生态、产业等要素，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引，搭建共享平台，将房屋、交通工具、农田等各类乡村资源中的闲置部分利用起来，充实特色美食、特色物产、特色休闲娱乐方式和民俗活动，并通过共享交易平台，使之成为私厨、民宿、农事体验、农产品异地购等消费者可以直接共享的产品，实现资源需求最大化匹配，达到乡村资源的集约分享和利用。居民和游客可在共享食堂、乡村礼堂、智慧运动场、联创公社、邻里广场、邻里盒子、创客空间和共享图书馆等共享空间从事各类活动，形成门随便进、活随便干、菜随便摘、钱随便给的状态，人人从共享中获得乐趣。
“现代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价值标准。中国的城镇化率越来越高，但中国不能没有乡村。中国乡村不但不会衰败，而且会越来越现代化。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是未来乡村建设现代化的内容。未来乡村建设价值的“现代化”，既包括“人”的现代化，也包括“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核心，是最活跃的因素，因此，提升人的素质、重塑人的精神与信仰、提振人的精气神，是未来乡村建设的核心；“产业”现代化是关键，只有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支撑的生产体系，以及多样化、组织化和市场化构建的经营体系，才能形成兴旺发达、绿色安全、优质高效、具有竞争力的乡村产业体系，为未来乡村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生活方式”现代化是基础，未来乡村展现的是一种文明健康高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频共振的生活方式，低级庸俗的落后生活方式将被完全抛弃；“生态环境”现代化是成色，未来乡村生态宜居，农田、林网等农业基础设施优越，水电路气房等生活设施便捷，村容村貌整齐干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治理”现代化是保障，未来乡村将以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要、善治为魂，治理井井有条、社会和谐有序。
（二）未来乡村建设的丰富场景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乡村的发展状况、区位条件、气候风土和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异，未来乡村建设不可能千篇一律。遵循自然规律和空间重构特点，未来乡村可以分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产业主导型和特色保护型”四种类型。依据差异化、特色型原则建设未来乡村，可以有效提升未来乡村的韵味和档次，形成辨识度高的乡村IP。
经过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农业作为短腿、农村作为短板、农民作为短链的基本状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实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两大战略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乡村，未来乡村是什么模样，仍然是人们关注和期待的焦点。学者从不同角度，设计了未来乡村建设的八大图景、九大场景或十大场景，建设一个“乡里、乡味、乡情、乡邻、乡业、乡教、乡健、乡谈”浓郁、“精神＋物质”“文化＋科技”“知识＋智慧”的集新财富生产、新业态创新于一身的美丽和谐乡村，是人们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背景下对未来乡村建设寄予的厚望和追求。
未来乡村是一个传统建筑与现代文明融合之地。村落建筑展现乡村的形象，建筑场景和空间布局决定着乡村的品位和风格。未来乡村建设，一要基于“中国”，故而“建筑场景”和“空间布局”需要赋予“中国传统”和“中国历史文化”；二要基于“乡村”，故要具有“乡土原生态”和“地方民居特色”；三要基于“人口聚居”，故要讲究“绿色智慧”和“温馨舒适”。未来乡村的现代文明和回归田园诗意的建筑场景，将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和“新乡贤”回乡返乡创业发展。
未来乡村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宜居之地。“天道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组成元素与建筑、田园、庭院风貌融合一体、和谐呼应，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林荫花草，村在景中，人在画中，充满了烟火气，成为未来乡村吸引人的生态场景。
未来乡村是一个“三产”融合、产业兴旺的支撑平台。产业发展是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产业兴旺成为乡村振兴的第一要求。未来乡村将成为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产村融合的支撑平台，形形色色的现代化农场、共享农庄、创意农业、文创产业、休闲旅游、数字经济，以及相关产品的加工、仓储、物流，在全球定位系统、智能温控及冷链流通、射频识别、物联网、全程可视化监控和信息反馈系统的控制下，实行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品牌化管理，摆脱低收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桎梏，成为技术密集型、绿色、高收益产业，农民也成为高知、高收入群体，以上共同构成未来乡村的产业场景。
未来乡村是一个现代文化和特色文化交融的体验场所。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不仅承载了中华文明，而且延续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未来乡村在建设现代文化、发展现代文化的同时，大力挖掘乡村民俗、农耕、节庆、名人、祖训家规等方面的优秀文化资源，摒弃大操大办、厚葬薄养、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打造乡土文化的“视觉系统”和沉浸式体验，将文化与人、生态、科技、文艺、工业、生活、历史等相嫁接，满足当代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实现“文化源在乡村”的“文化＋”新场景。
未来乡村是一个公共服务和治理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光纤网络、5G、免费Wi-Fi、人工智能等数字化设备覆盖未来乡村，并被嵌入各个领域。乡村教育、医疗、养老、救助帮扶、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都可以一网办理，居民可以实现少走路甚至不走路而满足自身需要，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乡村德治、政治、法治、自治、智治有机结合，保障了居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激发了每个人的主动参与意愿，大大提升了乡村治理效率，矛盾纠纷在萌芽状态得到及时解决，乡村安定祥和。
未来乡村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家园。开放包容、多元共存、具有活力是未来乡村的底色，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在未来的乡村中找到了合理的平衡点。诞生于乡村土壤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相辉映，转化为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既塑未来乡村之形，也铸未来乡村之魂，并滋养居民的精神家园。
（三）未来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
在价值坐标确定、场景构建完成的基础上，未来乡村建设的关键是如何创新建设模式与路径、如何用新方法破解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何通过乡村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如何发挥政府、社会、企业、农民各方积极性，协同推进未来乡村建设进程，将未来乡村建设得更人文、更科技、更美丽。浙江谋划并运作乡村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未来乡村建设的路子，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学习、可复制的样本。浙江未来乡村建设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方面。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科学配置资源，实现组团式发展。乡村地域分散，人口散居严重，单个乡村资源有限，产业布局、招商引资难以形成气候，不利于未来乡村的建设和打造。因此，根据资源禀赋和区位分布，通过撤村并村的方式，适当调整自然村规模，形成组团式、片区化发展，既能产生规模效应、范围效应，又能聚集人气，提升竞争力。当然，这种组团集成，不能简单地搞物理组合，而是要通过一体化规划、项目化运作、集成化示范、片区化共享，产生化学反应，既避免重复建设，又有利于打破行政藩篱。
规划运营无缝链接，寻求个性发展，实施品牌化经营。未来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按照传统的老模式，规划运营各不通气，形成两张皮，而是需要政府、集体和市场相互协调沟通，实现联动，政府以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主导规划，而乡村集体和市场则依据个性化差异化运作运营，规划建设和品牌化运营实现无缝链接，既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避免未来乡村建设的无序发展，又避免未来乡村建设因资金短缺出现烂尾。
供给需求无缝链接，科技赋能产业，形成数字化支撑。数据是发展未来乡村的核心资源和第一要素，数字化的目的是获取数据，进而实现数据运营，形成数字化场景，真正将物理乡村形而上为“未来乡村”。因此，数字资源成为未来乡村建设的支撑，要夯实未来乡村建设的数字基础，为未来乡村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生态筑基，将数字技术和应用贯穿未来乡村各领域，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设高质高效的未来乡村“数字小脑”，高质量培育未来乡村的新业态、新产业。数字赋能不仅助力农民种地、创业、日常生活和参与公共事务，而且将乡村特色优质核心资源和特色产品数字化，即时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反向指导“未来乡村建设”。数字化不仅通过平台将乡村的优质资源、特色产品推向世界，发展乡村休闲康养产业，打造旅游景点、民宿网红打卡点，吸引消费者，并提升其体验感，而且集应用、管理、服务于一体、纵横贯通数字化场景与乡村的特色应用场景，还可实现网上议事、邻里互助、好物共享等治理功能。
政策引领分类施策，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渐进式推进。未来乡村建设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必须具备系统思维，多元主体合力，协同渐进式推进。首先，发挥政府的“元治理”作用，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推进方案，实施政策引领；其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项目管理，优化项目实施流程；再次，发挥社会组织的咨询和绩效评估作用，提高未来乡村建设的阳光化和透明度；最后，完善农民参与机制，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引导农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总之，将群众之需和政府之能、市场之手、社会之眼有机结合，有效发挥政策举措组合拳在未来乡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为未来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创新责任落实、项目管理、农民参与、运行管护等推进机制，为乡村建设增添动力；优化项目实施流程，完善农民参与机制，分类施策，渐进式推进，真正将未来乡村建设成集“美丽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为一体、引领品质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现代韵味的乐园。（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8月上（微信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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